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选择》（二十）——百位人物人生之路及家庭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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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南开大学非洲史专家张象教授与世界史专家黄若迟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史学研究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前苏联的版本，对非洲史的研究更是空白。

他们的人生轨迹，映照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与征程。

   今天，我们讲他们的故事，就是想让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担当、风骨气节、求真务实、立德修身、淡泊名利、家国至上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使其对我们当今社会环境产生深刻的启迪与教育作用。

豆包介绍：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

萌芽译介（1949 前），无专门 “世界现代史” 学科，依附于 “西洋史”“外国史”，以译介、教科书编译为主，原创研究极少。

初创与体系确立（1949–1978），1952 年院系调整，北大、南开、武大等设世界史教研室和专业；中国科学院（后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964 年成立，世界现代史成为独立方向。

改革开放后繁荣（1978 至今）。

三个阶段：核心是从 “苏联范式” 到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的建立。

豆包介绍：我国非洲史研究历程按：

1、萌芽阶段，无系统非洲史研究，只有中非交往记录与零星认知。

2、初创阶段，万隆会议（1955）、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中国支持非洲独立，外交需求驱动研究起步。1961：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今社科院西亚非洲所 /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1964：北大亚非所、南大非洲经济地理室、世界史所亚非拉美史室成立。

3、曲折阶段，文革影响：研究基本停滞，

4、复苏阶段， 改革开放，中非关系正常化，非洲史回归学术本位。1979年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成立，1980：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核心学术平台）成立。

5、繁荣阶段。全面发展与中国话语（2000 至今），背景：中非合作论坛（2000）、“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国别学战略，非洲史研究空前繁荣。

作者感言（一）：

历尽磨难方成就，

矢志奋斗终圆满。

沧桑砺骨方成器，

笃行奋进绘平生。

作者感言（二）：

今撰此文，一则缅怀张象、黄若迟教授坦荡正直、仁善热忱、勤勉奋进的一生；二则谨记黄若迟教授生平憾事，汲取其疏于珍爱身体的深刻教训，正值功成名就之际，却撒手人寰。愿众人皆以此为鉴，惜身自重。

作者感言（三）：

纵观古今实例，教育既是强国固本之基石，亦是齐家兴业、立身成才之根本。

第二十篇 非洲史专家张象教授与世界史专家黄若迟教授的故事

第一节 张象教授

　　张象，1934年3月出生于太原，原籍山西省临猗县王寮村。中共党员，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和该校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校外被聘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还曾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华北分会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天津世界当代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是全国有影响的世界史、非洲史专家，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25年10月7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家中辞世，享年91岁。

张象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大学生。195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做学生时拼命读书，196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

做教师时刻苦教研，始终秉持务实教研、整体史观、多样探索、生不掩卷的治学理念，深耕世界现代史和非洲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撰写了《世界史》、《非洲史》、《列国誌》、《彩虹之邦新南非》等10余部专著及百余篇学术论文。

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社科项目并荣获国家级奖项，他是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开创者和非洲学研究的先行者，是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创始人，曾任美国丹佛大学、加纳加纳大学客座教授，他的学术思想、教学成果与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自幼酷爱音乐，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词曲作家兼指挥家，曾任南开大学歌舞团、南开大学“夕阳红”老年合唱团团长兼指挥，为歌舞剧《红灯照》谱曲，创作了《毛主席来到南开园》、《夕阳情歌》、《中非友好之歌》等歌曲。

他慈爱担当，一生秉承诚实为善、简朴乐观、忍歌常咏、是非心辩的生活座右铭，用爱温暖着家人与身边人。

他的一生是学术之光与艺术之辉交织闪耀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用不懈的行动追寻理想并为之深耕的一生。

一、颠沛流离的童年青少年时代

张象出生后，正赶上父亲在北京读大学，母亲在太原读大专，他主要由祖母照看。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人间酸甜苦辣、颠沛流离、吃尽了苦，使他锻炼了坚强的意志，以“忍”对待难关。他的童年经历与他后来发愤图强是分不开的。

据他自己回忆，1937年日本人轰炸太原，他随父母逃难，先是逃到交城二老舅家，后又到了汾阳大老舅家，最后回到老家王寮村。后来日本人又打到运城老家，父亲赶着牛车带着妻儿到处躲藏。一次，父亲被日本人抓了劳工，他又随母亲在各亲戚家躲住。后来母亲随父亲回到太原，他被留下由外祖母和大祖母照看。

