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邓州

灯火阑姗

　　邓州咏范文正公

（一）

宦海浮沉志未休，

邓州三载展鸿猷。

花洲夜雨疏篱静，

书院晨钟古意幽。

心系苍生忧乐笔，

情牵边塞甲兵谋。

胸藏万顷烟波阔，

天下襟怀第一流。

（二）

花洲书院夜灯明，

笔落江河气象生。

胸纳风云成绝唱，

心系饥贫见深情。

撰文岳楼铭史册，

三年邓野润桑耕。

至今明月临轩照，

似闻范公劝读声。

　　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不仅让岳阳楼名扬天下，更令这篇文章成为千古传诵的经典。世人所熟知的他，是名贯中外的文学家、戍边守土的军事家，锐意进取的新政改革家，然而他在被贬至河南邓州期间所创下的卓越政绩，却往往鲜为人知。

我的家乡淅川与邓州相邻，在湖南游览岳阳楼时得知《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请，未曾亲临岳阳楼，仅凭一幅画作就挥笔写就的不朽篇章。于是，一个念头悄然萌生，一定要前往邓州，踏着历史的痕迹，寻访这位在困顿中笔耕不辍，在贬谪时心忧天下，造福一方的范文正公。

　　五月二十五日清晨，雨后初霁，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凉意。我从淅川出发，前往心仪已久的花洲书院，追寻那位令我景仰的先贤的足迹。

迈进书院的门槛，便恍如踏入一幅淡雅的水墨长卷。亭台楼阁错落铺展，绿树掩映间花枝簇簇；假山嶙峋各具姿态，廊桥之下溪水潺潺，清音悦耳。整座院落依山势起伏而建，布局严谨中正，沿中轴线层层推进，巧妙地将北方建筑的雄浑庄重与江南园林的秀雅婉约融为一体，宛若天成。

穿过那扇高悬“花洲书院”匾额的朱漆大门，视野豁然开阔——一座宽敞的讲堂庭院静静呈现眼前。古柏参天，枝叶如盖，满目苍翠在晨光中流淌着勃勃生机，为这片浸润书香的学术净土，既平添了几分肃穆与厚重，也注入了灵动的气息。

沿着青石小径徐徐前行，藏书楼、斋舍、学堂、碑廊等建筑在庭院中疏落有致地分布。它们各成一景，风格独具，又借蜿蜒的回廊、圆融的月门彼此相连，构成一幅徐徐展开的流动画卷。步履轻移，景致也随之悄然变换，仿佛在静谧中诉说着古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营造智慧，让人在行走之间，悄然体味空间与意境的和谐相融。

　　然而，整座书院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地方，莫过于东侧的范公祠。这座祠宇专为纪念书院创始人、一代名臣范仲淹而设，它静静矗立在时光的角落。祠前有一方清池，碧水如镜，倒映着古朴的檐角与灰墙，仿佛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情怀也沉淀其中，水波微漾间，似有历史的低语。

踏入祠内，肃穆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正中供奉着范公塑像，他面容清瘦，目光沉静而深远，仿佛仍凝神思索着家国山河、万民忧乐。两侧墙壁上，镌刻着《岳阳楼记》全文，墨迹苍劲有力，笔笔如铁，字字千钧。那不仅是一段文字，更是一位古代士大夫坦荡胸襟与远大抱负的生动写照，历经岁月，依然气势磅礴。

正祠东西两侧设有配祠，陈列着范公生平事迹、著作与遗物，无声地诉说着他少年时的艰辛、仕途的坎坷、卓越的政绩、高尚的品格，以及流传后世的著作与历代名人的评价。祠内前庭后院，仍保留着范公亲手开掘的古井与栽种的树木，岁月虽久，风骨犹存。范公祠规模虽不大，却布局紧凑，庄重肃穆。置身其间，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贤精神相契。

我驻足其间，默念着那些早已铭记于心的句子，仿佛能听见穿越时空的共鸣——那是理想与担当的回响，是血脉中流淌的文化根脉。祠中并无繁复装饰，唯有浩然正气在梁柱间流转，在寂静中升腾。范公祠，恰如书院的心脏与灵魂，它不仅是一处纪念之地，更似一座精神的灯塔，照亮着往来者的内心。在此静谧之中，令人不由与那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境界深深相契。

