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带月荷锄归

　　爷爷去世已经30多年了，早已化为了尘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历历在目，我常常会想起他，甚至梦到他。昨晚睡在床上，又回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的那些岁月，今早，忍不住在键盘上敲下了一堆文字，把沉淀了的岁月重新翻了出来。这些文字，基本都是零零碎碎的回忆，很多都是片段性的。但是，我不在乎这些回忆的文字是不是要多么地符合主题和逻辑，我只是想回忆展示那个贫寒年代中爷爷那辈人的生活日常，我只是在乎真实。

爷爷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1993年去世，活到了85岁，他是一个典型的十足的江南农民。他高高瘦瘦的个子，剃着光头，上唇和下巴上都留着花白胡子，平时都是穿着布纽扣的衣服，随身一般都带着一根长长的白色手巾，平时话不多，慈祥和蔼、挺拔有精神。

　　爷爷兄弟5个，他是家中的幼子。他自出娘胎，就是一个堪比汉末三国、唐末五代的大乱世，战乱不断、民生凋敝，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一直打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来又遇到三年大饥荒，饥饿到挖野菜吃树皮，被活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温饱问题，是他们这一辈人一生中最大的问题。直到去世前的十来年，条件稍稍好了一点，但也只是解决了温饱、不至于饿肚子而已。听爷爷说，他的奶奶死于“长毛”(太平军）之手，在逃“长毛”的时候逃到一口池塘里，后被“长毛”用“铁钉枪”打死了。还听他说冬天的时候，他的脚上就会生冻疮，直至溃烂，他就在溃烂的肉洞里塞一些破棉絮。那时，他也经常到六七十里外的金华山砍柴卖钱。之后，他在犁头尖村的一户姓徐的地主家里做帮工，活也做得好，雇主家满意他，后来让他做了长工。后来他自己划算着也置了一些田地。他说如果迟几年解放，他可能也会成为“富农”。

小的时候，父母忙于生计，我一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时候比较多。那时，我是跟爷爷奶奶睡的，我和爷爷睡一头。床的边上放着一个大的尿粪桶，隔着一米多高的泥胚墙就是猪栏和鸡舍。夏天的时候，在粪桶里小便，就会“轰”的一声，那是被惊动到的无数苍蝇蚊子发出来的声响。最难熬的是天热的季节，那时的蚊帐是苎麻做的，很厚，也不太散热，夏天睡在这个蚊帐里，只能不停摇着发黄的麦秆扇。尽管这样，也是汗流不止，蔑席上一下子就一个湿的人影。在我的记忆里，冬天的日子比夏天好过一些，睡觉时把所有脱下来的衣服都压在破棉絮上面，也还可以勉强抵御严寒。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冬天时节我每天戴着一个旧的瓜皮帽子，因为怕冷，晚上睡觉时帽子也不脱。直到有一天，感觉头上痒得紧，发现是长满了虱子。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环境，是无法忍受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爷爷他们从生到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整整的一生。

爷爷没有读过书，但是好像懂的事情也不少，我最原始的一些启蒙知识，多来自于爷爷。我从懂事起，就喜欢缠着他讲故事。他讲的最多的是“毕矮的故事”“薛仁贵的故事”和“杨百万的故事”。他的故事基本上是从“唱新闻”（说书）的地方听来的。由于故事不多，他是重复着讲的，过段时间又会给我讲一遍。有的时候我还凑了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听。我也听他说过民国初年军阀打仗的事情，他说孙传芳的部队在诸葛那边打仗，在村子里都听得到枪声。他说那时曾经有青田人（注：郑秾）在周边发展了红军，隔壁的杨家村也有人去，后来许多人都在龙游被枪毙了。我也曾经问过他香港是不是中国的，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但是被英国人占去了……

爷爷自己不识字，但对我这个家里长孙儿的识字读书，他是重视的。印象里他每让我写100个字就会奖励1毛钱。我得到奖励和表扬以后，下一次就争取写更多的字，读更多的书，潜移默化中就有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我上学的字典和书包也是爷爷给买的。尽管50年过去了，当时买字典的情景还犹在眼前。那时，爷爷会带我去县城，当时村子里没有公路、没有公交车，农村人也没有自行车，去25里路的县城就靠一双脚。爷爷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就带着我出发，一路走到县城。路上我因为天黑怕鬼，既不敢走在爷爷前面，更不敢走在爷爷后面，爷爷常常就牵着我的手走。有一次爷爷带我到县城中山路的新华书店，我很想有一本《新华字典》，但是我没敢对爷爷说，只是一直站在放着《新华字典》的柜台边上不愿走开。那时一本《新华字典》要1.08块钱，对农民来说不便宜。最后，爷爷还是给我买下了这个字典。爷爷还给我买了一个书包，是那种绿色的军用包。这个字典、这个书包，我用到了初中毕业，用到了去金华读师范之前。在爷爷的教育引导下，后来我读书还好，成为了学校老师和村里许多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当时的中考，成绩最好的一般都去读中专。那年全县万人中考，也就二三十个人考上中专，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我想，这与爷爷从小对我的期望和鼓励不无关系。在我初中毕业时的那个炎热夏天，有一天我在田野里放牛，爷爷大老远飞奔过来，边跑边喊着我的名字，边喘气边大声说“考上了，考上了……”。后来，我去读了金华师范学校，做了一个老师。