以后他随大祖母、二叔、二舅漂泊在临猗、解县、陕县等地生活，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随舅父到了陕西，后又投奔二叔到了临潼，解放后在西安读书半年。

据他自己回忆，在亲戚家时，他学会了做饭、演唱。尤其是经常随邻居家一个修鞋的马师傅拉胡琴演唱，他非常感兴趣，学会了识谱和二胡，他说，他的音乐基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950年春，当母亲听到他在亲戚家的情况，深感痛心，坚持要把他带回太原读书，让他考大学。通过在太原家里补习，他终于入太原五中（山西省重点中学）读高中。他说，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他可能就在西安工作了。

据他自己回忆，最初他想报考音乐学院。而报考音乐学院要面试，1954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赴京投奔四叔，在北京报名高考。此时四叔已从日本留学回国就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但他报考的是音乐学院，人家要求考生要考钢琴，家里买不起钢琴，也没有条件学钢琴。他只好学小提琴，后来买小提琴的钱被骗，学习机会没有了。最终，他选择了南开大学，就读历史系。但他还是喜欢音乐，所以他在大学业余时间学习了音乐和指挥。

他说，他多了一项技能，这给他后来能留校起了大作用。因为，在大学期间，他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成了名人。所以，研究生毕业后很容易就留校了，要知道，能在全国著名大学留校当老师，在当年那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二、奋进的大学生活和学术研究

他16岁入太原五中（原名：山西省立一中）学习。1954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一年级起就以全科全5分的成绩成为年级唯一的甲等优等生。1958年毕业成为为亚非史方向的研究生。

1961年9月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助教，由于辅导工作出色，1962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同时成为校级先进工作者。

1964年与南开大学同学、同事黄若迟（后也是历史系教授）结婚。

1964年结婚照

　　但“文革”期间，专业荒废10年。1983年晋升副教授。1990年12月晋升正教授。1996年9月正式退休，但其学术工作仍在继续，他的科研工作重点是与教学结合。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出版了多部著作，例如：《新编世界当代史》、《世界当代史讲座》、《当代世界知识新词典》《20世纪世界文化》等。特别是1986年他主编的世界当代史教学与研究工具书《当代世界知识新词典》在1996年天津首届读书节上被评为“天津市民最喜爱的10本书之一”排名第二。

　　我国世界史权威学者吴宇麈，齐世荣先生应国家教委要求，主编六卷本的世界史教材，“当代史卷”首次被列入该教材编写中，张象担任主要作者，该书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非洲史研究是他的特长，1986年参加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时，还承担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三卷本《非洲通史》编写工作，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也获得国家级奖励。

　　他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非洲史课程的学者之一。1987年他赴美国参加非洲学国际研讨会，发表几篇论文。1993年到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到非洲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的加纳大学，应聘为客座教授并承担教学任务，同时走访该国各地与邻国。

1998年张象教授邀请国内从事南非研究的专家共同编写《彩虹之邦—新南非》一书，1999年5月南非总统曼德拉来华访问，该书作为礼品赠给曼德拉，受到他极大赞誉。

张象教授从小酷爱音乐，早年在基层的生活，使他学习了不少民间音乐，他在中学和大学时期都是校级合唱团与乐队的指挥和编导。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在各种音乐刊物上发表创作歌曲。他在天津接受过音乐的专业培训，退休后，其创作作品多次在全国性评比中获奖，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等组织会员。

“文革”期间，他利用下乡劳动机会收集天津地区义和团的史实和流行歌曲，与中文系教师、同学共同编写了弘扬传统文化的著名历史歌舞剧《红灯照》。他配写了音乐，演出百余场，但受到“四人帮”当局作为“黑戏”的迫害，平反后他继续创作，特别是退休后，还“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先后出版《夕阳情歌》《南开园里的历史歌声》《社区歌声》等CD、VCD、DVD光碟，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被有关方面评为《社区音乐家》《天津十佳文化老人》等称号。

　　此外，他还发挥特长，编创《中国－非洲友好歌曲集》，受到外交届的称赞。他用历史视野写音乐评论，如《时代呼唤大众歌咏的振兴》等论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张象是一个典型的学人，进入80岁后，他写总结性著作，已出版《张象大众歌曲集》《宏观世界史系列概要》。