　　提及范仲淹，还要从他早年苦难经历和入仕后三起三落的坎坷说起。

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苏州吴县人。两岁丧父，母亲谢氏携其改嫁山东淄州长山朱氏，遂改名朱说。少年时，他于长白山醴泉寺苦读，每日煮粥一锅，待冷凝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佐以腌菜，这便是“断齑划粥”典故的由来。这份清苦，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复范姓，迎母归养，从此步入仕途。

　　仕途上的范仲淹，始终践行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直言敢谏的孤勇之路。天圣年间，他上书力谏，阻止仁宗率百官为太后贺寿；太后垂帘听政时，他凛然奏请还政于皇帝；江淮之地蝗旱交加，他又疾呼派遣使臣巡视赈灾。每一次谏言，都如金石坠地，铿锵有声，震动着朝堂上下。后来他担任右司谏，因谏阻废黜郭皇后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首度遭贬，外放睦州。景祐三年（1036年），又因进呈《百官图》，痛斥吕夷简任人唯亲，再度被贬至饶州。友人梅尧臣曾作《灵乌赋》劝他缄默慎言、莫问闲事，他却以同名之作回赠，毅然写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一流传千古的肺腑之句，因此成为历代谏臣的精神图腾。

　　范仲淹人生的第三次被贬与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紧密相连——那便是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决心革新朝政，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随即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提出十项改革主张：

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以政绩为准绳升迁官员，杜绝论资排辈，淘汰庸碌无能之辈。

抑侥幸：限制权贵子弟凭门荫直接入仕，削减无功受禄的特权阶层，拓宽选才之路。

精贡举：改革科举取士，注重考察实务策论，减少死记硬背，以选拔真正能治国安邦的人才。

择官长：慎选地方州县长官，派遣贤能清廉之臣治理州县，夯实地方吏治根基。

均公田：合理调配官员职田与俸禄，保障其基本生活，从制度上抑制贪腐滋长。

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鼓励耕织，以稳固经济根基、安定百姓生活。

修武备：整顿军队编制，精简冗兵、巩固边防，既节省军费又增强国防实力。

减徭役：裁撤冗余机构，合并州县建制，切实减轻百姓的劳役与赋税负担。

覃恩信：确保朝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广布恩泽、取信于民，增强朝廷公信力。

重命令：严肃政令法纪，诏令一旦颁布不得朝令夕改，以提升行政效率与权威。

这些举措如同一场席卷朝野的改革风暴，旨在整饬吏治、富强国家、巩固边防。然而，新政深深触动了庞大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推行仅一年有余，便在铺天盖地的诽谤与重重阻挠中无奈夭折。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外放为邠州知州，不久又调任邓州。一场本可焕然一新的变革，终在旧势力的围剿下黯然收场，只留下历史的余响与无尽的思索。

　　从权力中枢骤然跌落至偏远州郡，这绝非寻常的官职迁转，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壮志未酬的黯然离场。五十七岁的范仲淹，携着一路风尘与胸中未曾熄灭的赤诚，踏上了人生中另一段孤寂而深远的旅程——奔赴邓州。那里没有京城的喧嚣与权谋，只有一方静默的山水，等待着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书写生命的厚度与温度。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的一次沉淀与重生。邓州，将注定成为他人生行旅中一个深刻而孤独的驿站，见证他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时，那份始终如一的担当与清醒。

　　邓州（今河南邓州）位于南阳盆地之中，在当时并非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带，对于一位曾经身处朝廷中枢的政治家来说，此地近乎“闲散”之职。然而，范仲淹的到来，却为这片平静的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并未因贬谪而意志消沉，反而将邓州视作践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理想的又一重要舞台。在这里，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教化百姓，以务实之举润泽乡里，悄然播撒下忧国忧民的种子，使这片看似边缘的土地，焕发出人文与治世的光彩。

在邓州主政期间，他秉持“宽仁为民”的施政理念，将百姓福祉置于首位。为体察民间实情，他常脱下官服，换上粗布衣衫，徒步深入乡野。一次走访中，他见一老农因连年歉收而无力缴纳赋税，家中幼子饿得啼哭不止。他当即下令，重新核查全州田亩与户等，对贫苦之家减免赋役三成，并严令胥吏不得额外摊派。消息传开，百姓奔走相告，称其为“活命之恩”。

