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两桩桃色旧事，罗帅临终前吐露：表面是男女作风问题，真相恰恰是制度无法约束人性的溃堤

八一⭐老黑

罗荣桓（后排右四）

罗荣桓（右二）



八路军115师两桩桃色旧事，罗荣桓临终前向战友吐露：表面是男女作风问题，其实真相恰恰是制度无法约束人性的溃堤

1939年到1940年，八路军115师摊上两件事。

一个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拿枪对着自己脑袋扣了扳机；一个支队政治部主任，拿刀把一个女干部砍死在地上，后来干脆投了日本人。

两件事都挂着“桃色”的标签。老百姓说起来，就是男女那点事。可搁在战争年代，搁在高级干部身上，事儿就不是事儿了，是窟窿。一个把自己脑袋送了，一个把祖宗脸丢尽了，硬生生把私人感情的窟窿，捅成了根据地的大窟窿。

罗荣桓后来在桃峪会议上挨了批。两件事都发生在他眼皮底下，一个惨死，一个变节，搁在同一个师、同一年里，重得他扛不住。

配图为剧照



黄励死的那天，是1940年1月13日。

驻地没多少人在场。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拿出配枪，对准太阳穴。枪响的时候，院子里有人听见了，跑过去推开门，人已经倒在地上，血从脑袋底下洇开，洇到青砖地面上。

一个师级干部，没死在日本人枪下，没死在反围剿战场，却死在自家炕头上。这种死法，比战死还刺眼。

消息报到罗荣桓那里，他愣了好一会儿。调来保卫部长苏静，交代去查。

前前后后翻查走访，结论写进报告里——个人作风没处理好，对斗争前景悲观失望，走极端。排除了政治迫害，排除了他杀。

也就是说，他是自己不想活了。

黄励这个人，本来是有本钱的。1908年生在福建长汀，1929年红四军头一回入闽他就报了名，跟着队伍走了，紧接着入了党。中央苏区时期，从红一军团政治部管理科长，干到随营学校政委。

115师到山东后，成立了东进支队，黄励和其他人一起带领东进支队打了不少的胜仗。1939年，鲁西地区以115师为主成立了一个军政委员会，罗荣桓是书记，而黄励在其中排行第四。

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如果黄励能坚持到新中国建立，最起码也应该是上将军衔吧，那么他咋就“想不开”？

五次反围剿都熬过来了，艰难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了。由于工作出色，还给毛主席当过秘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革命。

黄励自杀后，毛主席、罗荣桓深感惋惜，也感到痛心和气愤，在我军因为谈女朋友谈到自杀的可就这么一个人。死得如此之轻率，真让人感慨。

毛主席



抗战一打响，他随115师挺进山东。1939年3月，坐上了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的位置，当时政治部主任陈士榘一直没有到任，工作实际上是黄励一直在负责。按照这个起跑线，往后做到什么位置都说得过去。

115师是八路军的主力师，看看人员配置大家就知道有多豪华，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政训处主任是罗荣桓，这几人可全都是开国元帅。

偏偏感情这件事，最不讲资历。

115师政治部驻在抱犊崮一带的时候，从北平撤下来一批女学生，分到政治部工作。黄励瞧上了其中一个。

他写信。托人捎话。找机会照面。三番五次往跟前凑。姑娘那头一直没有松口。

这种事，换个心宽点的人，过几个月也就翻篇了。可黄励不是这路人。工作上他能扎进去拔不出来，感情上他也一样拐不过弯。越憋越闷，越闷越钻牛角尖。

更要命的是，他的位置离湖西根据地的那场“肃托”风暴太近。在此，先说一下“肃托”和王须仁 。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做托派而遭到杀害。

在中国彼时，众多干部乃至不少“肃托”运动的领导者实际上并不深知“托洛茨基派”一词的真谛。

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康生《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小册子的影响，将“托派”一词等同于“汉奸”，或是将其与十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等概念相混淆。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动起手来相当狠辣。

中共山东分局的首长们



就在1939年8月间，湖西根据地突然爆发了“肃托”，而始作俑者却是一位叫做王须仁的干部。

当时王须仁担任湖边地委组织部长，他诬陷湖边干部学校的教师魏定远是“托匪”，然后下令将他抓了起来，施以酷刑，魏定远无法忍受酷刑，于是写了一份所谓的“托派”名单，自此，湖西的“肃托”运动真正爆发。

据后来查实，魏定远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托派”，而王须仁却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他在抗战前曾经被俘自首，后来不知怎么就混进了湖边抗日义勇队第二纵队，在政治部担任军法官，但是由于喜欢搞刑讯逼供这一套，政委郭影秋便将他任命为湖边地委组织部长。

话说王须仁将“托派”名单交给王凤鸣之后，得到了王凤鸣的支持。此后，王须仁、王凤鸣又找到了中共苏鲁豫党委书记白子明，表示将要在根据地进行“肃托”，苏鲁豫党委书记白子明在“二王”的挟持下，被迫同意。

王凤鸣、王须仁拿着那份“托派”名单，在湖西根据地大肆抓人，进行刑讯逼供，然后再抓人，如此循环，“托派”越来越多。一大批优秀干部被捕入狱，包括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部长张如、社会部部长赵万庆等一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

