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给禾 【江城故事】 忆鹦鹉洲上的几个发小

雨给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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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号：5106043

今天是儿童节，我在上海苏州城际间的花桥小区里散步，看见一群孩子追逐嬉闹，红领巾在胸前飘扬，快乐像极了当年的我们。忽然手机响了，是合心发来的语音，背景音嘈杂，像是在公园：“老三，今天六一，记得不？小学五年级时我们五个偷跑去龟山‘打游击’，玩到天黑才回来，你的裤子被山上的荆棘刮破了，八斤的脚崴了，肿得像馒头，我们浑身上下都滚成了‘泥巴猴子’，回来都挨了爹妈的骂，说我们过儿童节玩疯了……新年最惨，摔了一跤，把胳膊划破一道口子流血，还在家里挨跪了〞。他说说笑笑，我却眼眶一热……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故乡鹦鹉洲是一条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古街，一百多年来直到解放初期，都是全国著名的竹木集散地。我们五个男孩子在鹦鹉洲出生长大，崔颢的诗，我们五个在江边时常常念起。我们都读鹦鹉洲小学，那时放学后，常常是到江边沙滩上踢小皮球。书包往沙滩上一撂，两堆书包就是球门，江风从黄鹤楼的方向吹来，吹得浑身是汗的我们直眯眼睛。对岸黄鹤楼（图片中的楼50年代是“奥略楼”，不过大家当时也把它叫黄鹤楼）的飞檐在暮色里若隐若现，像一幅褪了色的老画。

在汉阳的晴川阁，连接着鹦鹉洲。

在江上放排的工人。

我们都是鹦鹉洲三合堂的孩子，同年出生，按月份排：合意老大，八斤老二，我是老三，合心老四，最小的是新年。五家的距离不过百米，都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鹦鹉洲老街和三合堂老巷子里。街上热闹；巷子很长，宽宽窄窄不规矩，窄的地方两个人并肩走要互相让着；梅雨季节，墙上会渗出细密的水珠，像谁在暗处悄悄流泪。

鹦鹉洲头街上的两湖会馆回忆画图

三合堂是一处田园牧歌式美丽的地方。门前坡地，杨柳依依，春风拂过，柳条便像绿色的帘幕轻轻摆动。坡下大片绿地，像一块铺开的绿绒毯，柔软得让人想就地打滚。那里留下了我们最美的回忆：春天奔跑着放纸鸢，风筝线绷得紧紧的，燕子形状的风筝摇摇晃晃升上蓝天；夏日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一朵云像匹马，另一朵像条船，我们争着给云命名，争着争着就在蝉鸣声里睡着了；我们也唱歌撒野，扯着嗓子喊，也不管调子跑到哪里，惊得柳树上麻雀扑棱棱飞散；踢小皮球更是常事，常常玩得浑身汗流，衣服能拧出水来，却谁也不肯先喊停。

每到傍晚，若是赶上晴好的月夜，月光朗照，地上如霜，整个坡地都笼罩在一片银辉里。孩子们便从各家院子里跑出来集合，做游戏，跳房子、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笑声能传出老远。玩累了，就围坐成一圈唱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笆篓……”童声清脆，在夜风里飘得很远。坡后湖塘，传来阵阵荷香，若有若无，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灌木丛上，流萤火虫一明一灭，像谁撒了一把碎星星；远处田圃，蛙声一片，高高低低，此起彼伏，倒像是在给童谣伴奏。