邓州地势低洼，每逢雨季便成泽国。他上任次年，恰逢暴雨连旬，河水暴涨，数万百姓受困。他亲赴最险的河段，冒雨督工，指挥民众以竹笼装石固堤，连续十余日食宿在堤上。其间，一段旧堤突然渗漏，他率先跳入泥水中，与民工一同扛沙包堵漏。事后，他主持疏浚三条主要河道，修建水闸以调节水流，并组织各村开挖排水沟渠。自此，邓州水患大减，昔日的涝洼地渐渐变成可耕良田。

为充实民生根本，他大力倡导农桑。针对境内多荒坡丘陵，他引进耐旱桑种，鼓励农户植桑养蚕，并减免蚕丝之税。他还亲自踏勘荒地，召集流民与无地农户，分发粮种与农具，规定新垦之地三年不征赋。不到五年，邓州新增耕地千顷，桑园连绵，织机声遍及乡里。每到秋收，州仓盈满，百姓家中余粮渐多，民间遂有“范公田，养万人”的谚语流传。

在司法刑狱方面，他痛感诉讼程序繁冗，小民往往因告状而倾家。于是，他下令在各县衙门前设“鸣冤鼓”，百姓击鼓便可直陈案情，他常亲自接案审理。曾有一桩田产纠纷，两族争执数十年，历任官员难以决断。他微服查访，实地丈量，又查阅旧契，最终依据地界古碑残迹公正裁断，双方心服口服。他还严惩了数名勒索百姓、徇私枉法的胥吏，并颁布《劝廉令》，要求官员每月必访贫问苦。邓州官场风气因此肃然，吏民关系日渐融洽。

因其仁政深得民心，百姓感念其恩德，皆亲切尊称他为“范父”。在他离任之日，万人空巷，乡民扶老携幼，持酒食相送数十里。有老者泣道：“公去矣，谁复恤我？”他下轿揖别，赠言：“存心以仁，行事以公，则后来者亦必如是。”后人将其主持修建的水渠称为“范公渠”，将他常与农夫交谈的槐树下立为“劝农亭”，其故事在邓州代代相传，成为地方父母官的典范。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教育的倾力投入。他深知“善国者莫先育才”，到任不久，便发现州学凋敝，学子无良好读书之所。他慨然捐出州俸，并倡导地方士绅捐助，在邓州东南隅、百花洲畔，兴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书院。因洲上百花盛开，取名“花洲书院”。他亲自选址、过问建设，甚至在此执经授课，与学子们讲学论道。书院落成之际，民间流传一段佳话：兴建之时，曾有白鹤成群，环绕梁间，久久不去。时人皆视作祥瑞，谓此乃范公高洁德行感召天地，故灵禽来仪，以彰教化之盛。此后，范公更亲撰《南京书院题名记》记述始末，文中谆谆强调“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将教育视为“王政之本”。花洲书院的琅琅书声，从此成为邓州最动人的乐章，不仅开一方文教之风，更奠定了此后数百年邓州文脉绵延、人才辈出的坚实基础。

　　漫步在百花洲畔，垂柳轻拂水面，仿佛还能听见千年前的风声。春风堂前，琅琅书声似乎穿越时光，依然在庭院间隐隐回荡。这座花洲书院，不仅是一处建筑，更是范仲淹在邓州为官时倾注心血的精神家园。

那年春天，范仲淹踏足邓州。眼见百姓虽安居，文教却显凋零，他心中悄然萌生一个念头——要在此地建一座书院，让清风与书声一同滋养这片土地。他说：“教化之地，不可废也。”于是，择百花洲旁一片清静处，亲自规划布局，一砖一瓦，皆寄予深意。从奠基到落成，他常于工间歇息时，立于洲前凝思。杨柳拂过他微白的鬓发，而他眼中映出的，是未来学子们在此诵读的身影。

修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资材短缺，他便节用俸禄；工匠疑难，他亲自解说构造。每逢暮色四合，他仍点灯巡视，抚摸新砌的砖墙，如同呵护初生的幼苗。有人说，范公对此院的用心，胜过对自己的宅邸。或许，在他心中，这书院不只是屋舍，更是一颗种子——一颗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传承“先忧后乐”精神的种子。

终于，书院在次年春深时建成。题名“花洲”，取意洲上百花与书中芳华相映。开学那日，范仲淹立于春风堂前，望着济济学子，目光柔和而深远。从此，晨光里、月色下，读书声与花香交织，平凡的土地上，悄然生长出一片精神的绿洲。

