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三百年传说与七万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悲歌

佳人

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其鱼嘴将滚滚而来的岷江水一剖为二，分为内江与外江。两江沿各自的路径灌溉、孕育成都平原后，在彭山县境内汇合，随后日夜兼程，奔赴长江。

江口因地处两江交汇处而得名，明清时期始称“江口”。这里水陆交通繁盛：水路经岷江可直抵长江，陆路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历史上商贾往来频繁。

1646年8月，建立大西政权仅两年的张献忠为形势所迫，率十余万大军从成都九眼桥乘船顺江南下，决意出川入楚，重操流寇旧业。行至彭山江口，遭遇乐山人、南明将领杨展阻击。杨展用火攻引燃其船队，江面狭窄，大西船只拥堵、焚毁、沉没，大量珠宝随船沉入江底。张献忠率残部弃船登岸，仓皇逃回成都。

1975年8月，我高中毕业，到彭山县净皇公社联络茶场插队当知青。江口镇沿江是一条五里长街，是县城到茶场的必经之地。江水在两江汇合处变宽，河水裹着成都平原特有的泥土色，水流不急不缓，给人一种水深难测的感觉。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农民老乡讲起传说：河里有张献忠留下的金银财宝。当时我不以为然，付之一哂，只当是天方夜谭。

事实证明是我孤陋寡闻。其实，杨展在江口大败张献忠时，并不知道有财宝沉入江底。后来通过渔民在江中意外捞获的“零星东西”，他才推断出江底藏有大量财宝，于是迅速组织士兵打捞，“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杨展用这笔财富巩固了他在乐山等地的军阀统治。

清初，渔民仍在江中捞获零星金银珠宝。四川总督孙士毅曾两次上奏乾隆皇帝，共捞获银锭万两以上。道光与咸丰年间，官府也曾派人勘察，但因无法确定准确地点而中止。

民国时期，1939年，四川军阀范哈儿（范绍增）根据他人献上的张献忠藏宝图，专门成立“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望江楼附近拦截锦江寻找宝藏。他动用了金属探测器等先进设备，最终只挖到少量“大顺通宝”铜钱和石牛等物。

可见，三百年来直到民国，官府和民间时有寻找沉银的念头，也偶有所获，证明沉银确有其事。只是随着时间流逝，1949年后，人们渐渐认为江里的财宝不过是乡民口耳相传的老辈传说，“江口沉银”逐渐成了故事，很少有人再当真。

2005年，江口镇在岷江河道内修建引水工程时，施工队偶然挖出一段木鞘，内装7枚银锭；2011年，当地其他工程施工中又发现了“西王赏功”金银币和刻有大西年号的金册。这些发现为彻底破解历史之谜、印证“江口沉银”传说提供了关键线索。

与此同时，一些嗅觉灵敏的当地乡民在2011年至2014年间昼伏夜出，以专业“水鬼”方式夜潜挖掘，获得文物后倒卖，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官方终于如梦方醒，一面责成警方破案追缴，一面于2015年12月在彭山召开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实地查看遗址和文物后，基本确认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2016年，国家正式批准抢救性发掘方案，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考古队实施发掘。

考古队采用桥梁施工中的围堰排水法，使河床暴露于阳光下，将水下遗址转为陆地发掘。2017年至2023年，经过六次发掘，累计出水文物7.6万余件（套），彻底破解了流传三百多年的“江口沉银”秘密。

2018年6月，500件出水精品文物在全国文博界掀起热潮。2021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与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一同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在巨大的文化与商业价值驱动下，2020年9月，投资8亿多元的江口沉银博物馆在原址旁动工建设。经过五年多的施工，2026年4月，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建设动态。5月6日上午，五一假期后的第一天，我来到心念已久的博物馆参观。主建筑非常显眼，土红色的外立面与周边建筑颜色截然不同。这座由法国建筑师团队设计的建筑，外观模仿河床红砂岩肌理，将“沉银出水”的概念融入其中，令人印象深刻。

馆内共有三个展厅：第一展厅“水落银出”介绍遗址发掘过程；第二展厅“沉银解谜”是博物馆的重头戏，展示了出水文物中的7000件（套）精品；第三展厅“白银时代”展现白银货币化的历史知识。这些文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金银锭

镇馆之宝“长沙府”五十两金锭（“足金五十两”金锭）是目前馆内唯一的此类金锭，重约1805克，铸造于1621年，是长沙府上供王府的“岁供”黄金。这也是明代金锭中最大的锭形之一，存世稀少。

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要求各项赋税徭役统一用白银结算，正式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出水的财宝中以银锭数量最多，有大量明朝官银，其中珍贵的五十两大银锭多达上百枚，其他官银近600锭。要知道，明代一两白银可以买190公斤大米。值得一提的是，江口出水的明代银锭总数已超过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这些银锭上留有各地地名的铭文，可佐证张献忠起兵十多年间流窜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的罪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标有各地地名的官银

