<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彭雪开</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瞗复攸㢑等狱簿》[1] (以下简称《狱簿》)，是一起审理攸令㢑案件的记录。审理案件，历时一年多。攸令㢑最后以秦律儋乏不斗罪，“当耐为鬼薪。”即在官方祭祀场所当差役。[2]然而，从《狱簿》中，揭示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的重要信息。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五年（前202）置攸县，属长沙国。自此后，国史、地方志、地名志，皆以此为据。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出土，从目前的整理、发表的文献看，其中《狱簿》一篇中，已有置“攸”县的明载。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从《狱簿》中得知，南郡卒史，审理攸令㢑上报朝廷的案件，是依御史大夫之令进行的。“南郡”，《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即指此，因方位得名。[3] 郡治，即楚纪南城。“卒史”，本秦官。《史记·陈涉世家》：“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汉书·兒宽》苏林注引臣瓉曰：“《汉注》卒史秩百石。”其地位略高于书佐，为秦、汉时小吏，有相当大的权力。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 、瞗 ，能够复审攸令㢑上报的案件，即属此类。“叚”同假。赵翼《陔余从考·卷二十六》：“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狱簿》记：在“脩(攸)守媱 ，丞魁”的统管下，“令史䦈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去“苍梧县”利乡平叛。这里的“守”当为县“守”。《里耶秦简》丁1(9)1正，也出现县“守”的记载，决非偶然，这表明秦时县令，有时亦称县“守”，可释为临时代理县令。[4]“令史”，《史记·项羽本纪》：“陈婴者，故东阳令史。” “史”，秦、汉时对县属吏的通称。秦县属“令史”，其职责涉及到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事务，权力较大。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苍梧，古地域名。《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海内经》有“仓吾” 、“苍梧”之载。过去学界多认为“洞廷”“苍梧”，并非郡名。但《里耶秦简》J1[16]5正面载：“(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简》文将苍梧、洞庭、内史、巴、南郡并列，当是秦郡无疑。另有一《简》文：三十四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徐少华先生由此考订后认为，秦苍梧郡，始置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江南地之后，其位置在今湖南湘水上中游地区。[5]</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在湖南《攸县地名源流考》一文中认定：攸县的设置，与楚、秦洞庭、苍梧、黔中、巫郡及长沙郡建制沿革，密切相关。战国早期楚吴起变法（前386— 前381 年），“南平百越”名相继设立南方郡、县。综合传世文献与《里耶秦简》考证：楚洞庭郡主体在资、沅、澧下游及今长沙、常德一带，治长沙；秦代北迁新武陵，后改称临沅(今常德市城区)；苍梧郡辖湘南永州、郴州，治所或为江华华夏屋地古城，后迁郴县(今郴州市城区)；黔中郡控沅水中上游湘西、黔东，初治黔城(今怀化洪江市古黔城)，后迁沅陵；巫郡辖川鄂渝黔交界，即三峡—清江流域，治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秦统一后调整郡域，为攸县早期建置奠定基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年）十至十一月，秦洞庭郡治遭楚人反抗，秦毁长沙古城，以楚长沙县置长沙郡。张春龙先生依《里耶秦简》“邮路”推定，秦己置长沙县。文选德先生《湖湘文化古今谈》认为：后因秦黔中郡域过大，不便管理，旋又分“湘川”(今湘江流域)地域，置长沙郡。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 《狱簿》中“苍梧县”，不能理解为苍梧郡苍梧县，而应为苍梧郡之县。一是《奏谳书》简181：“输巴县盐”，查《汉书·地理志》巴郡无巴县。唯巴郡朐忍县有“盐官”，故“输巴县盐”，应理解为“输巴郡之县盐”。“苍梧县”应亦作如是解。[1]110二是“苍梧县”应理解为“苍梧郡之县”之攸县，在“脩(攸)守媱……，丞魁”的统管下，“令史［镸左］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反盗多，益发与战”。断不会发生所谓“苍梧县反者”，“苍梧守竈、尉徒唯”令攸县令，前后3次前去平叛的事。假设苍梧郡，其时己置“苍梧县”，为何郡守叫攸县去其“利乡”平叛？《狱簿》中“苍梧县反者”，应读为“苍梧郡攸县利乡反”为是。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狱簿》中攸令㢑，先后出现28次(含文句中省略的)；“攸”，作为县级政区地名，先后出现7次(含文句中省略的)；“义”，作为县廷属吏令史，先后出现5次。