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sc的美篇

陈sc

（笔者忆画“知青”时栖居林盘之夜景 于1993年）

　　“黄昏哭向野田春，三十功名志未申。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何人。”

儿时，经常听到父亲吟诵此诗，尤其是后两句印象颇深。当时，并不懂得这般感叹的含义。几十年一晃而过，自己也有了下一代，如今才算有些明白个中几多困惑几多愁绪，进而领悟到的不仅仅是人生况味，还有对逝去父母的无尽思念。

母亲过世时我七岁；父亲去世时我二十五岁。因而，母亲的印象模糊，父亲的印象却清晰。

全家福——与重病中母亲的最后合影 1956年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模样是瘦瘦的，脸颊有些下陷，但眼睛较大，也有神，头发是黑黑的。她叫我“常儿，常儿”的呼唤声，至今依稀在耳。印象中母亲长年呆在家中，很少外出，原因是一直在生病——患肺结核，而且经常坐卧在床。大约到1956年时，听大人们讲，已是“三期”，意思是最严重的了。记得母亲有一次病危时我正在学校上课，口信一传来，我立刻提起书包从教室里冲将出来，一手推开前来拉我的黄校长，只听得她说：“隔你妈妈远一点，要传染的……”但，那些日子，我没有在乎这些，每天与母亲的亲近是必然，如同每天自顾玩耍也是必然的一样。记得那时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不变，那就是到床边向母亲“请安”。

真的，我实在记不起与母亲有过的对话，也记不起有过的一道外出的游玩——我奇怪自己童年时竟是那般的迟钝与木讷，还没记性。

然而，母亲对我的读书学习是很关心的。依稀记得，将上小学时，母亲拿出了一本《国文读本》（大概此名），指着扉页上的题字并告诉我，这是她唸小学时成绩为学校甲等奖头名的奖品，当时，我便想，以后，我也要得奖。这，想来应是我日后努力学习的最初动力。

回忆画老家 于2021年秋

　　母亲与世长辞时是早上，8点一刻。我呆呆地站在睡房门边，低声地哭泣，身旁来来往往的是忙乱而悲伤的大人们，他们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当时，我哪会知晓：从此，这珍贵的母爱永远离我而去了。

母亲逝世后，家里长久地笼罩在悲情之中。父亲经常唸着的《诗经》中的句子，我都能背下来了：“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若可赎兮，人百其身。”我还隐约地记得昏黄孤灯下，母亲遗像前，父亲静默久坐的背影，宛如一尊雕像。

母亲的遗体在北郊昭觉寺火化后，间或星期天父亲都要带上我——有时还有二哥，步行去昭觉寺祭扫，很少乘公共汽车去。从城东走向城北郊外，几乎就是穿城而过，我好像并不觉得累，跟着父亲走过大街小巷，是我喜欢的事，因为，能听到父亲即兴讲的故事，有时还可能“进馆子”尝尝小吃——比如那香甜的“三合泥”。那时的昭觉寺踞守在广袤的田野上，它的后园就是我心目中的“森林”，有高高的松树、青杠树和楠木树，有遍地近半人深的荒草，还有不时啼叫的乌鸦和盘旋的老鹰。拾起苍鹰落下的羽毛，望着不见人影的树林，我总会想，母亲在这儿会不会感到冷清与寂寞。

这样的祭扫，一直持续到后来母亲的骨灰回放到家中。

母亲逝世后，父亲在1957年《历书》上的记录

　　母亲的病逝使年幼的我曾经下了个大大的决心：长大后去当医生，消灭“肺病”！然而，几十个春秋过去了，因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自己实在是没有穿白大褂作“大夫”的命。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流转的时光在改变着一切的同时，也渐渐地会带走我们拥有过的记忆与愿望。

之后，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六年——大哥工作在外地；二哥谋生困苦，漂泊不定。我在父亲、还有慈祥祖母的爱怜与呵护下，一同艰难地走过了那些个春夏秋冬，尤其是那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及 “政治运动”连连的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这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却不幸地留下了先天不足和认知缺失！

