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盐商大亨周扶九

杨如琴

在扬州古城青莲巷19号，有一片占地三千七百平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罗马式拱门与“紫气东来”砖雕混搭在一起，倒也毫不违和。这处大宅的主人，就是清末民初的超级富豪周扶九（1831-1920），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高塘乡人。提起他，那可真是一本老厚的故事书，从穷小子做到富可敌国，又把抠门儿这件事发挥到了极致，最后儿孙败家，豪宅易主，难免让人想起那句老话，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今天咱们就翻开这本故事书，好好捋一捋这位传奇人物的起落人生。

寒门出身，雏鹰待飞。清朝道光年间，在江西吉安一户穷得叮当响的农家，一个男婴来到了世上。家人盼他出息，给他取名“周鹍”。《庄子》里说鲲鹏展翅，一飞冲天，爹娘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日后还真就飞出了名堂。

偏偏老天爷上来就给下了一剂狠药，小周鹍四岁那年父亲就没了，这本来就揭不开锅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母亲靠着给人浆洗缝补，硬是咬着牙供他读了几年的私塾。

不过，周扶九自己的人生转折，得从十六岁说起。那年，在同村伯父的保举下，他背井离乡，跑到湖南湘潭的一家绸布店当了学徒。这小子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长得人高马大，手脚麻利，关键是脑子活泛，记性也好。老板很快就对他另眼相看，学徒期还没满，就让他跑采购、催账款了。三年后当上了先生，二十二岁更是外放到广州独当一面，管着一摊子分店业务，周扶九这就算是在商场上迈出了第一步。

二十五张盐票，扭转命运的“横财”。然而上面说那些都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让周扶九一步登天的，是一笔近乎戏剧性的“横财”。

话说那年太平天国运动打翻了天，社会乱成一锅粥，绸布店的老板怕外面赊的账烂在外头，赶紧发话让各地伙计去收账。周扶九接了个差事，出去要账。走到一家木行，老板掏不出银子，愁眉苦脸地商量，说用二十五张盐票顶债。

盐票就是当时贩盐的许可证，按说值钱，可赶上兵荒马乱，两淮的盐运不出去，盐票的身价那是坐着滑梯往下溜，一张从几百两银子跌到几十两，后来更是近乎废纸。周扶九带着盐票回去，老板一看火冒三丈，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连薪水都给他扣了，说这账就算没要到。盐票，也全归了周扶九。

这一下，周扶九就丢了饭碗，只能和妻子相依为命。那二十五张盐票早不知道被他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人常说时来运转，但周扶九这运气，来得也是神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恢复“票法”，盐票的身价像是坐了火箭，一张就飙升到了四五百两银子。有一天，妻子打扫屋子的时候，在床上乱糟糟的针线篓子里，翻出了一卷旧纸张。她不识字，也没当回事，顺手就搁在了一边。周扶九偶然看到，接过来一瞅，顿时跟触电似的跳了起来。那正是那些早已被遗忘的盐票！

凭着这二十五张盐票，周扶九一下子就搭上了通往财富顶层的天梯。他拿这些盐票出租给盐商，自己轻轻松松就赚了个盆满钵满，从此举家搬到扬州，开了间“裕通和”盐号，正式走上了盐业大亨的道路。

从盐业领袖到多元化帝国。在扬州站稳了脚跟，周扶九当然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盐贩子。他动作很快，一口气握着一百四十七个煎盐亭灶，手都握红了的张老板。更厉害的是，他开始疯狂扩张钱庄，湘潭的裕通源、常德的裕孚、汉口的裕厚德，这些钱号像撒豆子一样纷纷开张，编织起一张巨大的金融网。他的生意从盐业到钱庄，从当铺到米业，从纱厂到轮船运输，简直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年扬州有句俗话流传很广：“周家的钱，萧家的盐。”“周”说的就是他，他和盐商萧云甫并称一时瑜亮。甚至有说法称，当时他的资产一度达到了五千万两白银，你想想，这差不多相当于甲午战争前日本修建整支新式海军的军费了。

到了光绪末年，这个老头的目光又投向了上海滩。他当机立断，举家迁往上海，眼光确实毒辣，在虹庙一带置地，等到南京路成了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周扶九的身价也跟着地价一块儿暴涨。他和英籍犹太人哈同他们，并称为上海的“地皮大王”。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价大跳水，别人都不敢碰，他却反其道而行，大把吃进黄金。等到战争结束了金价一路狂飙，他又低吸高抛，大赚特赚了一笔。

即便到了六十好几的年纪，周扶九依然不知疲倦地在商场里挥洒汗水。他和状元张謇一起开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南通纱厂，和张勋合伙办了九江的华丰纱厂，到老了还参与了南浔铁路的投资。从盐业到地产，从金融到实业，一个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商业帝国就这么被他给搭起来了。

