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一部《史记》 成就千秋史圣

江涵秋影

　　骑行黄河D43：5月31日，龙门古镇经韩城普照寺、党家村、司马迁史记博物馆（私人）、韩城古城至司马迁祠墓(芝川镇)，47km，总里程2675km。

今天的行程，其实就是纯休闲骑行，因为，铜川朋友大郭与阳光特意开车来韩城芝川镇看我们，晚上盛情款待。在此，我们也真心的感谢她俩对骑友们的真情、真心、真爱！祝她俩身体越来越好！

　　元代建筑博物馆——普照寺

早晨7点半出发从陕西韩城龙门镇到普照寺。一路走来，看的寺庙很多，但韩城普照寺有点特别，被誉为陕西元代建筑博物院。普照寺的独特建筑价值，这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点。

普照寺，位于陕西省韩城市昝村镇吴村。始建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清代续修。建筑面积426平方米，主要建筑大殿为元代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殿内保存有塑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的释迦牟尼佛和文殊、普贤二菩萨，阿难、伽叶二弟子五尊彩塑像及明清藻井绘画一百三十余幅。大殿东西有土地庙关帝庙各一间，殿前东西侧分别为伽蓝殿与护法殿，殿后有观音洞、禅院等。

普照寺建在十余米高的古寨堡南端，寺门向南，拾级面上，居高临下，有虎踞高山之势。普照寺之所以被称为陕西元代建筑博物院，核心在于它保存了数量众多、体系完整的元代建筑遗存。核心原因，在于元代建筑遗存的集中性与完整性。普照寺现存的主体建筑几乎都建于元代，是国内少有的元代古建筑群，建筑数量多：寺内有大殿、献殿、东西配殿、伽蓝殿等十余座元代建筑，涵盖了寺庙建筑的主要功能类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元代寺庙建筑体系；年代跨度小：这些建筑的建造时间集中在元至元、大德年间，时间跨度不足30年，风格统一，能完整呈现元代中晚期的建筑工艺与审美。元代建筑上承唐宋、下启明清，普照寺的建筑保留了很多独有的时代特征：粗犷大气的木构架：采用“彻上明造”的手法，不设天花板，梁架结构完全暴露，木料选材粗壮，拼接方式简洁直接，展现出元代建筑豪放的风格；罕见的“减柱造”手法：大殿内减少了部分立柱，扩大了内部空间，这种手法在元代较为流行，但现存实例稀少，是研究元代建筑力学的重要实物；原汁原味的细节遗存：建筑上的斗拱、雀替、木雕等构件都保留了元代的原始样式，没有后世过多的改动，能真实反映当时的雕刻工艺与装饰审美。

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填补元代建筑研究空白。为了保护好元代建筑，韩城将急需维修的两处四座元代建筑约十多处搬迁到普照寺内，连同普照寺原有的古建筑及配列建筑共12座，最终建成约二十多座的元代古建群，成为全省最大的元代建筑博物馆。元代统治时间较短，且战乱频繁，保存完好的元代建筑数量稀少，普照寺的建筑群为研究元代宗教建筑布局、建筑技术提供了系统性的实物资料。韩城在元代是重要的商贸城市，普照寺的规模与工艺侧面反映了当时韩城的经济与文化繁荣，为研究元代地方史提供了线索。

　　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党家村

游览普照寺直接去韩城市西庄镇的党家村。党家村东临黄河、南绕泌水、西北临塬，因农商并重、经济发达曾被称为“小韩城”，是晋陕传统民居的杰出代表。党家村由下村、上寨和新村三部分构成，其中下村与上寨形成于明清两代。上寨利用地理优势，只能通过南面的泌阳堡城门进入寨内，形成既可安居、又便防御的“下村—上寨”村落格局。党家村选址于水和塬之间的坡地上，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呈“葫芦”形。村落地处背风向阳的谷地，冬季能避开西北风的侵扰，同时拥有充足的水源及便捷的排水系统，不易遭受水涝之灾，体现出古人因地制宜的选址智慧。

