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响】一位白发老人的少先队礼

周永跃

一、第一次系红领巾 1965年，我七岁。 记得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上海市东湖路小学（徐汇区延庆路11弄1号）的操场上，队旗在微风中哗哗作响。当老师将那条鲜红的领巾系在我脖子上时，我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那天我们沈老师说了，"你们要记住：红旗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从此，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进了一个七岁孩子的心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胸前的那一抹红，鲜艳得耀眼；队徽上的火炬，像一团燃烧的火，烙在了我心里。我们排着队，在队旗下举起右手，稚嫩的声音汇成洪流："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那一刻，阳光、操场、微风，还有身边同样涨红了脸的小伙伴们，构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我脑海中浮想联翩，我为什么不早点出生，早点出生我们也会像革命先辈们一样奋勇杀敌，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而建功立业。感叹之余，我又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好时代"——老一辈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我们则要接过先辈的光荣传统，去亲手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乃至要解放全人类。 那时的我，真的相信。 周立顺摄二、幼儿园里的"党" 我出生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我名字中的"跃"就是那个年代的红色烙印。父亲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工作，我从小就在部队大院长大。五岁，我住进了部队的封闭式子弟幼儿园（今天虹桥路的云峰宾馆）。那是住宿制的，每周日回家一天。小小的我们除了要接受社会幼儿日常教育外，还要接受军事化训练。 深深记得，妈妈第一天送我去的情景，当她办理完手续后，领着我进入宽敞明亮的教室时，我不顾她和老师的交接，一股脑地奔向一位正在搭积木的小朋友和他"较劲"——我搭上去一块，他就拿下一块，他搭上去一块，我也拿下来一块，我们谁也不让谁。正紧张时，只听见老师喊道"周永跃，妈妈要回去了！"我头也不抬地快速回了一句："妈妈再见。"这句没心没肺的道别，后来成为了我们家庭的经典笑话，一说就是几十年。 就这样，我留在了幼儿园。直到很多天后的一个午后，我从睡梦中醒来，广播里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传入了我耳中，那亲切、那温柔、那歌词、那旋律就像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我紧锁的心门，我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妈妈了，我怎么这么地想妈妈？原来妈妈这么亲。原来不在妈妈身边的时候，可以把党比作母亲。这个念头在五岁孩子的心里扎了根，也伴随了我此后漫长的人生。 周立顺摄三、银幕上的小英雄 我们这一代部队大院的子弟，是看着红色电影长大的。但有一部电影，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部电影叫《英雄小八路》。小时候我总以为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因为主题曲太响了，响到盖过了电影本身。直到动手写这篇文章，我才确认了这个片名。影片里，敌人的炮火炸断了前线的电话线。解放军作战命令无法传达，战事危急。就在这时，几个少先队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了上去，他们手拉着手，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电话线！电流穿过他们小小的身躯，他们却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命令终于传达，战斗取得了胜利。 那个镜头，那几个孩子手拉手连成"人线"的画面，从此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关于"牺牲"与"信念"的最初教科书。后来每次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眼前浮现的都是那一幕。 原来，红领巾不是装饰，它是一份甚至可以为之赴死的荣耀。 四、不会熄灭的火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但红领巾的火种，似乎从未熄灭。渐渐老去的我也终于知道，共产主义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远大到我这一代人或许"接不到这个班"了。我也知道，那个五岁孩子在广播里听到的旋律，那个七岁孩子在队旗下许下的誓言，都带着特定时代的印记，带着理想主义的炽热与天真。 但每当我整理旧物，翻出那些父亲当年给我拍摄的戴着红领巾的黑白老照片，我还是会停下来，久久凝视。 那个孩子相信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相信手拉手可以接通电话线，相信党可以像母亲一样温暖，相信明天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 这些相信，在今天看来或许幼稚，甚至有些可笑。但它们曾经真实地燃烧过一个少年的心，照亮过他前行的路，并在日后漫长的人生中，成为一种底色——关于忠诚，关于责任，关于"远大"的永不放弃。 周立顺摄　　 红领巾早已不在我的脖子上，但它系在了我的生命里。尾声 前几天到学校去接外孙放学，我在学校院墙外，听到了那首熟悉的旋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面色庄重，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在操场上列队，举起右手面对少先队队旗敬礼，队旗在微风中哗哗作响。 我靠近栏杆，一阵清新气息从栏杆内刚冒芽的绿色中扑面而来，看着他们稚嫩却认真的小脸，听着他们参差不齐地唱着那首陪伴我半个多世纪的歌。1965年的东湖路小学的操场、主席台、高高的旗杆、旗杆上的队旗、队旗迎风哗哗的响声，以及排列整齐的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所有画面蜂拥而至，心中不禁涌现一股莫名的酸楚。 少先队员—外孙 少先队员—女儿 少先队员—外公 　　女儿小时候，也是我替她系上红领巾的。她总要我打得标准、打得漂亮。我熟练地打着结，手指的记忆比脑子还快——左尖压右尖，右尖绕一圈，圈里抽右尖，拉紧整理平。她仰着脸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如今，外孙的红领巾同样出自我这双手，他也要我打标准、打漂亮。三代人，同一个结，同一种红。 我趁四周人们没注意，悄悄举起右手，向他们敬了一个少先队礼，然后惨淡一笑。没有人注意这个白发老人的举动，但我知道，1965年那个七岁的男孩，正隔着近六十年的光阴，向我责问：你努力了吗？我弱弱地说道：红领巾在我脑中，五角星和火炬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