八路军115师首长们



1939年秋冬之交，王凤鸣、王须仁在湖西大抓大杀的消息一份份递到师部。

“托派”两个字底下，是一批批被刑讯、被枪毙的干部。名单里有不少是黄励一起走过长征的老熟人。

一个搞政工的看着自己人被自己人当托派砍头，那种心理冲击，不是几句“经得起考验”能扛过去的。失恋的闷气压在底下，杀戮的影像砸在上头，他这根弦已经绷到了极限。

枪响的那一刻，弦断了。

师政治部副主任这个层级，一举一动盯着的眼睛多了。他这一死，对部队作风的杀伤力比丢一仗还狠。直接影响是政治部一摊子活全压到罗荣桓肩上，直到当年9月萧华到任才稍稍缓过劲来。

后来，在桃峪会议上，朱瑞点名把这事拎出来批评。黄励这桩“桃色”案就成了115师作风建设里被反复念叨的反面教材，连带着罗荣桓的领导责任也跟着挨了板子。

黄励这事，好歹是性格脆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伤的是个人和组织的脸面。

可同一时段、同一个师里冒出来的另一桩“桃色”，性质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王凤鸣干的那些事，搁哪个时代翻出来都让人牙痒痒。

常俊亭



王凤鸣早年，其实也是一块好材料。十几岁参加红军，给罗荣桓当过警卫员。长征路上脚趾头被打飞了，还咬牙跟上队伍，到陕北还没满二十岁就提到了团级。

开国少将萧锋回忆这个人，用的词是机灵、能说、有文化，上头的人喜欢。

这几条搁一块儿，活脱脱一个少年得志、根正苗红的样板干部。

1939年，他随115师苏鲁豫支队进微山湖西，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外加湖西军政委员会主任的衔。那一片儿党政军一把抓。

二十出头的人，手底下握着兵权、印把子、生杀大权，外头又没有象样的制约。这种局面对成年人都是考验，何况是个心气浮、脾气大、刚尝到权力滋味的年轻人。

王凤鸣身上原本就有的那点骄横、那点容不得人，被这份不受约束的权力放大成了好几倍。底下人不敢吭声，上头人远水不解近渴。一个带着小军阀作派的苗子，就这么在湖西扎下了根，旁人想拔都拔不动。

导火索是个叫常俊亭的姑娘。

安徽宿县人，1918年生。九一八那年她十三岁，就立了报国的志向。1936年凤阳师范毕业，挂着小学教师的名头做地下工作。1938年进了宿东抗日游击队，入了党。

1939年坐上湖边地委妇女部长的位置，那年她二十一岁。这是一个有文化、有信念、有担当的年轻女干部，搁哪儿都是顶呱呱的人才。

王凤鸣第一次见着她，眼睛就挪不开了。

他借着开会、检查工作的由头一趟趟往湖边地委跑。送东西，写条子，话里话外都是那点意思。

常俊亭把话挑得很明白：国难当头，个人婚姻先放一边。

罗荣桓



换成有底气的男人，碰个软钉子也就退了。可王凤鸣这种人，受不了的不是被拒绝本身，而是被一个女干部当众落了面子。

求爱不成的窝火，在他心里转着转着，就拐到了一条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路上——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

正巧这时候，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干部学校生事。

沛县那批学员不愿留湖西工作，王须仁抓住“同乡会”三个字大做文章，先打出第一批“托派”名单。他一个搞地方的，调不动枪杆子，心里很清楚得找个手握兵权又不讲规矩的合作者。

王凤鸣这边正憋着一肚子邪火没地方撒。

俩人一对眼，立马焊在了一块儿。

第四大队的武装就此交给王须仁随便调动。“肃托”这台车彻底没有了刹车。

常俊亭、王文彬、张如、史为功、魏定远、赵万庆，这一批人全被扣上托派帽子下了大狱。

1939年9月15日，谷亭镇搞了一场公审大会。会后，王凤鸣亲自带队，把常俊亭等七十九个人押到东门外排成排。

枪决。

最让人脊梁发凉的是，他不放心刀下还活着的常俊亭，亲自抄起大刀，把这位他热烈追求过的姑娘活活地砍死在地上。

这一刀劈下去，是把一个红军老干部的人皮，整张整张地撕了下来。

血腥气一旦闻上瘾，就刹不住车。“肃托”的火头从地方烧到了部队。

梁兴初



时任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曾经几次公开顶撞过王凤鸣，反对滥杀。王凤鸣反手就给梁兴初安了个“勾结徐州日寇”的罪名关押起来。

支队长彭明治赶过去要人，差点连自己都搭进去。脱身之后，立刻发电报往师部告急。

郭仙、孔真、金彩凤三个女干部被抓去逼供，逼迫她们承认搞“美人计”陷害梁兴初。

短短一个多月，三百多干部被杀害，五六百人受过大刑。湖西革命根据地的天都黑了。

罗荣桓接到电报，带着一营人连夜从山东抱犊崮赶往湖西。

到了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叫停肃托，把所有关押的人放出来。这个处置干净利索，挽住了根据地不至于彻底崩盘。