　　书院落成后，范仲淹常在公务之余，身着简朴的青衣小帽，悠然漫步于洲渚之上。他时而与学子们亲切交谈，时而独自静立沉思。在这里，他不仅讲授经义文章，更将品格的培育视为根本。范仲淹常以自己的人生体悟谆谆告诫学子：“读书人应当先为天下人的忧患而忧，后为天下人的安乐而乐。”这句后来流传千古的箴言，或许早已在他心中酝酿多时；而邓州那宁静的山水与淳朴的民风，宛如一方清泉，涤荡其思，使其思想愈发澄明而坚定。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范仲淹当年在书院讲学时，窗外的枝头常常栖满各类鸟儿，静静聆听他的讲授。尤其是一对喜鹊，每日必准时飞来，仿佛也被先生渊博的学识与温润的谈吐所吸引。学子们见状，纷纷笑说这是“百鸟朝凤”之象，范公却只是淡淡一笑，谦和地说道：“非朝我也，朝道也。”意思是鸟儿并非冲他而来，而是向往学问之道。短短一语，谦逊中透出深邃的智慧，一代宗师的气度与胸怀，尽在其中。

　　书院内有一座“览秀亭”，范仲淹时常登亭远望。凭栏四顾，邓州的沃野平畴与安居乐业的百姓尽收眼底，这番景象或许给了他深切的慰藉。尽管远离了汴京的繁华与权力中心，他却在此处触摸到了更真实、更牢固的“天下”——那便是寻常百姓的冷暖温饱。花洲书院，成了他连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精神纽带，也成为其“先忧后乐”思想孕育、成熟的重要土壤。

　　花洲书院因范仲淹而名扬天下，历经后世多次修葺，成为一座传承千年的学术殿堂。它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在邓州这片沃土中深深扎根、悄然生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的理想与胸怀。当年范仲淹在书院春风堂内讲学沉思的身影，早已超越时空，化作一种永恒的精神象征：无论身处何方、际遇如何，那种心系教育、胸怀天下的情怀，始终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邓州三年，是范仲淹生命里一段沉静而丰盈的时光。朝堂的喧嚣远了，个人的失意淡了，眼前展开的，是实实在在的田畴与炊烟，是百姓们真切的笑脸与愁容。他将胸中那未曾冷却的热忱，全部倾注于这片土地，让“忧民”二字，从此不再是奏章里端正的辞藻，而是脚下沾满泥土的足迹，是掌心摩挲过的稻穗，是深夜灯下思虑百姓生计时那一声悠长的叹息。

他行走在阡陌之间，俯身倾听老农诉说旱涝的焦虑。那焦虑，便化作了蜿蜒新浚的水渠，清流汩汩，浸润了干裂的田垄，也滋润了人们焦渴的心田。他端坐于府衙之内，提笔勾去名录上一项项沉重的杂税。那勾去的笔划，轻如鸿毛，落在百姓肩头，却重若千钧，卸下了生活的重负。他更将目光投向未来，在朗朗书声中播下教化的种子。他知道，一时的仁政能解一时之困，而唯有开启民智，方能赋予这片土地长久的生机。

于是，奇迹在点滴中发生。政令不再冰冷，它带着温度，通达于乡野；人心不再涣散，它聚拢于对安宁生活的共同守望。市井的喧嚣里，洋溢着诚信与秩序；黄昏的归途上，人们步履从容，不担心遗落什么，也不畏惧前方的暗夜。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是何等动人的画卷！它描绘的不仅是治安的清明，更是一个社会心灵上的安宁与富足。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和谐，是信任在人与人之间无声地流淌。

正是在这躬身俯首的实践中，范仲淹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蜕变。庙堂之高，赋予他视野与理想；江湖之远，则赋予他土壤与根基。他的忧思，从此有了具体的形状与重量——是水渠的走向，是税簿的数额，是学童诵读的篇章。朝堂风云曾沾染的尘埃，被邓州的清风明月一一拂去；宦海浮沉带来的倦意，在百姓由衷的笑颜里消融殆尽。留下的，是一颗被现实淬炼得更加澄澈明亮的初心，是一副在为民解忧中愈发坚实挺拔的担当。

