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响】红领巾飘扬的年代，‍

暗香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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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AI制作

童年最难忘的回忆是与少先队联系在一起的。那是1964年，我上小学，学校是毗邻海边的青岛市朝城路小学。按现在轮学区的话，那是青岛市比较著名的一所学校。

一年级学生还不到加入少先队的年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队干部们臂上戴着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在校园内外跑来跑去。教室后面有一片陡坡，课外活动时间常有号手在那里练习吹号：“嘀嘀哒嘀哒，嘀哒哒嘀嘀哒”；激越的队鼓则“咚波拉咚咚，咚波拉咚咚，咚波拉咚咚咚！”地敲响，令我无比向往。

入学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红领巾大队辅导员组织大队委员们去大港参观军舰，我作为一年级的学生代表是唯一一个还没有系上红领巾的人。我们穿着少先队的统一服装：白衬衫蓝裤子，从市区徒步走到大港码头，登上停泊在那里的军舰，那天参观者很多，舰上的水兵叔叔领着我们四处参观，介绍这艘前身曾是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军舰来历。在前甲板的炮台前，两位水兵还商议：要不要放一炮给我们看看时，我当时怕响声紧张的不行，好在放炮的建议没有被批准，我也避免了当众因胆小出丑。那天即兴奋又疲惫，中午回家后外婆让我上街去打瓶酱油，回来上楼梯时不知怎么瓶子从手中滑落，摔得粉碎，自己的胳膊肘子也被碎片扎了一道口子，伤疤直到多年后才慢慢消失。

　　一年级学年结束后，我算数语文都考了100分，想到二年级就可以加入少先队了，心潮澎湃之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对未来的憧憬。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地写上地址：“寄：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收”下面留下学校的地址。这封信投进邮筒后以地址不详为由退回了学校，一时间我居住的街道都有人在传：“朝城路小学有个小学生给毛主席写信呢”，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升入二年级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少先队，还当选为中队长。

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队歌、队旗、队号、队鼓是仪式，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鲜血染红的，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少先队员的举手礼表示“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校是一个大队，每个班级是一个中队，班级中的四个小组是小队。

自从加入少先队之后，课余时间我们经常以小队为单位开展活动，做好事。在校内是打扫操场、清理垃圾、给小树苗浇水，夏天拿着苍蝇拍和玻璃罐头瓶到处打苍蝇，除四害，将苍蝇尸体收集在玻璃瓶中，集中起来数战果。在校外则是帮助拉地排车的伯伯推车、扶小脚老奶奶过马路、帮带小孩的阿姨提东西。每周各小队长要汇报各队的好人好事，于是我手里的那本中队日志上记满了张三李四的这些“功绩”。

　　我们第一次中队会是以纪念当时著名的少年英雄张高谦为主题的，那是一次庄严肃穆的会议，整个 过程完整演练了少先队的组织仪式。

会议开始前四个小队列队整齐，我站在讲台位置面向全场。各小队长依次出列向我行礼后报告：“报告中队长，本小队应到12人，实到12人，报告完毕！”我则庄重回礼后说一句：“接受你的报告！”周围围观者很多，我心里暗自紧张，在各小队长报告时边回复边在心里暗自数算着人数，当四个小队长报告完毕，轮到我向前几步面向班主任老师敬礼：“报告中队辅导员，本中队应到54人，实到48人。一切准备完毕，请您准许我们开会！”在辅导员回礼说：“可以开会！”后，嘹亮的队号吹起前奏，队鼓敲出了激越的节奏，全场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会议正式开始，中队辅导员讲述少年英雄张高谦的事迹，那个十四岁的少年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羔如何与偷羊贼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全体队员低头默哀三分钟，期间出了差错，班里的调皮男生关育力在一片静默中突然“扑哧”一声笑出来。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时认为，他当时可能真的不理解默哀是表示什么，这要是发生在“文革”中那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了，当时辅导员只是呵斥了一声就算了。接下来几位队员代表上台发言表决心，中队辅导员做大会总结。全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会进行最后一项是呼号，我举拳领诵：“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全场回应：“时刻准备着！”，中队会议顺利结束。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红领巾不戴了，少先队活动取消了，臂上的两道杠被红袖章取代了，这次中队会也就成了童年时代的遥远记忆。

但是理想的种子一旦播下是会生根发芽的，小树苗经历风雨后长大变壮，从少年儿童人人加入的少先队，到优秀进步青年加入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到加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过去了，理想信念一直都在，在“为了理想勇敢前进，为理想勇敢前进前进！”旋律的鼓舞下，我时常怀念当年我们中队的那些少先队员们，你们大家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