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响】那年山间红领巾

无为

美篇号：2010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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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为

　　如今的六一，校校热闹非凡、花样百出。无论是盼孩子获奖的家长，还是想看孩子登台表演的人们，都会纷纷涌入学校。见到这般场景，但凡上了点年岁的人，都无比羡慕当下的孩子们，也难免会想起自己儿时过六一的模样。

　　我老家在川西高原峡谷，是一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高山羌寨。记忆中的学校，坐落在寨子中央，是一座有三间屋子的石木平房。斑驳的墙体有大面积的黄泥脱落，清风与阳光时常从裂缝悄悄地灌入室内。屋里有二十来张残缺的长条桌凳，两块掉漆的桦木黑板，一位代课老师、二三十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校门口有一根竖立的杉木长杆，顶端悬着一面五星红旗，前面一片没有围墙的泥地操场。

我读书的时候，全校一至三年级的学生，由一位代课老师教授。老师在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便自主预习或写作业。每个年级都设有一名小助手，协助老师管理学生。七十年代末的山区，大人都忙着挣工分养家，无暇顾及小娃娃的学习。教室门口挂着的一块破钢片，是上课发令的钟。每当“铛——铛——”的上课声响彻山坳，无论是在巷子里追逐、还是在坡上玩耍的孩子，都会箭一般射向学校。

　　每天清晨，学生到齐后，所有人都起立，站着齐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便开启一天的学习。代课老师是本寨子的人，年纪不过三十岁，瘦高过儿，皮肤偏黑，听说他初中都未读完。他对学生严格，只要犯错，轻则挨手板，重则罚站墙角一整天，我们都非常怕他。我们唱歌的时候，他爱舞动着教鞭助兴。僵硬的动作，眯缝着的小眼、摇头晃脑的模样，既夸张又滑稽，可没有学生敢笑出声。

学校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并不多，大概只在每学期开学、六一儿童节和国庆节进行。其中，最隆重的便是六一庆典，我对自己入队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时的六一，没有横幅彩旗，没有广播锣鼓，没有节目游戏，一切都非常简单质朴。

六一的前两天，我找出一套补丁最少的衣裤，缠着姐姐帮忙洗净折放叠放着。六一当天清晨，我穿上干净的旧衣裤。用力多洗了几把脸，再像哥哥一样，把蓬乱的头发用水打湿，拿木梳使劲梳顺，然后兴冲冲地往学校跑。

　　等我到学校，见老师和不少同学已经到了。大家按照安排，都为今天的庆祝活动忙碌。有人降下旗杆上的旧国旗，老师拿出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换上。有人搬两张长条桌，分别摆放在旗杆两侧。一张桌上放着一摞作业本和铅笔，另一张桌上摆着一沓红领巾和一袋糖果。望着那耀眼的红领巾，我心中暗自揣测哪一条会属于自己。几个三年级的同学合力取下一张黑板，搬到操场，老师用粉笔工整写下入队誓词。

金色的阳光从山尖洒下来，约莫九点过了。老师便召集学生，按年级列队，大家笔直地站在旗杆前方。寨里的人都忙着做农活，无暇前来凑热闹。只有十几位年迈、无法下地劳动的爷爷奶奶，还有一群没入学的娃娃，他们怯生生地站在操场边看我们。

　　两名三年级的哥哥，按老师的吩咐站在旗杆旁边， 一人护旗、一人准备拉绳。他俩站得笔直，一脸严肃，让我十分羡慕，总想自己站在那里的威风模样。随着老师一声“立正”，所有同学都来了精神，庄严地举起了右手，静静地站着。老师起音：“起来。”我们全体学生齐声跟唱，稚嫩的歌声骤然打破山谷的宁静，五星红旗顺着杉木长杆缓缓上升。蓝天白云映衬着连绵群山，我们伫立在被玉米地环绕的黄泥操场上，看着鲜艳的红旗随风飘扬，心底涌动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炽热与自豪。

紧接着，庄严的入队仪式正式开始。被叫到名字的新队员，快步走到旗杆前方。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心儿几乎跳出胸膛，来不及应声，便飞跑上前。新入队的同学整齐排成一排，由三年级的学长为我们佩戴红领巾。为我系红领巾的是墩子哥，急得满头冒汗，慌乱间没能打好活结，最后系成了一个死结。戴好红领巾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举起右手，一字一句地庄严宣誓。宣誓尾声，不少同学脱口喊出了老师的名字，惹得全场一阵轻笑，随后大家又纷纷纠正过来，重新喊出自己的名字。

成绩优异的同学依次上前领奖，奖品是两本作业本或两支铅笔。仪式最后，每位同学都分到几颗水果糖，整场六一庆祝活动就此落幕。仪式结束后，新晋少先队员和拿到奖品的同学，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更有人故意在人前显摆。那几日，除了夜间睡觉，我整日戴着红领巾，一直舍不得取下来片刻。

　　时至今日，每逢六一，我都会想起儿时入队的场景。时代更迭，那时的物资条件与现今天差地别，但一代代孩童心底，从末改变的是那份向阳的初心。我们每一个懵懂的心中，都装着一抺红色梦想，渴望逐光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