这段岁月静默无声，却力量磅礴。它让抽象的民本思想，在邓州的山水间扎下了深根，开出了温暖而坚韧的花。这份沉淀下来的生命体验，这份与苍生血脉相连的深刻共情，最终都融汇、升华，凝聚成那座不朽的文学丰碑与精神坐标——《岳阳楼记》里那声穿越千年的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再只是士大夫崇高的自我期许，而是一位老者，回望自己于地方上那些奔波劳碌的日夜，从心底流淌出的、最为赤诚的生命告白。邓州的泥土，滋养了他的信念；邓州的百姓，丰盈了他的情怀。这三年，是他生命的伏笔，为他那震古烁今的忧乐情怀，写下了最踏实、最温暖的注脚。

　　庆历六年（1046年）秋，一封千里之外的来信，送至邓州知州范仲淹的案前。来信者是他的挚友、同年进士滕子京。其时，滕子京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勤政有为，主持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岳阳楼。楼阁落成之际，他特意绘制一幅《洞庭晚秋图》，附上亲笔书信，寄给当时已文名远播的范仲淹，恳请他为这座新修的名楼作记。

此时的范仲淹，其实从未亲赴岳阳楼，甚至不曾到过洞庭湖畔。然而，展开故友的信笺与画卷，他心绪难平。滕子京与他皆是“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又同样遭遇贬谪、宦海浮沉。这一图一信，触动的不仅是湖山胜景之思，更是对往日抱负、人生起落的深沉感慨。

于是他闭门谢客，独坐于花洲书院的春风堂中。窗外是邓州宁静的秋光，胸中却仿佛涌动着洞庭湖的万顷波涛。他凝神观画，思接千里，将滕子京的政绩、历代文人的忧乐、古仁人的胸襟，与自己数十载的阅历感悟交融贯通。历经数日沉吟，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千古雄文跃然纸上——那便是辉映后世的《岳阳楼记》。

关于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在邓州民间还有一段神奇传说。范仲淹收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所托，深知此文非同小可，既要写景，更要抒怀明志。他铺开纸笔，却久久难以落笔——心中万千气象，竟不知从何说起。

一连三日，范仲淹闭门不出，茶饭不思，只在洲上徘徊苦吟。时值深秋，百花洲上草木渐凋，唯有几丛晚菊在风中摇曳，仿佛也陪着他一同发愁。第三日夜里，范仲淹疲惫至极，伏在石桌上昏昏睡去。

恍惚间，他见满洲忽然百花齐放，牡丹、芍药、芙蓉、山茶……本不该同时开放的花，竟一齐绽出霞光。花丛深处，一位身着七彩霓裳的仙子翩然而至，手中执一支玉笔，笔尖绽着一朵晶莹的莲花。仙子含笑将笔递给他：“范公心怀天下，文章当为天地立心。此笔借你，愿你不负江山不负民。”范仲淹接过笔来，只觉手中一沉，骤然惊醒。

此时天将破晓，桌上纸笔仍在。他揉眼起身，却见窗外景象大变——昨日还萧瑟的洲子，此刻竟真的开满了各色鲜花，秋菊旁绽放着春桃，桂树下盛开着夏荷，芬芳扑面而来。范仲淹惊异间，忽觉文思如泉涌，胸中块垒尽化锦绣文章。他提笔蘸墨，那笔尖竟隐隐有光华流转。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他落笔如飞，字字珠玑。从洞庭气象写到迁客骚人，从阴晴雨雪写到古仁人之心。待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写就，笔锋收住，朝霞正染红窗纸。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岳阳楼记》竟一气呵成，字里行间浩然之气回荡。

更奇的是，自那日后，百花洲真的四季花开不败。春兰秋菊，夏荷冬梅，总有一种花在绽放，花香终年萦绕。洲上读书人发现，凡在此苦读诗文者，往往文思格外清明。大中祥符八年，有三位常在洲上吟诵《岳阳楼记》的书生同科中举，此事传开，百花洲“文气之地”的名声便不胫而走。

后来有人传说，那赠笔的百花仙子本是洲上花魂所化，感念范公忧国忧民之志，特以千年修为助他成文。那支梦中之笔虽未留下实物，但百花洲的花从此都沾了文气——花瓣上隐约可见墨色纹路，风过时沙沙作响，如诵诗书。每逢科举之年，总有书生慕名而来，在花树下温书至夜深，盼能沾得一丝“梦笔生花”的灵慧。