尽管遭遇着社会生活的翻云覆雨，经受着“出身问题”的沉重压力，但我与父亲的至爱亲情并没有动摇。然而，我却觉得父亲有些大不一样：一是不怎么关注我的学业成绩，说什么：“学生，学生，学习生活”，他极少查看我的作业，却在乎于教我生炉子烧火，教我在大街上辩识方向，还一直支持我外出“游山玩水”。二是喜好“无用”的、“陈旧”的古诗词，常唸常写，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我最早就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的。三是从不向我讲他投笔从戎的往事。记得一次偶然翻看父亲的履历，才知晓抗战时他曾转战于江西、湖北、湖南和广西等地。四是对于身外世界，父亲与我的感受也不太一样。那时，人们的生活总会有甚嚣尘上的“运动”来拨弄左右，父亲似乎惯看运动“景观”，几近木然，比如，在路过充耳广播与口号声的街头时，他从不驻足看热闹；对又“揪”出某人的新闻，不作评论；对他单位学习的事、对我学校政治活动的消息也只是简单地说说问问。记得六十年代初，举国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那些连篇累牍的、让我等亢奋的《九评》文章，父亲好像不怎么看，也不谈论，对于我们即将“领导世界革命”，“解放三分之二世界人民”的大事，竟然无动于衷！当时，我心里曾纳闷：这难道就是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来参加抗日战争的父亲？

不过，父亲也有感兴趣的事情，如：积攒粮票四处去排队为年迈的祖母买包子、花卷；星期天带我散步去西玉龙街书店“淘”旧书——在那里我认识了《三希堂法帖》，认识了《芥子园画谱》、《故宫周刊》等，这些都是我书画学习的启蒙读物。还有难以理解的是， 已过花甲的他，1972年时，夜间还爱跟着成都广播电台的广播学英语……父亲老是这样，仅仅致力于这些日常小事，而对许多“大事”依旧淡漠。

父亲淡漠的事物还有钱财。从我记事起，家中的零用钱一直固定放在方桌的一抽屉里，谁要谁取，没有限制。在我的记忆中，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因钱财而发生纠纷的事，父亲常说那是“身外之物”。父亲的见解和宽松也给我打上了“烙印”——淡泊金钱。记得“知青”时期在离蓉返乡时，父亲总会给我几元零花钱，而我往往会悄悄地抽出两三元钱，放入家中方桌的抽屉后才离家上路。至今，我也没有把怀揣多少钱当成关乎个人风光与荣辱的事。可以说，在我过去的人生中，似乎没有过真正的为缺钱而心生烦恼——如此“另类”的状态和心思，我从不愿也不便向人说起。

“吾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父亲曾说过的王阳明先生的话。

“知青”时与父亲、二哥的合影 1969年

　　把我和父亲分割开长达四年多的，是那场骤然降临到青年学子头上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冬，我下乡到绵竹农村前，同二哥一道去探望了被隔离“劳动”的父亲，在水碾河郊外一仓库，即是市中药材公司的“牛棚”。我们被指定在晒场旁谈话。时近黄昏，天低云暗，我有种从今以后父子天各一方的难受，低着头，瞟眼看到了父亲花白了许多的胡须在寒风中颤动，还有那写有“国民党残渣余孽”黑字的白袖套和藏蓝色棉大衣上的污渍。我怀揣的是一种近乎诀别的心情，然而，父亲似乎并不在意，在询问我下去衣物准备情况后，说：“绵竹好，以前还叫‘小成都’呢，抗战时为‘躲警报’，你妈妈还在那里学校教过书。”并嘱咐二哥带我去看看当年在绵竹生活过的地点，什么苏家街、月亮泉，还有双忠祠、南轩祠，好像我是去远足旅游似的。就这样，原以为的挥泪惜别场面，没有了。

然而，我相信，我“上山下乡”的离开和1969年秋年逾九十祖母的寿终正寝，对父亲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他的孤寂、他的愁苦是可以想见的。那时，我曾隐约地觉得父亲的不容易，不仅要有担当起全家对付苦难的魄力，还要有在社会生活中为事谨慎，又泰然处之的气度。这是否还关系到一种生存智慧与操守？自己没有怎么想清楚。

而今想起来，才算有些明白父亲当年的人生境界：身心自我的恬淡，业已不在乎岁月的馈赠是丰厚还是菲薄了。

说来，好些知识分子讨厌之处在于遇事爱问为什么，然而，父亲好像并不如此。他似乎已惯于默默地过日子。古往今来，因明哲保身而“躺平”，也算是一种生活的姿势吧。也许，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有可能解读这些言行。在家国遭受劫难之际，能做到既没有“辩证”地心安理得，更没有投机地趋炎附势，堪称可贵。然而，人们心态的外显方式是不同的，以沉默来自我保护，并作如是观，应当是一种选择吧。细细一想，这也是对扭曲人性伎俩的一种反抗，其成就着一种特殊的强大。“君子不器”，更不能被工具化，这靠的是良知，靠的是一种可贵的韧性。