鹦鹉老街三合堂附近的回忆画图

合意大我们半岁，所以高我们一届。我们四个同班，每天上学放学却五人同行。合意走在最前面，书包带总是垮到胳膊肘上，一副老大哥的派头。八斤敦实，走起路来地面微微发颤。合心平时说话最少，显得文质彬彬。新年最小，却最皮，走路不老实，好像脚下总在踢石子。我夹在中间，数我的书包最整齐，因为我五年级就戴上了“三道杠”，老师总要我做一个榜样。合意、合心都是“两道杠”，八斤“一道杠”。只有新年调皮些，不喜欢读书，老师批评他，他总是显露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并不只有这五个男孩。也有住得较近的女孩，钱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与我们同年，是算术老师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皮肤白得像刚剥了壳的荔枝，两条辫子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用红头绳扎着蝴蝶结。学习成绩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算术更是拔尖，作文也常常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作范本念，她是“两道杠”。住巷子口边的街上。她特别想跟我们一起玩，放学时总走到我们巷子口徘徊，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们打乒乓球的身影（那时新年家门口空敞，他把家里的门板下下来，用两条长凳搁起来，中间放几块砖当球网，就成了乒乓球台）。可我们五个像是约好了似的，一看见她就故意挺起胸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球技，专心打球，摆出一副“我们是男子汉”的傲气，言不由衷地喊：“不和女孩子玩！”她站在原地，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慢慢红了，转身跑开，辫子上的蝴蝶结一颠一颠，像一只受伤的蝴蝶。我们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其实有点虚，却谁也不肯先松口。那种故作姿态的倔强，如今想来，真是幼稚得可笑。

鹦鹉洲街上的木行。

蔡千蓉比我们大两岁，说话做事都比我们成熟得多。她也是"三道杠"，她总在老师办公室帮忙，收作业、发通知、整理试卷，忙进忙出，像个小大人。她看我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淡然，好像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根本入不了她的眼。我们私下叫她“蔡大人〞，语气里一半是敬畏，一半是不服。她确实不屑于跟我们疯跑，偶尔在走廊里碰见，她只是微微点一下头，便抱着一摞作业本匆匆走过，留下一阵淡淡的雪花膏香味。我们几个会互相使眼色，等她走远了，才压低声音说：“有什么了不起。”可心里都明白，她是真的了不起。

还有一个叫黄冬荣的女生，也比我们大，成绩却特别差，考试常常垫底，作业本上的红叉叉密密麻麻。她倒是很想加入我们，每次看见我们在新年家门口那片宽敞地踢球，她常常也凑过来，怯生生地站在边上，手里绞着衣角。可我们又不屑与她玩，觉得她“笨”，怕她拖后腿。她站在那儿，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茄子，蔫蔫的，不敢靠近，又不舍得离开。我们有时会故意把小皮球踢得老远，让她去捡，她竟真的跑去捡，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脸上还带着笑。我们把球接过来，转身继续玩，把她晾在一边。那种残忍的优越感，是男孩子最原始的恶，如今想来，愧疚像一根细荆棘的尖刺，扎在记忆深处。

这三个女生，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年少时的骄傲、自卑与轻狂。钱汉的美与好，让我们手足无措，只能用排斥来掩饰心动；蔡千蓉的成熟与优秀，让我们自惭形秽，只能用不服来维护自尊；黄冬荣同学的笨拙与卑微，让我们找到了优越感，她却在不知不觉中默默地透支了善良。那时候不懂，男女之间除了“玩”与“不玩”，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巷子的光影里悄悄发着淡淡的温蕴。

我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别人不敢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凶，是因为我们五个总是邻居，家长也都相好。谁要是欺负其中一个，另外四个就像四只护崽的麻雀，扑棱着翅膀围上来。那种同仇敌忾的默契，不需要约定，是在三合堂巷子里日复一日磨出来的。

我与合意在草地上练摔跤，当年我们十四岁。这是我们留下来的真实光影。

但我们也会闹矛盾。

那年秋天，梧桐叶刚刚开始泛黄，新年和合心为玩"撇撇"打了起来。所谓"撇撇"，就是把香烟盒子折成三角形，用手掌掼在地上，掀翻对方的就算赢。新年输了不认账，合心说他耍赖，两人从口角变成推搡，最后扭打在一起。等我们三个赶到，合心的脸上已经挂了彩——新年那小子下手狠，指甲在合心脸上挠出几道血印子，深得见了红，过了好几个星期结痂脱落，还留着浅粉色的印子。