　　文中，他以如椽巨笔勾勒出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气象，又细腻描摹“霪雨霏霏”与“春和景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以及由此触发的“感极而悲”与“其喜洋洋”之情。然而，文章真正的精髓，却在于超越这寻常的悲喜。他笔锋悠然一转，借“古仁人之心”道出了自己毕生坚守的信念：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声震古烁今的呐喊，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是他对挚友滕子京的深情勉励，更是留给后世无数士人的精神坐标。他虽未曾亲临岳阳楼，却以心观景，写出了岳阳楼的魂魄。这篇文章，与其说在写楼，不如说在写心——一颗历经挫折却愈加坚定、身处困顿而愈发辽阔的赤子之心。

　　《岳阳楼记》自河南邓州花洲书院诞生，旋即传至湖南洞庭湖之岳阳楼，被镌刻于石碑之上，千古传诵。它不仅奠定了岳阳楼“天下第一楼”的盛名，更将一种崇高的人格境界与博大的政治理想，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而这一切，皆孕育于邓州那片朴实无华的土地，成就于范仲淹贬谪岁月的沉静思索之中。命运的起伏，未曾磨灭他的精神，反而催绽出思想史上最绚烂的奇葩。

　　范仲淹谪居邓州的三年，虽只是他漫长生涯中短暂的一段时光，却成为其思想沉淀最深厚、创作成就最璀璨的篇章之一。这里远离了汴京的喧嚣与朝堂的纷争，唯有宁静的山水、淳厚的民风，以及一群心怀向学之志的年轻士子。正是在这样清和安然的环境里，范仲淹完成了从一位锐意革新的政治家，到胸怀苍生、心系天下的思想家的精神蜕变。

百花洲的春风，岁岁如约而至；岳阳楼的波涛，千年依旧回荡。而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穿越近千年的岁月长河，至今依然清晰而灼热，叩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他以生命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博大胸怀，何为超越时代的不朽价值。邓州这片土地，也因此与这位伟人的名字紧紧相连，在历史星空中持久闪烁着那份忧乐天下的精神光芒。

　　漫步于百花洲，拜谒范公祠时，有两方石碑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一方立于不欺堂中央的汉白玉碑上，镌刻着北宋邓州首位状元贾黯向范仲淹虚心求教的故事；另一方则复刻于范公祠正殿东墙之上，是后人祭奠范公的铭文。这两块碑文分别出自宋代与明代，虽相隔数百年，却从不同视角客观记录了范仲淹在邓州的政绩与崇高品格。在此，我将碑文原文与译文一并摘录，与读者共赏。

“不欺堂”碑文：

范仲淹知邓时，本州新科状元贾黯登门求教。恩师公赠其“不欺”二字，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良心。此乃文正公思想之内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博大胸襟，便源于这“不欺”二字。今人应发扬此精神，蔚然成风，使天下久安昌盛。

译文：

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期间，本州新考取的状元贾黯登门向他求教。范仲淹送给贾黯“不欺”两个字，意思是：不欺骗君主、不欺骗百姓、不欺骗自己的本心。这正是范仲淹思想的核心：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安乐之后才安乐。这般宽广博大的胸怀，根源就在于“不欺”二字。当代人应当传承发扬这种精神，让它蔚然成风，从而使天下长久安定、繁荣昌盛。

《谒文正公祭文》

（明·范惟一）

惟公骏德鸿功，横照今古，未易殚述。独念公入贰政府，曾未几时，竟以忠直为群枉所忌，乃自陈乞知邓州。治邓一年许，移守荆州，邓人被公休泽，遮留满道。公亦不忍行，复疏愿留邓，上竟从之。又在邓者二年，然后去。嗟乎！公在邓，则泽及邓人；公在政府，则泽满天下。乃使公柄政不久，而自请守邓，伊谁之咎哉？

按邓志：公在邓，政平讼理，公余治花圃，置台榭，听民游乐。其中所谓百花洲是也。洲上故有祠，记公岁久圮废，往郭守图建之，未竣。会某奉今天子命抚守来兹，因与今守潘君庭楠，谋毕其事。而潘君跃然应命，不三四月即已讫工，既择吉奉公神位於中，乃敬陈常品，荐告落成。惟公神留天壤，何所不之。矧兹邓邦，公所自请而愿留者，洋洋在上，庶几鉴临。谨告。

