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的红小兵

西风文艺

作者：段金泉

“六·一”儿童节到了，看着天真烂漫的“红领巾”们从眼前走过，我的脑海里隐隐浮现出那远去的童年时光。

1971年秋天，我终于告别了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疯玩的日子，踩着坑洼不平的小道，到离家五六里路远的大队小学上学。尽管山路崎岖，还要过沟翻山，但对一个很少出过远门的孩子来说，这条路上的每一步，似乎都充满了新奇。

那时，新学年是春季入学。学校没有拒绝我这个半路入学的插班生。我便跟着一年级的同学，从下学期的课本学起。报名当天，老师给我发了语文和算术两本书，记得总共三毛多钱。三年级的堂兄带我到距学校不远的小商店买了两张大白纸，回家后自己动手裁成32开，用针线装订成两个作业本，花了一毛钱。好像没有学费，一元钱足够一个学期的费用。课堂上，老师念一句，我跟着学一句，有时跟不上节奏，却也乐在其中。没等我回过神来，翻过年稀里糊涂地升了二年级。在老师眼里，我虽然只上了半年级，但学习还算认真，期末考试成绩排在班级前面，平时听老师的话，被推选当了班长。从此，这个“长”一直当到高中毕业。

就在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件大喜事：加入了学校的红小兵组织，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那时的校园，早已没有了少年先锋队的痕迹。后来从相关史料中获知，1967年，北京宣武区香厂路小学率先取消少先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很快，中央便批转了相关材料，认定少先队“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才是“富于革命性、战斗性”的少年儿童组织。短短几年，红小兵便取代了少先队，成了全国小学里唯一的少年儿童团体。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农村小学，红小兵组织的成立，被看作是一件光荣的政治大事。

加入红小兵组织，远不是后来入少先队那样简单。那时候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论，出身好、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孩子，才能第一批系上红领巾。我家出身下中农，祖上三代都是种地的，加上我是班长，跟着老师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名正言顺成了班里第一批加入红小兵的人。宣誓那天，我们站在学校操场上，攥紧小拳头，跟着老师大声喊着誓词，立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声音稚嫩却响亮。当系上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时，我倍感自豪，放学回家的小路上，还不时整理一番，生怕村里的大人小孩看不见。

校园里的一切，都跟着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语文课本里多是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文章，算术课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自然常识学的是科学种田，音乐课学唱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最抒情的歌曲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红星闪闪》。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浓浓的革命激情包围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平日里，除了上课，最多的活动就是搞革命宣传、参加集体活动。我们走村串户宣读毛主席语录，在村口土墙上刷写“打倒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标语。每逢大队召开批判“地富反坏右分子”大会，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参加。有时候，我们还学着民兵的样子，在村道路口拦下过往行人，让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得出来才放行，背不出来就让人家跟着我们念。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幼稚的举动，不过是“革命时代”的狂热。

1973年10月，北京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一个叫黄帅的同学，给北京日报写信反对“师道尊严”，一夜间成了全国闻名的“反潮流小闯将”。次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偏远的农村小学响应上级号召，立刻掀起了“破师道尊严”运动。学校组织我们学习黄帅的事迹，要求我们大胆给老师提意见。那时的我们，并不懂什么是“师道尊严”，更不完全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只觉得跟着喊口号、提意见，就是最革命、最光荣的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的都是何时被老师罚过站、或者曾被打骂过的话，让一些严格教学的老师灰头土脸。如今反思犹觉愧疚，这也是无法抹去的时代印记。

次年，我们东风小学迎来了一次大“升格”，扩建成“五·七”中学。消息传来，整个学校都沸腾了。师生们敲锣打鼓，庆祝教育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我这个小学生，竟意外地被推选为学校革委会两名学生委员之一，也是全校小学生的代表。那天我和学校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却又觉得无比自豪。我小小的肩膀，似乎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革命重担”。可年幼的我哪里明白，这份“殊荣”，不过是特殊时代里，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符号而已。

成为革委会委员后，我参与的“革命活动”更多了，而学校的教学模式，便是“开门办学”。按照要求，我们一年四季都有大量的时间，由老师带领前往大队所属的各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春天，我们跟着社员们运送肥料、播种、锄草，小手被磨得生疼，却依旧学着大人的样子，弯腰弓背地在田间劳作；夏天，烈日当空，我们在麦地里割麦、拾穗，汗水顺着额头掉在土地里，也不愿停下；秋天，我们帮着收玉米、挖土豆、拔谷子，与贫下中农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就去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挖土推车，平整田地。此外，学校还有不少土地，春种夏收，都是我们学生要做的事。

生产队的大爷大妈们，总会一边教我们干活，一边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日子，讲他们如何受地主剥削压迫，如何在共产党带领下翻身做主人的经历。我们听得认认真真，把这些话当成最珍贵的革命教育。那时的我们，从不觉得劳动辛苦，反而认为，这是红小兵实现革命理想的实际行动，是“思想革命化”的生动体现。课堂上的知识学得少，劳动中的汗水流得多，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泥土与汗水的交织中，留下了最质朴的记忆。

红小兵的组织生活，也有着严格的制度。每周的队日活动，我们都以年级为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汇报劳动和学习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些看似严肃的活动，在我们孩童的眼里，充满了仪式感。

当然，也有少数学生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没能第一批加入红小兵。一个班里，总会有几个这样的同学，看着我们戴红领巾、参加集体活动，眼里满是羡慕。他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考验后，才能被批准加入红小兵。我们不懂什么是阶级歧视，只觉得加入红小兵是天经地义的光荣，从未在意过那些同学落寞的眼神。如今来看，那也是时代留给他们的小委屈。

红领巾陪我走过了小学时光，成了我童年最鲜明的标志。我从一个懵懂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满脑子革命思想的红小兵。

1978年，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红小兵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按照规定，学校所有的红小兵全部转入少先队。校园也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开门办学的日子少了，教室里的读书声多了起来。那些曾经的革命口号、隔三差五的田间劳动，渐渐退出了校园。这一年，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了一名青年团员。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开启了含饴弄孙的老年生活。每当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心里总会涌起万千感慨。我曾是一名红小兵，这不是值得炫耀的荣光，也不是需要避讳的过往，而是一段真实的、镌刻着时代烙印的童年记忆。

红小兵，见证着那个特殊年代的风云变幻，也承载着我童年的懵懂与向往。回首往事，那段时光就像田埂上的野花，开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无法忘却的过往。（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