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银杏沱

老爷子

银杏沱码头，如今蓝白相间的渡轮静静泊在石砌岸旁，甲板上堆着待运的货物，卡车缓缓驶近，车轮碾过碎石，低沉而笃定。远山如黛，天光澄澈，江水虽浊，却将云影山色悉数揽入怀中，悠悠东去。这崭新码头，是三峡蓄水后拔地而起的银杏沱——宽整、有序、奔忙，俨然坝上库首最繁忙的翻坝物流枢纽。可我每每伫立于此，眼前浮现的，却不是这钢筋与钢缆交织的现代图景，而是六十年代初的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在茅坪税务所工作时，下乡收税经常路过或小住的银杏沱：江畔渡口人声喧闹，对岸太平溪炊烟袅袅；那条青石小路被无数脚板磨得温润发亮，草茎自石缝间探出，在风里簌簌轻响；那座低矮的崔家旅社，木门吱呀，灶膛柴火噼啪作响，一碗热汤面端上桌，油星浮在汤面，热气直扑眉睫；住一宿两角，吃一餐二毛五，还得搭上半斤粮票；渡口边老农卷着裤腿，扁担斜倚肩头，烟锅明明灭灭，像一粒不肯熄灭的星火；濑洞滩上渔网垂悬竹竿，水珠滴答，仿佛时光在静默中一粒粒数着秒……

银杏沱早已不是从前的银杏沱了。老镇沉入碧波之下，连同那棵传说中三人合抱的古银杏，连同供销社玻璃柜里泛光的玻璃糖纸、铁皮铅笔盒、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全都沉得悄无声息。可人记得。我记得沿江大队李书记蹲在晒场边，烟袋锅点着地，教我哪块坡地种苞谷最稳当；记得群联大队付书记立于曲溪口，等我一道走村入户收税；记得群建大队民兵连长尤庆桐挑着杀猪家什，怕我揣着几千元税款不安全，硬是送我一路到茅坪；还记得望作林、韩永元、杜开余、杜开序这些农民兄弟，陪我睡硬板床，陪我翻山越岭，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温热如昨。

如今码头上起落的，是集装箱、钢材、成吨的柑橘与磷矿；而我当年收的，是几角几分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那是农民伯伯从汗珠里挤出的忠诚，从犁沟里捧出的担当！

山没变，水变了；路没变，走的人变了；码头没变，泊的船变了。可有些东西沉不下去——比如江风里那一声清亮的“专管员来啦”，比如旅社窗台上那盆指甲花，年年开得泼辣旺相；比如银杏沱人说话时眼里那点不卑不亢的亮光。它们未曾随水退去，反而在记忆深处越泡越亮，如深水之卵石，被岁月反复冲刷，终成温润、结实、带着体温的印记。

我常想，所谓乡愁，未必是回不去的故土，而是你一闭眼，便听见那条青石小路上自己的脚步声——不急，不重，却踏踏实实，踩在六十年光阴的脊背上，一声一声，清晰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