爷爷喜欢喝点酒，平时中饭、晚饭都要喝一点。他喝的酒，多数都是由我去代销店里舀的。每次我拿着一个白玻璃瓶子，去代销店里舀满一瓶黄酒，回来的路上，我一般都是要偷尝一两口的。爷爷晚上也常常去代销店里喝酒。他一般是先要上几两黄酒，再要个酥饼，在桌子上用手把酥饼压碎了配酒喝。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农村人没有文化生活，在代销店里，许多人边喝着酒边谈天说地，从天上讲到地上，从东边一直讲到西边，那也算是一种充实。代销店里的酥饼，对我是有诱惑的，于是，我也经常会跟着爷爷去代销店里，他给我一个酥饼，我在边上吃上半天，然后就在代销店里发呆到他回家为止。每到年底的时候，爷爷也会自己酿一些缸米黄(江南的一种黄酒），放着和我父亲慢慢喝。做酒的时节，是我所期盼的，我可以捏一个糯米团子，蘸一点红糖吃。当时红糖是稀罕物，大人一般是用小瓢羹在我手中的饭团里撒一点点红糖。即使这样，我也觉得非常好吃。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和父亲、姑姑等都候在他身边，他说想喝口酒。大家随了他的愿，他用力喝了一大口的酒，过了一小会，他就没有脉息了。他是喝着他所喜欢的酒、带着满足而走的。

　　爷爷比较会划算，也有一些经济的头脑。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先后都在打棕线卖、拔稻草芯卖，全家人晚上都会做得很迟，我和妹妹们也是要一起帮着做的。爷爷也带领家人做豆腐卖，头天晚上做好的豆腐，第二天早上由我母亲挑出去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养了一两头母猪，每个母猪一年生两窝小猪。如果一次所生的小猪能够在十来个以上，爷爷就会很高兴。爷爷有时也会去外面卖水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农历7月30日、伍家圩“会场”（赶集的日子），爷爷挑了满满两箩筐的柿子去集市上贩卖。结果被市场管理员处罚了，他们拿走了爷爷的箩筐担子。我拽着箩筐哭，爷爷使劲给他们说好话，最后罚了3毛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爷爷带领家人们炒瓜子卖。那时，我已经在金华师范学校读书。他来金华看我的时候，也会顺便在金华的小码头进两大麻袋的葵花籽，每袋100斤左右的样子。然后他坐火车到下凌，再走13里路回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两百来斤的大麻袋挪回家的。然后，大人们利用许多个晚上的时间，把葵花籽炒好，用裁好的旧报纸一小包一小包给包起来，然后由我妈妈和我的两个妹妹拿到放电影的地方、茶馆店和集市上去卖，为全家赚一点活钱。

爷爷晚年的时候，社会生活条件有所好转，他也是儿孙满堂了。对于曾孙女丹丹，他也是疼爱的，丹丹也喜欢跟着他，有时丹丹吃的东西掉地上了，爷爷他常会用拐杖把东西划拨过来，然后捡起来自己吃掉。爷爷这个节俭的习惯一辈子都没有改。

对于爷爷，更多的还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曾记得有一次他带着我在县城的川味馆，给我点了一盘精肉片，白盘子里盛放着20来片肉，肉很精的那种，切得很薄，沾着酱油吃，吃得我口水直流，回味无穷，感觉后来就一直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肉片了。曾记得，每到年底爷爷都会做豆腐、做“沸豆腐”（油泡）、做冻米糖，还要杀年猪，每到这个时节，我就可以吃到太多太多好吃的东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最喜欢候在爷爷的身边。曾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跟着爷爷从代销店里回家，在途中一个菜园的断垣残壁上看到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有手掌那么大，发着白光，上面还压盖着一个破的坛子，当时我认为这就是常听说的“鬼火”，吓得大气不敢出。曾记得，家里的小猪仔养了个把月以后，爷爷会央人来家里“结猪”，就是给雄小猪阉割，那个阉割下来的稀罕物炒起来特别好吃。由于认知的局限，每次“结猪”的时候，爷爷就把那些稀罕物炒起来，让我一饱口福。长大了回想起来，“真是天哪”！

爷爷身体状况向来较好，上年纪以后除了高血压和脚痛的问题，平时伤风感冒都不多。他一辈子没有上过县里的大医院，更没有住过院。到了晚年，估计是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小便有点困难，但也没有去看过医生。最后是由于什么疾病的原因去世的，我们都不知道。

“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月年年望相似”，山河岁月轮回，可每一代人的际遇和命运却是如此不同。爷爷他们那一辈人，生不逢时，他们在艰难、动荡和清贫疾苦中度过了一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普通百姓的生活才开始有所好转，可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了。

如今，我们的生活场景与祖辈们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我们的后辈甚至对其先祖的境况已经是不清楚、不了解了，许多人都已经无从体会老一辈曾经的艰辛苦寒，都已经不懂得旧日岁月的万般不易。望着窗外的天空，抚今追昔，我思绪万千，但愿能够告慰逝去的祖辈们，人世间不再有战乱，人世间不再有饥荒，一代一代能够持续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