难办的是怎么处理王凤鸣本人。

罗荣桓念着他是长征过来的老底子、年纪轻、又当过自己的警卫员，心想兴许是被王须仁挑唆利用了，没把他直接送军法处审，改任686团团长，算是降级使用、留观后效。

这个心软，后来证明绝对是一个大错误。错误得罗帅自己一辈子后悔。

王凤鸣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三百多条人命压着，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配图为剧照

但王凤鸣害怕处罚，1942年某个夜里，他从师部驻地溜了，跑到80里外的赣榆县城，投靠日伪，当了汉奸。

王凤鸣投敌后，通过青帮关系，联系上马干卿，化名“杨步仁”加入日本海州宪兵队，认贼作父，被任命为别动队司令。他纠集了五个大队，1200多人，驻扎在赣榆董马庄。正经八百的当了铁杆汉奸。

他利用日本人给的权力，为非作歹，抢老百姓东西。更恶心的是，他拿着对八路军内部运作的熟门熟路，还用酒肉金钱诱惑策反八路军115师人员。有些人没扛住，一下子拉走三十多号人投伪，王凤鸣还吹嘘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个能力出众的八路军干部，亲手把自己变成了民族败类。这条路是他一步步选出来的。

罗荣桓听到这些，气得吃不下饭，下令铲除他。1941年，日军对海陵县根据地蚕食，王凤鸣的部队被当炮灰推在前头，因为敌强我弱，加上一些土匪地主叛变，好多根据地丢了。

秋天天气冷，八路军给养困难，王凤鸣还继续蚕食，威胁115师部。罗荣桓布置反蚕食。1942年，115师教导二旅曾国华、符竹庭部南插陇海铁路，对王凤鸣的别动队下了狠手，连拔16处据点，把他这支队伍打得稀烂。

拔除据点，也抓了不少汉奸，但王凤鸣滑溜，靠着红军游击战老本钱又溜了。几次都没有逮住。

配图为剧照



1943年到1944年，王凤鸣死灰复染，在赣榆周边维持治安，设卡检查，派人潜入根据地散发传单，继续诱降。1945年，日本投降，王凤鸣没了靠山，慌了，加入郝鹏举的新编第六路军。

1946年1月，郝鹏举在台儿庄起义，王凤鸣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起义也难逃惩罚，就脱离队伍，自立门户，结果意外得了蒋介石的褒奖，当了国民党军官。解放战争时，他率部进攻赣榆县解放区，水陆并进，攻下兴海和城关两区沿海村庄。

解放军海滨一团反击，打死他部12人，俘虏90人，缴获不少武器。王凤鸣见势头不对，又逃了。1947年，他在苏北游击，部队缩水。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一说他被黄百韬收编，在战场上被击毙；另一说他随国民党逃出大陆，在外地过完余生。反正无论哪种，他都没被正式抓到审判。

他的结局，史料里头有三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1948年底淮海战役，他被黄百韬收编了，在双堆集外围让炮弹掀翻了，战场上被击毙。一种讲他跟着国民党黄百韬残部突围，七拐八绕逃去了台湾，过完了余生。

另外一种结局就比较魔幻了，说他在1948年底察觉到国民党政府日薄西山即将败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退出国民党军，带着贪污得来的一大笔钱跑到上海买下了几栋楼，当起了逍遥自在的“寓公”。

建国后，王凤鸣的大楼被上海市政府没收，而他本人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就此平淡度过了后半生。大概在1969年前后，王凤鸣因肺病悄然离世，遗体不知所踪。

罗荣桓到死都没有能亲手了结这个叛徒。据说，这件憾事压在他心里压了一辈子，怎么也搁不下。

配图为剧照



今天回头再看这两桩“桃色”案，不能光当奇闻看。

它戳出来的，是一支高速扩张的军队在干部教育和监督机制上的硬伤。手里突然多了枪、多了权、多了女干部女学生这种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可干部的心性修养、组织的约束力却跟不上趟。

现今，中美博弈正胶着，台湾当局以为有外部势力撑腰小动作不断，对手对解放军官兵的渗透从没停过——王凤鸣式的人物当年怎么被日本人收编的，这本账今天读起来还是热的。

所以，这两件挂着“桃色”标签的旧事，骨子里压根不是男女问题。

黄励那一枪，打的是性格的脆和制度的空。

王凤鸣那一刀刀，砍的是私欲的毒和权力的横。

一个高级军官把自己结果在感情死胡同里，一个高级军官把民族大义卖给了求而不得的怨气。两条路殊途同归，都把“高级军官”这四个字踩进了泥里。

八十多年过去，115师这两桩“桃色事件”摆在那儿，照的是当年，警示的是今天每一个穿军装的人。

罗荣桓



声明：

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请理性阅读。

图片来源于网络和老黑图片库，如涉及版权或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删除或作出更改。

参考资料：

1、《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八路军115师征战实录》（李文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3、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4、《湖西“肃托”事件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5、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6、百度百科-王凤鸣、王须仁和湖西根据地肃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