《狱簿》涉及参与审理此案件的官吏有：盖庐、挚田、叚(假)、瞗、朔、益、㢑、义、灶、唯、氏、䦈、魁。由以上判识，秦置攸县，可以定论。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秦置攸县，始于何时？据《狱簿》所载内容，可以初步确定秦始皇二十六年。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一，《狱簿》言：“御史书以廿十七年二月王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秦历二月，当为夏历十一月，这说明“御史书” ，若按夏历，则为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已到达南郡守府。从攸令㢑上报案件，到南郡派卒史复审案件，至秦王政二十八年底九月二十三日结案，凡四百六十九日。可见，案件之复杂，结案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多。其案情是：令史䦈与义，发新黔首前往侦探，看到叛乱的太多，便又征发了一批新黔首前往参战。令史义战死后，攸县再一次征发了一批新黔首，前往缉捕叛乱者。这一次获得胜利。三次征发新黔首的名册，均由令史䦈保管。前两次参战战败的新黔首，按秦律应当拘捕，但他们的名册，都存放在同一个公文箱里。䦈逃跑后未抓获，没有人分辨出哪些是应当拘捕的新黔首名册。“屯卒［备］敬（警）”，卒皆遣散他处，发函逮捕，都未抓获。䦈，在好畤县（今陕西省乾县）另有他案被关押。以致案件复杂。依据以上判析，苍梧郡攸县利乡，发生叛乱事件，至少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前。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二，《狱簿》记：“今复之，㢑曰：初视事，苍梧守竈、尉徒唯谓㢑：“利乡反，新黔首往毄(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文中“初视事”，是攸令㢑，自述自己刚到攸县赴任，就亲手处理这件案子。“视”，《汉书·薛宣传》：“位次师安昌候，给事中，视尚书事。”“视事”，指居官治事 。“守”，当指郡守。《史记·陈涉世家》：“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这表明他是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之前到任的。㢑，具体什么时候赴攸县覆行“初视事”，籍贯何处？《狱簿》无载。他赴任前的准备工作，旅途行程，以及“初视事”时，到苍梧郡守那里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加上回攸县后的查询审狱，估计也得发上数月时间。</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 《狱簿》记：苍梧郡尉徒“唯谓㢑久矣，忘弗识。”“㢑，为攸令，失闻。㢑，别异，不与它令等。”“久矣” ，表明攸令㢑，到苍梧郡(其郡治已迁至今郴州市城区)守竈、尉徒唯那儿，了解案情，有较长时间了；也表明㢑是个有个性，且对案件审理，与其他县令考虑不同。依上述情况判识，他赴攸“初视事”的时间，至少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至三月之前。若按夏历，则为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之前。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三，苍梧郡攸县利乡叛乱，至少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狱簿》：“氏曰：刻（劾）下，与脩(攸)守媱 、丞魁治。”这说明攸县狱史氏，接到上级要求核实案件情况的文书之后，与攸守媱 、县丞魁，共同审理这一案件。在没有人分辨出哪些是应当拘捕的新黔首名册的情况下。《狱簿》：“南郡复吏乃以智（知）巧令脩(攸)诱召冣(聚)城中，谒（？）讯傅先后以别，捕毄（系）战北者。”从这则攸县狱史氏向南郡复审卒史的供述中，可以推定：攸县先后三次征发新黔首，前去利乡平叛，皆从攸县县治“城中”出发。这表明其时攸县县治，已有城邑。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秦攸县县治“城中”，位在何处？史无载。据考在今湖南攸县柏市镇中州古城村一带[6] (西汉武帝年间初，迁治今攸县网岭镇杨家洲)。然而，秦攸县令史䦈及义，率吏卒及新黔首，到攸县利乡平叛，先后三次，走陆路、水路或水陆路，每次往返，路途无论多远，皆费时不少。加上每次必要的战前动员、训练与物质筹备，以及与“群盗”行军作战等所费时间，应达数月之久。由此判识，攸县利乡发生叛乱，至少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攸县利乡，位于何处？无考。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四，《狱簿》中有“新黔首”，“所取荆新地，多群盗”的记载，也明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新黔首”在《狱簿》中先后出现18次。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7] 《说文》：“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这表明秦始皇二十六年，始有“黔首”之称。