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八十八回 ‍笼里犹闻飞鸟叹 灯前却得好师扶

风雅一笑

大二第一学期，课程安排并不算多，但每周有两门主课，都是六课时：一门哲学，一门中国共产党党史。哲学课教材用的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书在当时几乎属于“标准配件”，也像某种思想训练的入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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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南大把大一借给周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恩选集》拿回来了，心想：该学的要学，该记的要记，至于在脑子里最后信多少，全看老师自己信多少，再加上他的教学的水平。

新开的哲学课第一节，老师先打招呼说要提问。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也不知为什么，以往每开新课，老师都十分“巧合”地先叫我回答问题。那天我心里还在犯嘀咕：今天不会又叫到我吧？结果，不偏不倚，果然又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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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原因大约并不神秘：我的学号178012，排得靠前；姓名又是两个谁都认识的常用汉字，老师看着顺眼，点着省事。课堂上的“命运”，有时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必然性，不过是点名册上的便利性。

哲学课堂记录（喜欢写空心字）

提问并不复杂：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哪两个方面？为什么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用最简洁的话做了回答，老师还比较满意。这三问，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时，也问过成百上千遍，从高中生到研究生，一路问下来，仿佛成了哲学教学里的“灵魂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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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门学问说深可深，说浅也可以很浅；浅到最后，往往只剩几个定义让人背，深到尽头，才会逼人去追问“人到底如何认识世界，世界又如何束缚人”。遗憾的是，课堂上多数时候只来得及讲前一层，后一层则常常留给学生自己去想，或者干脆不多想。

后面老师提问的三个问题，三个被提问的同学一个都没有答出来。大约是刚开学不久，大家的心还没完全从假期和散漫里收回来。更现实的原因是，哲学原理这门课，听上去高大，学起来枯燥，既不像文学那样有情趣，也不像历史那样有故事。

形式逻辑课程笔记

下课后，顾文虎深有体会地说：“真像一只在天空中飞惯了的小鸟，一下子被关在笼子里。”这话说得很形象。年轻人的心，本来就不太适合长时间规规矩矩地摁在板凳上。尤其是经过一个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之后，许多人表面上回到了课堂，精神上却未必立刻适应这种按部就班。笼子就算漆得再好，鸟总还是知道自己原来会飞。

因为哲学课讲的是原理，大家平时不太上心，而且一上午连上三节课，实在难熬。很多同学并不怎么感兴趣，都是到了临近考试才开始认真复习。偏偏临考试前，学校又决定把原先“考查”的课程改为“考试”（主课应该是考试），同学们一下子就更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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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考试的恐惧，大半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那张卷子总爱摆出一副“我代表标准答案”的姿态。你若答得不合它的胃口，纵有几分思考，也未必得分。久而久之，许多人学会的就不是求知，而是揣摩。

1980年1月23日，哲学考试前两天晚上，我们三组都在宿舍里认真复习。辅导员李彦墅老师来到宿舍，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太紧张，复习也不要面面俱到；老师在课堂上讲是要全面领会，但复习要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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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着他的话赶紧问：哪些是重点？李老师便提示说，比如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对党的认识进行分析，等等。后来考试过后才知道，题目基本没有超出他提示的范围。

李晏墅老师“雨前送伞”

这件事让我一直记得。作为辅导员，李老师那天晚上显然是特意来给大家“雨前送伞”的，而且肯定不只去了我们一个宿舍。辅导员在大学未必显赫，但懂得学生的难处，知道何时该托一把、扶一下，这种善意往往比几堂大道理更能留在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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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若只是板着脸考问，那不过是管理；教育若还愿意替学生分担一点焦虑，才算有了人的温度。

学生学得辛苦，老师教得辛苦，最后都在一张纸上相逢。至于哲学原本该培养的怀疑精神、批判能力和独立思考，能留下多少，就只好看个人造化了。不对，更准确地说，是看各人的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