党家村古建筑群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少量为三合院，2001年6月，党家村古建筑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世界民居之瑰宝”。村内还有古塔、古暗道、古井、祠堂、私塾、哨门、看家楼、节孝碑等设施，古巷道20多条，街巷为东西走向，呈“工”字形街巷格局，能够适应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建筑布局。党家村在营建巷道时，院门不对巷口，各户院门也相互错开，无一相对，很好地处理了巷与户、巷与巷的关系。

走进党家村，那近700年的“四合院”，无不向人们诉说着党家村往日的兴盛与辉煌。那些精美奇巧的门楣、木雕、砖雕、与壁刻家训，使人们在欣赏赞叹之余又受到中国儒家传统人文思想的教益，真实地感知、感受到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

　　韩城市与韩城古城

游览了党家村，本计划直接去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史学之约，到位于韩城市区的司马迁史记博物馆，结果，到那里一看，一块小小的门牌下面一间小小的门面，大门紧闭，也无任何联系方式。经了解，名称打着“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却并非是正常的博物馆，是因个人爱好私人所开，里面除了有些关于与司马迁有关的书籍，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去！但愿下一站——韩城古城不会让我们失望！

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隅，距省会西安240余公里，北依宜川，西邻黄龙，南接合阳，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河津、乡宁、万荣等县市相望。韩城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类活动，历史人物众多，文物古迹荟萃，有“文史之乡”和“关中文物最韩城”之美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春秋时期赵武、乾隆年间名相王杰等都诞生在韩城。韩城现有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182处，馆藏文物万余件，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7处（司马迁祠墓、大禹庙、魏长城遗址、文庙、党家村古民居、普照寺、城隍庙）。元、明、清古建筑遍布城乡，其中元代建筑堪称陕西之最。

韩城古城，始建于隋唐，金大定四年（1164）土筑城墙，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韩城的当朝宰相薛国观奏朝廷批准，倡议地方官员、绅士捐资改土城墙为砖城墙。古城四个门楼额，东曰“黄河东带”，西曰“梁奕西襟”，南曰“溥彼韩城”，北曰“龙门胜地”。韩城古城被誉为“全国最具有文化底蕴的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在这里交融。韩城市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状元府博物馆和史记体验馆等场馆坐落其中。隍庙古街、文庙、九郎庙、北营庙、东营庙、庆善寺、毓秀桥、城隍庙、县衙、状元府、闯王行宫、金城老街、名人故居、民居四合院等一大批元、明、清古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五街七十二巷的历史古迹和人文景观。涵盖宋、元、明、清风格，以保存完好的原貌成为一座古建筑博物馆。

　　芝川镇司马迁祠墓

我们在古城内的美食街吃午饭后，去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司马迁祠墓。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一部《史记》成就了司马迁，他的祠墓也像一座丰碑，历经千百年沧桑而愈显雄伟。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作为全国重点文物，1957年得到大修，面貌焕然一新，前来韩城的游客，首先要来这里瞻仰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祠墓。登上司马坡之巅，眼前雕龙画栋，身旁古柏参天，风光迷人。东有滔滔黄河，西有巍巍梁山，南可见魏代长城，北可见芝水长流。1958年考古学家、诗人郭沫若为司马祠题诗，并铭刻在新立石碑上，诗云：“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识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铱，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献殿中挂有“文史祖宗”的匾额，这是在民国初年司马迁的后裔送的。

距司马迁祠5公里的兔东乡徐村是司马迁的故里，村里有司马迁祠堂等古迹。徐村主要由姓同的和姓冯的人家组成，他们千百年来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据说“冯”姓是司马迁大儿子司马临的后代，“同”姓是司马迁二儿子司马观的后代。两姓亲如一家，但从不通婚。前些年记者前来采访，问起他们的姓氏，得到的回答是：司马迁受刑入狱，为免株连儿女，不得不改姓。为什么要改“冯”和“同”两姓？回答说：司马迁遭厄运时，有好心人向家乡通风报信。“同”、“冯”二字皆取“通”和“风”的谐音，又包含了原姓“司”、“马”两字。不仅“冯”、“同”两姓以先祖光辉史迹自豪，整个韩城人也以司马迁骄傲。

