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心一片愁如海（四）

乎乎堂

村东头南山脚下的南院老屋是我家的祖屋，不清楚它建于何时，但从清嘉庆十九年交易到先祖名下开始，至上世纪初叶已经传了七代。

三十年代末，日军三次占领晋城，城北不远处的牛山村几次遭日军炮击和骑兵扫荡，姥姥院里的南屋被炸塌。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母亲如惊弓小鸟，随本家叔伯连夜逃窜，翻黄坪山，涉西长河，与大人失散后又颠沛流离到了大山这边的我们村。后来便由一个慌不择路的“逃难女孩”成了这座南院老屋里的媳妇、内当家，生儿育女，迎来送往，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六十个春秋。老屋之于母亲，不但是她惊恐童年的“避难所”，也是她备尝乱世磨难，曲尽人间悲欢但仍顽强生活，运筹帷幄，勤俭持家的人生“大舞台”，所以被母亲视之如命，爱之如眼。

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在家里左支右绌的情况下，依然张罗着对老屋进行了一百五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揭瓦修缮”。新换上去的大梁粗壮结实，把拉运它的铁轮牛车的车轴都压断了，当时人们说它再经五百年的风雨都没啥问题。后来，随着家姐的陆续出嫁和家兄与我的年齿稍长，母亲又精打细算、陆续添置了仿明式的八仙桌、宋式的官帽椅和新式的双人床等家具。一九八一年，为了家兄成婚，母亲做主又花六百三十块钱把隔在我家南屋主房和东抱厦中间的东耳房购买过来，一举圆了她青春少妇就心心念念的梦想。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村里五六十年代生人成家立业的需要，大队在村西南的大场一带统一规划，批地建房。父母也在那里申请批建了一排五间的楼房，让家兄另起炉灶，另立门户。

上世纪最后一个晚秋，父亲抱病，母亲向我郑重交待了他们身后的析产安排：新盖的五间砖房归家兄，祖传的南院老屋归我。同时还把嘉庆十九年先祖购房时盖着大清国凤台县满汉文官印的契约文书、印花税票和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华北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以及一九八一年九月购买两间东耳房的《契文》，一并交到了我的手上，嘱我善加护持，有条件时适当翻新， 光大门楣，以便他们“老百年后”在祖宗面前脸上有光。

但“人生有定，世事无常”，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秩，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演变的重要时期，城市膨胀，乡村萎缩，我们小时候那个五家共处、人气很旺的老南院，除我家父母一直在此坚守外，其余都人去屋空，非常萧条。这时远在外地的我，也正处在人生负重爬坡的关键阶段，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有挫折后的痛苦、也有成功后的喜悦，更有职业转换后的挑战，凡此种种，都使我对老家的“琐碎闲事”无暇多顾，很少过问。有一阵虽然也曾动过对老屋改造的念头，但立村始祖建造出的南院是个楼宇关联、结构严谨的建筑整体，除我家南屋主房和东耳房、抱厦外，别人居住的西耳房和东西厢房虽然空置，但仍屋各有主，“铁将军”看门，不容我独自大兴土木，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风雨飘摇中渐趋凋敝。每次回去，看到日与残砖败瓦相厮守的白发双亲，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有年春节我一家三口回老家团聚，童言无忌的孩子面对木格窗上糊的棉纸、炕头撑着雕有二龙戏珠的古老隔断以及山墙上斜搭着的木楼梯等，既好奇又嫌弃，一会儿喊太冷，一会儿喊太破，一会儿又嫌太脏，闹得爷爷奶奶十分尴尬，只说是“委屈这孙子了”。

2000年秋先父病入膏肓，二老不得不搬离他们相依相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南院老屋。此后一年父亲病故。母亲后来在别人帮助下回故居看过，当时那个原本石柱横梁，内嵌暗八仙伞门的大门顶已经坍塌，景象凄惨，为此母亲难过了很久。有一次母亲突然提出，等我告老还乡后她要和我回南院老屋再好好住几年。我以为这是遥远而不确定的事情，所以也就“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搪塞过去了。

三年后的一天，家兄电话里说村里要拆旧建新，被拆房主可按村里规定面积和价格购买新房一套，要他告知并征求我对拆除南院老屋的意见。我想既然是村里的统一规划，我一个长期在外的工作人员平时无以报效桑梓，此时也不能给村里填堵，于是便忍痛割爱，随它去了。母亲提出，让我买一套新房留着以后叶落归根居住，但当时我正在筹资解决兰州的住房问题，囊中羞涩，没有余力再考虑村里的置业，所以母亲也就没再坚持，但她嘴里却挤出来一句“我算是看透了，你这就是以后老了也不打算回来了”。我也随口来了句毛主席不是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嘛。想不到老娘突然作色道，不要给我拽诗文，毛主席还说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呢，你怎么不回来？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母亲这么严厉。乡心一片愁如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