我们三个把新年堵在巷口的梧桐树下，要他认错。新年梗着脖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低头。合意说：“你抓人脸，不是好汉。”八斤说：“输了就认，下次赢回来就是。〞我说：“合心脸被你抓破了，脸上擦了好些红药水，这几周不能出门一起玩，你过不过分？”

新年终于哭了，不是认错，是委屈。他觉得合心也推了他，凭什么只说他不对。说了好一阵子，我们不欢而散。只见秋风卷着枯叶打转，远处的江水闷闷地拍岸作响。晚霞也消逝得很快，月亮却躲在了云里。

合心和新年冷战了好几周。见面不说话，放学不同行，连踢球都分在两拨。我们三个在中间和稀泥，今天拉这个，明天劝那个。直到一个周末，新年偷偷把赢来的半盒"撇撇"塞进合心的课桌抽屉，合心第二天带了两个热乎乎的苕面窝放在新年的座位上。两人谁也没提道歉的事，就这样和好了。小孩子不记仇，但那种别扭的和解方式，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

江边的沙滩是我们的球场。沙很细，踩上去软绵绵的，跑急了会陷到脚踝。我们五人总是一队，对手是另外五个孩子，常常是从临近的巷子里来的。没有裁判，规则自己定，踢出界就发球，手球不算，除非明显故意。我们配合默契，合意守门稳，八斤冲撞凶，合心跑得快，新年鬼点子多，我负责组织。往往踢到天黑，对岸黄鹤楼的灯亮了，才意识到该回家了。衣服被汗水浸透，又被江风吹得半干，黏糊糊地贴在背上，却觉得浑身舒畅，像一条刚蹦上岸的鲤鱼。

偶尔钱汉会站在江堤上，远远地看我们踢球。她不再试图靠近，只是静静地站着，风吹动她的碎花裙子，像一朵开错季节的花。蔡千蓉从不会来，她有太多“正事”要做。黄冬荣同学倒是来过几次，依旧站在边上看，我们依旧不理她，她便一个人蹲在江边沙滩上捡好看的石子，捡了满满一把，又默默走掉。那些画面，像老电影里的空镜头，没有对白，却意味深长。

江边沙滩上，除了细软的沙，还堆满了竹木。汉阳枕木防腐厂的枕木在这里堆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枕木，散发着淡淡的松树的香气。夏天的夜晚，我们五个便爬上去，躺在宽阔的枕木堆的面上，枕着手臂看夜空。星星密密麻麻，像谁撒了一把碎钻在深蓝的丝绒上；有时月亮圆得像一面铜镜，把江面照得波光粼粼。我们并排躺着，开始讲故事，讲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鬼怪传说，讲自己编造的冒险经历，还比着看谁的故事最精彩。笑声和叹声在夜风里飘荡。我们也讨论白天课上没有搞懂的问题——合意讲他高我们一届才学过的方程，八斤讲他琢磨了一下午的几何辅助线，新年讲他总也背不会的俄语单词。你一言我一语，真还是聚思广益。江风习习，带着水汽和竹木的气息，轻轻拂过我们汗津津的额头。远处轮渡的汽笛偶尔响起，悠长而苍凉，像某个遥远的召唤。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夜晚。

1962年的初中同学。

前些年我与合心在一起。

如今，鹦鹉洲的老街老巷子都早就拆了，都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小区。我们五个发小（加三个女同学应该是八个），分散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省份。合意在长沙，八斤留在武汉，合心去了深圳帮儿子带孩子，我在上海养老，新年倒是回了武汉，却住在远郊。钱汉后来读了武汉外专，据说在沙市第一高级中学当英语教师；蔡千蓉在一个大型工厂当了干部；黄冬荣同学早就结婚，据说有一儿一女，孩子都有出息，家庭幸福美满。我们五个小伙伴，现在都是过了古稀的老人，还是合意家最好，他是终身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教授，一门六教授！我们偶尔通电话，说起小时候的事，笑声里总掺着一丝怅然，又有一份说不出的甜美。

啊，江水东流，童心难呡！

（美篇中的历史插图，多来自网络，向出镜者致以深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