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圣"，其故里归属长期存在争议，主要有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两说。这一争议源于历史地理名称的演变与文献记载的解读差异，至今仍为学界和地方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

陕西韩城说：此说依据主要来自唐代文献注释与后世学术考证。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在"迁生龙门"下注曰："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明确将司马迁出生地指向唐代韩城县（今陕西韩城）。韩城现存的司马迁祠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祠内保存有历代碑刻与祭祀遗迹，其"太史祠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方祭祀活动延续千年。现代学术研究中，《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源》等权威工具书均采用韩城说，认为汉代夏阳县（今韩城）为司马迁籍贯。

山西河津说：持此观点者以司马迁自叙"迁生龙门"为核心论据。河津古称"龙门"，位于黄河与龙门山之间，符合《史记·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的地理描述（河之北、山之南为"阳"）。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记载，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汉阳太守殷济曾在河津为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其遗迹比韩城太史祠早七百余年。清代《河津县志》亦明确标注"汉太史公祠在县西"，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河津才是司马迁出生地。

目前陕西韩城说为学术界主流观点，主要基于三重证据：其一，唐代《史记》三家注中，《正义》《索隐》均指向韩城；其二，韩城司马氏后裔聚居的徐村保存有"汉太史遗祠"，清代碑刻记载其祭祀传统可追溯至明代；其三，国家文物局将韩城司马迁祠墓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具有官方认定性质。争议的核心在于对"龙门"地望的界定。河津说强调汉代"龙门"指今河津市西北的禹门口，而韩城说认为汉代"龙门县"治所在今韩城东北。随着考古发现与历史地理研究深入，多数学者认为汉代夏阳县（韩城）与皮氏县（河津）同属"龙门文化圈"，两地之争本质是历史地名演变导致的认知差异。无论韩城或河津，均保存有与司马迁相关的文化遗迹。韩城司马迁祠每年举办"史记文化旅游节"，河津则建有"司马迁故里纪念馆"，两地通过学术研讨、文化展演等形式共同传承"史圣"精神。这种争议恰恰印证了司马迁文化影响力的深远，正如《史记》所承载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我们游览了司马迁祠墓，在返回时到《史记博物馆》。地处“史圣”故乡的司马迁史记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以司马迁与《史记》为主题的博物馆，馆中藏着跨越千年的史学密码，它承担着三重文化使命：珍藏《史记》相关史料、展示司马迁生平事迹、推动《史记》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是连接当代人与这部“史家之绝唱”的重要纽带。馆内围绕《史记》与司马迁构建了三大核心展览体系：《史记》文献珍藏：收藏了不同版本的《史记》善本，包括明清时期的刻本、抄本，以及近现代的研究专著，展现这部巨著从竹简到铅字的传承历程。其中最珍贵的是部分清代学者批注的《史记》版本，这些批注是研究《史记》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司马迁生平展陈：通过史料梳理与场景还原，呈现司马迁从夏阳（今韩城）出生、漫游天下、继承父业撰写《史记》，到遭遇李陵之祸、发愤著书的完整人生轨迹，让参观者理解《史记》中蕴含的个人情感与时代烙印。

　　司马迁与《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代表作《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评价的核心，这两句话确实是对司马迁与《史记》最凝练的概括。这部纪传体通史不仅开创了中国史书的全新体例，更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不朽经典。

"史家之绝唱"：史学领域的巅峰成就。这句话聚焦《史记》的史学价值，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开创纪传体通史体例。司马迁之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如《左传》）或国别体（如《战国策》）为主，《史记》首次以"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结构，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这种体例被后世历代正史沿用，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标准范式；秉持客观公正的史学精神：司马迁坚持"实录"原则，即使对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也不回避他的无赖与狡黠；对失败的英雄项羽，依然给予高度评价，将其列入"本纪"。这种不隐恶、不虚美的态度，让《史记》成为信史的典范；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史记》不仅记载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社会风俗等多个领域，首次为商人（《货殖列传》）、游侠（《游侠列传》）、平民（《滑稽列传》）立传，展现了更全面的历史图景。

