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购书藏书到送书捐书

华汉

自上大学，我便开始积极购书藏书了。那时，国家给予学生的生活补贴每月只有十几元钱，主要靠父母给的零花钱跑书店，一年到头能购、藏10本20本就心满意足了。毕业工作后，我有了月几十元的收入，购、藏书的力度不断加大，年上百本已不再惊喜。购、藏书的种类，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大有要囊尽人文科学经典之势。于是，十几平米的宿舍，书柜摆放一面墙，成家中最主要最显眼的存在。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另一座城市，几千本书和摆放它的书柜成为我随行的主要家当。新的单位先是艺术研究、创作机构，后是文化服务和管理部门，我的阅读需求倍增，购、藏书愈发变本加厉，几十年下来，单位办公室有两大书柜图书，家中占两面墙的组合书柜也被塞得满满。退休时，考虑到家中空间条件，我忍痛将部分图书送给了几位同事和好友，但搬回的仍无处摆放，只好堆在书房地上和客厅阳台。

堆在书房还好，逢年过节总会随打扫房间倒倒个、掸掸灰，书的本色无太大变化；堆在阳台的就不一样了，几年都不能动一次，时间久了，纸张渐渐发黄并出现霉点。见此，我十分心疼，便又打起送书的主意。送谁呢？当然是喜欢且有需要的朋友。于是，我电话联系了几人，其中有两人婉然谢了，一人要我拉个数目给他，说免得和他的重复。我翻遍地上和阳台所有书籍，拉了个十几页的目录，结果他只选了其中的小部分，数量不到十分之一。我又将剩下的重作个目录，发给了另几个朋友，结果和先前差不多，有不要的，也有要几本的，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许多图书堆放在地上和阳台的状况。

堆在地上的需要时要一摞一摞搬开查找，很是费事；堆在阳台上的要逐箱挪动打开，又一箱一箱封存归位，就更加困难了。为此，我下决心按需要将其和书柜中的一起再翻选一遍，主要的挤放在随手可取的书柜中，次要的则再拉一个书单，继续堆在地上和阳台，以备随时联系处理。

主要和次要选列过程的心情是复杂的，毕竟这些书籍陪伴自己多年，给予我许多知识和思维上的营养。其中，大学毕业前后抢购的多套“启蒙类”（如《走向世界》）丛书，几乎每页都有我的标记，或是用红蓝铅画出重点线，或是用铅笔或圆珠笔在一旁写下心得体会，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思想放飞的我；工作后陆续购买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名著和“汉译名著”系列，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拓展了我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陶冶了我的情操，滋养了我的心灵，塑造了我的审美。因此，在需要作出“留存”还是“待处理”选择时，经常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显得十分艰难和痛苦。

联系和送书过程的心情也好不了哪去，当拿起电话说明意图那一刻，总有种求人嫁女样的感觉，心里是酸酸的；当遇到“婉拒”或被“挑选”时，又总是像在出卖自己，心里是苦苦的。尽管我知道我选送的人能理解我的好意，也清楚知道有些图书的知识、观点或已过时，谁收藏都可能是负担；有些图书虽有阅读价值，但因为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网上查找十分便捷，也用不着堆放在身边。但理性和感性常常纠缠在一起，叫我难解难分。妻子见状对我说，别再和自己过不去了，干脆就堆在家里算了。我说，放在家里的最后结果还不是送人，晚送人不如早送人，还能发挥它们的作用。

和大学同学微信聊天，我无意中说到了我的这一困扰，他说他也一样，只是说在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已经将大部分强送给他的学生了。所以叫“强送”，就是那个学生本来说是选几本，他却打包送给他了十几箱，说让他看着处理。后来怎么处理的、处没处理他不知道，也没过问过，说反正是送他了，即便是当作废品卖了，也与他无关，他的心静了也安了。我不太赞成他的做法，却能理解他的心情。

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了我居住的社区要建图书室的消息，立刻打电话过去申请捐书。负责人回话说，因空间有限，只接受科普类和文艺作品类图书，且需要先提供目录。于是，我又将全部图书翻找了一遍，列了几十页的目录发给了他。这次我没再纠结，反倒释然了，觉得终于为这些图书集体找到家了。

人的生命有限，书的生命却可以一长再长。我期待这些图书能继续发光发热，让这个世界充满智慧、温情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