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响】 半个世纪，那抹红色依旧鲜艳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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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个人相册

看到“敬队礼·红领巾”主题征文活动，很是感慨。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有过一段与别人不同的“少先队”记忆——我戴过红领巾，却不是少先队员。

我的童年与当今的孩子不同。那是一个革命口号满天飞的时代。1966年，我在云南思茅市前哨小学刚上学，文革就开始了。懵懂无知的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天，奶奶拿来一个红袖套让我戴上，说，从此你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了，就不怕被别人欺负了。那时红卫兵满大街都是，在路口截住人让背诵一段或几段《毛主席语录》，背不会就不让走，让人待在路边现学《毛主席语录》，直到背会才让走（有点像现在的交警对违规者教育一样，让人在旁学法规、受教育）。而戴上红卫兵袖套，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小将了，就不会为难你了。

奶奶坐在椅子上，领着弟妹和我。我在右边戴着红卫兵袖套。

很快，学校里闹革命，取消了少先队，变成了红小兵。再以后，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1968年10月，父亲他们部队换防，于是，我们全家又随部队搬迁到四川的内江市。我进了内江市第十三小学，没上三年级，直接上的四年级。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 ，一天，班主任陈昌元老师告诉我们，要恢复少先队了，但不叫少先队员，仍叫红小兵，因为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接着，在班上念了几个人的名字，有我。让参加下周一的入队仪式。

我很高兴，说明我表现不错，成为了第一批戴红领巾的“红小兵”。放学后，飞跑回家，奶奶、父母都为此感到高兴，鼓励我今后要好好表现，不要辜负了这“红小兵”的称号。

十三小学在一座小山顶上，过去曾是一座寺庙。以后，就借助寺庙的一些房子，再扩建了一些校舍，并建了一个篮球场。周一的第一节课后，全校师生都在操场场集合，举行了入队宣誓仪式。

数十个入队的孩子，站在整个学生队伍的前面，大队辅导员姓赵，梳着两根麻花辫，她喊口令，我们就跟着举起右手，拳头举过头顶。此时，现场安静极了，从未有过的庄严感油然而生，仿佛能听到心跳声。

然后宣誓。赵老师声音响亮，极有号召力，“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于是，我们跟着高喊，声音响彻云霄。由于太用力，有人还喊岔了。我记得旁边的李云安同学竟把“奋斗”喊成了“昏斗”，我差点笑出声来，但忍住了。

给我系红领巾的是一位女同学，叫什么已记不清了。她手有点凉，系的时候有点紧，我脖子被勒了一下。她系完说，好了。我低头看，三角形的红布边角有点卷。我用手轻轻把它抚平。那时候红领巾质量一般，棉布的，洗几次就掉色。

那些日子，我天天都戴着红领巾，好像过年一样快乐。即使红领巾洗的有些发白发毛了，也舍不得不戴。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梅家山烈士陵园扫墓。每个人用白纸做一朵花，我做的歪歪扭扭的。到了陵园，听讲内江烈士们的故事，具体事迹记不得了，只记得这里安放着5000多名英烈。回来写作文，我写了句“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红的”，陈昌元老师在班上念了，说写得好。其实那是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句话，我抄的。或许，我们那代人最初对信仰的感知，就是从这些半懂不懂的词句中，一点点生根发芽的。

老师的表扬很有魔力。我也好像突然长大了。

老师说，红小兵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要学雷锋叔叔，多做好事。于是，我特想证明自己是一个雷锋式的“红小兵”，每天放学后不回家，到附近的工厂、机关、街道上捡废品。那时，废品不多，一块牙膏皮、螺丝钉都难寻，捡起来特费劲。无废可捡，我就往垃圾堆里跑，去翻，只要是值点钱的，就什么都捡，有时候为了有所收获，能在垃圾堆里翻找半天。日积月累，我竟悄悄地捡了不少，卖了2块多钱，交给老师。陈老师又在班上表扬了我。我心里美滋滋的，回家讲给奶奶听，奶奶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说，我孙子有出息了。

那时不叫五年级三班，而叫五连三排。我们班有三分之二是戴着红领巾的红小兵。

初中是在内江市三中上的，我在初中37班（全民备战，还是像小学时的民兵体制），红领巾不戴了，改成了“红卫兵”。

高中时，不戴“红卫兵”了，加入了共青团。再以后，下乡当知青，到西藏当兵，复员进厂当翻砂工、车工、钳工、记者、总编、宣传部长……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那份稚嫩的初心，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后来的岁月。

前些年，我从太原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内江，参加同学会，顺便到十三小学的门口看了一下。变化太大了，它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正好放学，一群小孩子戴着红领巾边笑边闹地出来，红的还是那么红。

一样的红领巾，不一样的叫法。他们叫少先队员，而我们则叫红小兵。时代的风潮曾有过不同的叫法，但戴在胸前的那抹红，和那群举着拳头喊着誓言的孩子，穿越半个世纪，依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