天下奇吝，守财成痴。不过，人生的矛盾之处就在这儿。传闻这位商界大佬的账本算得精，可过日子嘛，却抠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简直是个奇景。

在扬州的时候，他每天就花一文钱买盐豆子下饭，还得把豆子一粒一粒数清楚了，挑那分量最足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去澡堂子洗澡，每一次都非得偷偷把人家的毛巾揣一条回家，这股子锱铢必较的劲头，传到周围人耳朵里，就成了百姓在茶馆酒肆里笑谈的歇后语，叫“江西周扶九赚钱——不用”。

后来搬到上海滩了，其他大老板们出门，前呼后拥不是马车就是汽车，周扶九呢，连坐个黄包车都觉得冤。他有一套自己的歪理：“这路平坦坦的，走几步又不费劲，干嘛要坐车？”有一次他终于破了例，坐了一回黄包车，事先谈好的车费四角，等到了地方，他觉得路程太短，自己亏大了，死活只肯掏两角，跟车夫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女儿偷偷拿出一块银元塞给车夫，才把这事儿给平息了。

周扶九的吝啬，也不光是对外人，对自己家人下手一样狠。有一天他看见佣人提着一篮子东西上楼，追过去翻开看，全是小辈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各色早点。老头子火气噌地就蹿上来了，指着自己面前的蚕豆，怒不可遏地说道：“你们这么挥霍，我也得跟着多吃几颗蚕豆！”

还有一个故事也挺逗的。他那谭姓的老伴，看他老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蓝布大褂出门应酬，觉得太掉价，就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件貂皮袄。周扶九问价，老太太怕他肉疼，就骗他说是别人买了不合身的二手货，只花了四十元。他掂了掂这皮袄，觉得分量扎实，得值一百多块钱，这才心满意足地穿了出去。结果到了朋友家，人家随口一夸，这家伙顺竿子就爬，当场就把皮袄一百一十五元转手给卖了，回家还得意洋洋地跟老伴炫耀。那份精明，你看都用错地方了。

晚清状元张謇虽然和他是老朋友，可私下里说起周扶九这毛病，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过他，说他“俭”过了头。可不是嘛，这哪里是俭朴，这分明是把吝啬当成了人生至高的乐趣。

令人意外的另一面：慷慨资助革命。可偏偏，这看似在油盐酱醋上都能算到骨头里的周扶九，在另一件大事上，却突然大方得吓人。

辛亥革命那阵子，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革命风暴。周扶九虽然是个老派的商人，骨子里却特别反对满清专制，拥护民主共和。当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时，老爷子眉头都没皱一下，慷慨得不行，一口气就捐出了三十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当时多少大商人还在那里犹犹豫豫，看风使舵，他却用最“奢侈”的行动，表明了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护。

想想也是够矛盾的，平日里为了几文钱都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的人，在革命这一关乎民族存亡的节骨眼上，反倒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勇气和豪气。

富者身后，繁华一梦。民间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用到周家这字儿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辛亥革命之后，金融动荡，军阀混战，周家的钱庄业务受到巨大的冲击，家道开始中落。再加上这些子孙挥霍，老爷子费尽心血攒下的铁桶江山，就这么被一点一点地啃噬殆尽了。

1920年，八十九岁的周扶九在上海走完了他矛盾重重的一生。即使他生前节俭至极，葬礼却隆重得不像话。他穿着双龙百寿衣，躺进了一副昂贵的澳洲沉木棺材里。更让人咋舌的是，抬棺的竟然是用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殡时的原班抬杠。出殡那天，整条南京路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全城的交通都为了这浩荡的送殡队伍让了道。灵柩水陆联运，最终安葬在了他的老家江西吉安。

周扶九这一辈子，从穷小子到巨富，从盐商到金融大亨，他亲手摸到了商业帝国的顶峰，却因为吝啬成性被人当作笑谈，又因为后继无人在历史的烟尘中看着大厦崩塌。他的传奇，不单是他个人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旧中国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正如有当代诗人为他感慨：“漂泊湘潭发迹殊，九天直上白盐扶。钱庄牟利兴家业，纱厂参资强国铢。纵是人才诚信用，从知乡里饱温图。”

如今，在扬州青莲巷19号，那座中西合璧的大宅依旧在那儿站立着，沉默地看着世间来来往往。好消息是，这处江苏的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在修缮了，之后会向公众开放，变成展示沪扬双城文化和非遗工坊的好地方。历史就是一台大戏，只留下青莲巷前那斑驳的砖雕，在岁月的长河里无言伫立，让后人在寂静中低声谈论着那一段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