（译文）：

范文正公（范仲淹）您高尚的德行与伟大的功业，光耀古今，难以尽数述说。唯独感念您入朝担任副宰相没多久，就因忠诚正直被一众奸邪小人猜忌排挤，于是主动上书请求出任邓州知州。

您治理邓州一年多，朝廷调您去镇守荆州，邓州百姓蒙受您的恩泽，沿路拦路挽留。您也不忍心离去，再次上书请求留任邓州，朝廷最终应允。您又在邓州任职两年，之后才离开。可叹啊！您在邓州，恩泽惠及邓州百姓；您在朝堂，恩泽遍及天下。却让您执掌朝政时日短暂，主动请求来守邓州，这是谁的过错呢？

查阅邓州地方志：您在邓州时，政事平和、诉讼清明，闲暇时整治花圃、修建亭台楼阁，让百姓游乐休憩，这就是如今的百花洲。洲上原本有祭祀您的祠堂，因岁月久远而破败废弃，前任郭太守曾谋划重建却未完工。恰逢我奉当今天子之命前来镇守此地，便和现任知州潘庭楠商议，完成这项工程。潘君欣然受命，三四个月就完工了。我们择定吉日，安放您的神主牌位，恭敬陈设祭品，禀告祠堂落成。

您的英灵长存天地之间，无处不至。何况邓州是您主动请求、甘愿留任的地方，愿您英灵浩荡降临，体察我们的心意。谨此禀告。

　　这两块碑文对范公的评述，虽内容各有侧重，却都从不同角度生动勾勒出范公格风范与历史贡献。尤其“不欺”二字，凝浩然正气，铸就范公一生风骨。其以忠直为魂，忧乐为怀，于庙堂则谋天下之利，处州郡则施一方之泽。邓州之留，非独政平讼理，更见其与民同甘苦、心系苍生之仁。今谒祠读碑，犹觉范公之神魄，横照今古，昭示后人：为官当持“不欺”之诚，处世当怀天下之忧。此精神不灭，则世道可期久安。

　　写完《范仲淹在邓州》一文，心中波澜久久难平。仿佛随着笔墨流转，穿越千年时光，走进了那个秋风萧瑟却又理想闪烁的年代。范公的身影，在邓州的山水与民情之间，渐渐由远及近——不再只是史册中一个缥缈的符号，而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担当、有遗憾也有坚守的真实生命。

最触动我的，是他在邓州期间于“进亦忧，退亦忧”中展现的那份从容与超越。那时的他，历经朝堂起伏，远谪边地，本可寄怀山水、独善此身。但他却将邓州化为了另一处实践的天地：兴办学堂，惠泽百姓；修堤浚河，福荫后世；更在花洲书院执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这并非书斋中空泛的理想，而是一个身处逆境之人，用具体而微的行动，对信念作出的最坚实诠释。他的“忧乐”，始终紧贴着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黎民。

我也常常思索，是什么支撑他在命运的颠簸中始终保持着精神的挺拔？或许，正是那份将个人际遇与天下苍生紧紧相连的博大胸怀。一己的得失、地域的偏远，都未曾局限他的视野与格局。在他眼中，邓州即是天下的一隅，在此处的每一分耕耘，皆是对“天下”责任的践行。这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深意，并非狭隘的忠君思想，而是对江山社稷与生民百姓始终不渝的担当。正是在邓州的山水之间，他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哲学升华的关键跨越——《岳阳楼记》的精神内核，于此悄然孕育、渐臻成熟。

搁笔掩卷，不由心潮起伏。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多少权贵与繁华转眼成空，但范仲淹在邓州三年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如城外湍河之水，涓涓流淌至今。他让我们看见：人生的价值从不全然取决于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能持守初心，以行动照亮一方水土。他的故事，亦是对后世读书人一种永恒的叩问：当理想照进现实，当个人陷于困顿，我们是否还能葆有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情怀？

此番写作，亦是一场心灵的跋涉。范公的形象，宛如一座巍然的精神峰峦，时时提醒我们：生命的厚度常在挫折中积淀，思想的光芒每于沉静中迸发。邓州这片土地，因他的足迹而浸润出不一样的文化温度；而他，也因在邓州的躬身实践与深沉思索，使人格与思想愈加饱满、可触可感。这或许正是历史与人物交织的魅力——让我们在回望之中，汲取那份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