"无韵之离骚"：文学领域的不朽杰作。这句话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它兼具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美感。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司马迁以精湛的笔法塑造了项羽、刘邦、李广、蔺相如等众多经典人物形象，通过细节描写、对话刻画与心理活动展现，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波澜壮阔的叙事结构：无论是鸿门宴的剑拔弩张，还是垓下之围的悲壮凄凉，司马迁都能以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将历史场景生动再现，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饱含情感的文字表达：在《史记》中，司马迁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对屈原的同情、对李广的惋惜、对游侠的推崇，都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让这部史书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情感的共鸣。

二者的内在关联：史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巨著，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李陵之祸的遭遇，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这让他对人生、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在写作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与思考。司马迁在逆境中忍辱负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标，将自己的悲愤与理想注入《史记》之中，让这部作品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文学的激情。鲁迅的这句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史记》在史学与文学领域的双重成就，也揭示了司马迁作为伟大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文学经典，它的价值超越了时代，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启迪与感动。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创作背景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掌管国家典籍与天文历法。受家庭熏陶，司马迁自幼研习古文，二十岁起游历天下，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丰富素材。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得以接触皇家藏书，正式开始《史记》的编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仗义直言为其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一人生重创并未摧毁他的意志，反而促使他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精神自勉，发愤著书，最终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成这部凝聚毕生心血的史学巨著。

《史记》的体例与史学价值：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 “本纪”（12篇）：记载帝王事迹，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勾勒历代王朝兴衰脉络；“世家”（30篇）：记述诸侯列国与重要勋贵家族史，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打破“王侯才有世家”的传统，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体现进步史观；“列传”（70篇）：为历代名人与特殊群体立传，包括《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开创以人物为中心的史学书写范式；“书”（8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文化，如《礼书》《乐书》《天官书》，保存了汉代及先秦时期的珍贵制度史料；“表”（10篇）：以表格形式梳理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便于查阅历史脉络。

这种“五体合一”的结构，奠定了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体例，被后世正史沿用两千余年。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通过人物活动串联历史，既展现宏大的时代背景，又深入个体命运，实现了历史叙事的立体性与感染力的统一。

《史记》的文学成就与思想内涵：

《史记》不仅是史学典范，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以精炼生动的语言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项羽垓下之围的悲壮、荆轲刺秦的决绝、廉颇负荆请罪的坦诚，皆如画卷般跃然纸上。其叙事语言“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兼具史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激情，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 思想层面，《史记》突破了先秦史学的天命观与宗法束缚，展现出鲜明的批判性与人文精神。司马迁既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也直言其“焚书坑儒”的暴政；既歌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亦不讳言其穷兵黩武的弊端。他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强调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为后世史学家的道德准则。

历史影响与文化传承

《史记》问世后，虽在汉代一度被视为“谤书”，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价值逐渐被认可。唐代将《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确立其正史典范地位。宋代以后，《史记》被列入“十七史”“二十四史”，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其史学思想、编纂方法与文学风格，深刻影响了司马光《资治通鉴》、欧阳修《新五代史》等后世史学著作。在文化传承层面，《史记》中的典故、成语（如“完璧归赵”“卧薪尝胆”“四面楚歌”）融入汉语体系，其人物故事成为戏曲、小说、绘画的重要题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索精神，更成为中华文化中“以史为鉴”传统的思想源头。

司马迁以生命为笔，蘸血泪为墨，在苦难中铸就《史记》的辉煌。这部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长卷，不仅记录了华夏文明的早期轨迹，更以其“通古今之变”的智慧，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历史与人性的钥匙。正如清代史学家所言：“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司马迁与《史记》的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