二、金银印玺与金册

博物馆共有四种镇馆之宝，其中金印占其二：“蜀世子宝”金印和“永昌大元帅”金印。

“蜀世子宝”是明代蜀王府历代世子传承的身份信物，其首任主人很可能是蜀王府的第一任世子朱悦熑。金印为龟形印钮、方形印台，边长约10厘米，厚约3厘米，含金量高达95%。按明代标准推算，完整时重近18斤。这是国内首次发现、明代六十多个藩王中唯一一枚世子金印实物，直接印证了明代藩王册封制度，是研究蜀王府历史及明末宗室体系的关键文物。

“永昌大元帅”金印为虎钮造型，印面以九叠篆阳刻“永昌大元帅印”六字，含金量95%，重约3.2千克。作为张献忠自封“永昌大元帅”时的印信，它是研究大西政权政治格局、张献忠与李自成势力关系的重要物证，也是全国现存明代农民军金印中等级最高、保存最完好的一件。

金册是明代宗室册封的法定凭证，象征着皇权的授予与认可。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金册涵盖亲王、世子、郡王、妃子等不同身份，为研究明代宗室制度、册封礼仪及政治等级提供了珍贵实物。最特别的是张献忠封嫔妃的金册，暴露了这位所谓农民领袖起义的目的之一——想过上三宫六院的荒淫生活。

↓蜀世子宝

↓永昌大元帅金印

↓金册

↓大西嫔妃昭华册封金册

三、金银币与铜币

“西王赏功”是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期间铸造的赏功钱币，始铸于大顺元年（1644年）的成都，由大西政权铸局铸造。该钱币属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主要用于奖励军功而非流通，材质为金、银两种，圆形方孔。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中，金质与银质“西王赏功”分别以230万元、55.2万元成交。而在沉船遗址考古发掘中，一次性出水了200余枚金银币，成为博物馆中数量最多的珍贵文物。

另有大量“大顺通宝”铜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流通货币。

↓西王赏功币

↓铜钱

四、金银首饰与器皿

博物馆展示的金银首饰有4500余件，包括工艺精细、彰显身份尊贵的金梁冠，图案精美、工艺精湛的金帽顶，大量风格简约、朴素实用的金戒指、金手镯，还有形态各异的金银装饰品——银簪、银镯、银扣、金银耳环、金银杯盘等。其中既有豪绅地主和贵族的奢华饰品，也有普通民众的日常银饰，展现了明代不同阶层的生活风貌。

↓金梁冠

↓金帽顶

↓金高足杯

↓金首饰

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制品，让这座博物馆无愧于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称号。然而馆方并不想止步于此，在让观众眼花缭乱、啧啧称奇的同时，还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这些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勾勒出明代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的立体面貌，让文物成为解读明王朝兴衰历程的实物密码。

王朝后期，经过两百多年时间，皇室与各地藩王宗族已从最初的“藩屏皇室”蜕变为一个规模庞大、寄生性极强的特权集团。其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共同构成了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病灶。为供养这些皇亲国戚，并应对外部战争和农民起义，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重对百姓的压榨。博物馆里展示的各地名目繁多的饷银，其赋税之重可见一斑。百姓不堪重负，其结果便是官逼民反，揭竿而起——于是有了李自成、张献忠，最终导致王朝覆灭。

然而，造反者夺取政权并不是为了建立公平的制度，而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追求权力无边、后宫三千。权力到手后，专制皇帝一方面过着荒淫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失去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能够有幸在皇位上终其一生，也无法避免自己的子孙在改朝换代时被灭门的命运。百万朱姓皇族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像宰猪一样屠戮殆尽。

朝代更迭频繁，社会不断洗牌，名门望族、士大夫们富贵不过三代，财富难以积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

而广大百姓在历史中不过是大生大灭、毫无生气的一堆数字。明末，在大西军、南明军和清军的反复拉锯中，四川人口从600万以上锐减至十来万人。大西军将士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透过金光灿灿的“西王赏功”金币，我们分明看到大西军兵士提着被砍下的成千上万川人血淋淋的手掌邀功请赏的画面，令人发指。

明王朝的兴亡史，就是中国古代秦以后两千余年专制皇帝统治的历史缩影——改朝换代，同样的戏码反复重演。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不断暴力篡位的僭政史，始终没有建立起法统秩序，未能找到统治的合法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原地打转，没有进步。黑格尔说，真正的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展开，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历史进步的帝国，变化只在表面，内核从古至今同一。

彭山古称武阳，公元前316年，蜀王杜芦在这里被秦军杀害，承接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代表的蚕丛鱼凫古蜀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就此灭亡。从此天府之国频繁沦为战乱之地，民不聊生。

博物馆二楼门外，是一个观景大平台，往下不远处，便是江口沉银的地方。如今岷江实施梯级开发，下游不远处建成了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使岷江水位提高了11米，沉银遗址已深深没入江水中，似乎在宣告不堪回首的旧时代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