《狱簿》中反复出现“新黔首”之称谓，当指秦初定天下，平民便称“新黔首”，以适秦制。这就明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属苍梧郡。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 “所取荆新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荆王即楚王。秦始皇二十三年“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荆地。”荆地即楚地。《集解》引《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周宏伟先生考证后认为：青阳在今湖南省湘阴县北湘江边洞庭湖青山岛上。其实，青阳当属楚、秦长沙县地。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五，荆王献青阳以西为假，其真实意图，是发兵攻取楚故都郢，即秦南郡治。不料事泄，秦王发兵屠灭长沙古城、青阳城，虏荆王，定其地。但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二十五年，王剪遂定荆江南地。《正义》：“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里耶秦简》纪年，始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其时已列“洞庭”、“苍梧”郡名，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相吻合。因此之故，《狱簿》中“所取荆新地”，可理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大将王翦平定楚及江南地，秦于此域先后置会稽郡，苍梧郡、洞庭郡。次年秦“更名民曰‘黔首’”时，于苍梧郡内置攸、荼（今茶陵）、耒、郴等县。由此可知，秦始皇二十六年，攸县己经存在。 其六，《狱簿》所载其它内容，也从侧面证实：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攸县。《狱簿》有“灶、徒唯曰：教谓㢑 ……”之句。教，《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荀子·大略》：“以其教出毕行”。杨倞注：“教谓戒令”。《汉书·王尊传》：“出教告属县。”教，应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文书。“教谓㢑 ……”，当为苍梧郡守对攸令㢑的劝戒。《狱簿》又云：“唯谓㢑久矣，忘弗识。”实为一种上级责备下级的语气。因㢑，刚任攸县令；更重要的是秦苍梧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攸县为二十六年置，上下级关系未完全理顺，又并非旧故，故有此状。这从另一角度证实，秦始皇二十六年，己置攸县。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追究攸令㢑执法失当的案件，最终由南郡卒史朔、益来攸县复审，这可能是秦律，实行回避制度使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乞鞠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乞鞠。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汉初沿袭秦制，执法亦行回避制度。这与《汉书·刑法志》：高皇帝七年（前200），制诏御史的记载，是一致的。这说明秦朝某些重大案件的审理，已实行回避制度，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属地官员干扰。于是便有“南郡复吏到攸”，复审攸令㢑案件一事发生。</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参考文献</b>：</p><p class="ql-block">[1] 蔡万进.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78-180.</p><p class="ql-block">[2]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下[J] .文物：1995.(3).</p><p class="ql-block">[3]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0.</p><p class="ql-block">[4] 陈治国、农茜.从出土文献再释秦汉守官[J]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9</p><p class="ql-block">[5]徐少华.从出土文献析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的建置与地望[J] .考古，20 05:(11) .</p><p class="ql-block">[6]彭雪开.株洲古今地名渊流考释[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16.</p><p class="ql-block">[7] 司马迁.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7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