三弟兄与父亲的合影 1971年冬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父亲也有喜形于色的时候，如孙儿智、璇；孙女姿、连出生消息传来时，他总爱品一点小酒，带着笑意地自斟自酌。而于我印象很深的是，1973年秋的两件事令父亲倍感高兴，一是我有书法作品参加了“四川省国画书法展览”——此为“文革”以来最大型的美展。在省展览馆，父亲在我的作品前，近看远观，久久没有离去。二是我考上了师范，将结束“知青”生涯。记得父亲在老家小楼上，笑咪咪地低声给我吟诵了郑板桥的一首《道情》：

“老书生，白屋中， 说黄虞，道古风。 多少后辈高科中， 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 一朝势落成春梦， 倒不如蓬门僻巷， 教几个小小蒙童。”

彼时，我已经懂得没有资格笑他“迂腐”了，倒觉得业已年迈、教书出身的父亲是在真诚地认识人生、感悟人生，而且，对我被走上教师这个行道表示着一种满意。然而，父亲也给多少有些得意的我泼了冷水：两个哥哥都读了大学的，你还须努力！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郑重的叮嘱：认真做事，友善待人，要我“设身处地想想别人”。想来，与人为善一直是我人生的信条，正直善良一直就是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我因之也成为了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五好社员”等，人缘也算不错。尽管在那些我的个人优缺点“评语”中往往有“斗争性不强”的意见，但，我并不在意。每个人的生存谈何容易，何必动辄就与人过意不去呢？况且，我深感利用嫉妒掀起的仇恨是何等的可怕，知晓看重自己也应尊重他人。人生应当自我定义，我不愿做对付人的工具，那斗争的“哲学”委实学不会。

能回到故乡成都工作，能伺候年迈的父亲，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舒心，也有好好孝敬父亲的打算，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那年冬天，父亲的高血压病爆发了，而且很突然。那天清晨，我还在睡意朦胧中，身旁刚起床的父亲竟然倒了下去，从此不再起来——脑溢血就是这么的厉害！尽管父亲在病榻上与病魔抗争了半年多时间，最终还是闭上了双眼，而且永远……

病中的父亲 于1973年12月写生

　　父亲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然而，我却仿佛觉得他已经对我讲了许多许多。“大音稀声，大象无形”！

对于父亲的离去，没有灵堂，没有祭奠，更没有讣告。早上去世，下午5点15分在东郊琉璃场火葬场火化。当殡仪馆的车从家中运走父亲遗体时，我欲哭无泪，双腿发软，想下跪，但不敢，这就是当时——1974年的现实。

那一夜，我独自睡在家中，睡在与父亲同睡过的床上，手抚着父亲睡过的枕头，我悔恨——长大以后竟然从未与父亲拥抱过！这一夜，没有恐惧，只有泪水……

没有父母的日子是缺失爱怜的日子，同时，也是快速懂得自立自强的日子。从此，我习惯早起了！

残存的父亲有关近代史的笔记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后来，当我成家立业后，时常深感“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梦中，父亲的形象模糊又清晰：头发花白，胡子稀疏飘逸，两眼炯炯有神，身板挺直，虽已年老也不失英武，还依稀听得他叫我小名的声音……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说来，一个人降临世间具有偶然性，却又似有所谓的“缘分”。我也知道生老病死，为生命规律，绝无例外，还知道所有的往事和旧物终会渐渐地忘记、渐渐地消失，但是，我永远后悔自己当年不知道珍惜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个日日夜夜，晨晨昏昏；永远感激父母的辛劳与付出——这是以“情感义务”来解读远远不够的情愫！我以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无疑是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洁最珍贵的爱！而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又能几何呢？

想来，父母和我都是这人世间的平凡之人。芸芸众生，经历类似，感受有异，冷暖自知。我今生有幸，虽经磨难，但能结缘妻子，能遇上改革开放的好年景，对女儿的成长也倍感高兴，相信下辈人不会遭遇上辈人那样的社会性灾难了——他们可能不懂得的、不相信的苦难，同样的，也未必懂得我们的欢愉。

行笔至此，窗外月色朦胧，清风徐徐，几分凉意，春天里果然也有秋天，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而今的天时与世态之变幻，父母在天之灵会知道吗？

想来，一个人的一生短暂且具唯一性，身后事谁能知晓？

月上中天，忽而想起了曾改读过的唐诗：明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