2020年《非洲城市发展研究》一书受出版社约稿还在写作之中。每当人们问候他的时候，他总是在不停的写作、写作……。他说，他年已86岁了，人生没有几年了，他要为后人留下他的研究……。

三、张象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

四、张象自述在南开大学的50年：

五、张象的音乐作品

张象谱曲《爱我中华好家园》，点击可听

六、 生活点滴

中年的张象教授与黄若迟教授

2004年5月70岁的张象教授在山西榆次常家庄园

第二节 黄若迟教授

　　黄若迟，1937年8月出生于北京，中共党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教授。

1964年与张象结婚，育有一女一子。

不幸的是在 1995年10月去湖南湘潭出席全国学术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58岁。

一、 人生历程

1937年8月30日黄若迟出生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较早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她毕业于北京贝满女中，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下放锻炼，“文革”后，重返历史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大学毕业照

在南开大学广播站担任编辑和播音员

文革中下放带孩子

她的课总是被评为优秀课

带学生在北京图书馆实习

1989年10月在法国作访问学者研修

1990-1991年在美国讲学

二、突然病故

　　据张象教授回忆，1995年10月他和黄若迟教授一起赴湖南湘潭参加《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10月12日上午开幕式，午饭后黄若迟教授与会议上三个女同志租了一辆小车赴韶山参观。约3点左右她在毛主席故居前留影，这时她感到不适，胸痛、胸闷、且呕吐。

大约4点30分同伴们送她到韶山医院，因为迅速发展为全面心肌梗塞，5点50分停止呼吸，医生继续抢救至6点35分宣布死亡。

张象回忆黄若迟病逝经过：

朋友们，同学们：

我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样的会，我也代表黄若迟的亲人们感谢大家分担我们的悲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黄若迟和我是前后同学，留到南开历史系工作后我们组成了家庭。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我们不仅在同一教研室，而且搞同一课程和同一科研课题。

人们常常用“贤内助”的词语来形容一位好妻子。若迟对我来说何止是“贤内助”！她是我事业的忠诚合作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可以说，她中有我，我中也有她。

这次我们一起赴湘潭参加《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0月12日上午我们参加了开幕式，和代表们一起在湘潭大学校园照了像。

由于会议第二天就要转移到一个风景区去开，所以午饭后黄若迟便与三位女同志租了一辆小车去韶山参观。汽车行程约一小时，大约两点半到达韶山。她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约3点左右她在故居前留影，并在附近纪念品市场上买了两枚毛主席纪念章，这时她感到不适，胸痛、胸闷、且呕吐。大约4点30分同伴们送她到韶山医院，医生诊断为下壁心肌梗塞，心源性休克。医生们采取了各种医疗抢救措施，因为迅速发展为全面心肌梗塞而无效，5点50分停止呼吸，医生继续抢救至6点35分宣布死亡。

朋友们都在问，为什么这样突然？当时我从湘潭大学赶到韶山医院，看着她那闭目不语的神态，反复呼喊的也是这句话：“若迟，为什么这样？”据大夫讲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她告诉大夫说：“我躺一会就会好的。”她又对同伴说：“你们参观去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病根早就有了，只是没有认真对待罢了。她的青年和中年时代身体是很好的，极少生病。

1988年6月出国体检首次发现有高血压病，那年51岁。造成的原因与她长期的紧张学习和工作有关，由于她是研究世界史的，故一直想出国进修，但始终没有得到免试出国交流的机会。

1986年她晋升副教授后，下决心与青年人一起通过考试争取出国进修。她两次参加托福和EPT考试，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可是又由于当时教委只有公派法国的名额，于是她便去外语学院又进修了近一年的法语。对高血压病的问题只是用药物控制而没有认真治疗。

1989年10月她赴法国研修，半年后又应邀为美国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客座教授，讲学一年。她在国外期间增添了胃病，曾经大病过一次，该病一直没有痊愈。

1991年10月她回国后通过体检发现冠心病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我们这个学科缺乏青年教师后备力量。她除了承担研究生课程外，还要承担本科生基础课、选修课、大专班课、每学期都有二、三门，多至四门课。很难抽出时间全力养病。

1993年9月我赴非洲讲学访问，我的工作量又加给她，结果导致1993年底1994年初大病一场，症状是脑血管痉挛。系领导曾决定让她全休，然而事实是做不到的。因为研究生要按时毕业，出版社的合同要按时完成。所以她在身体稍好一些后便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94年10月底我回国后，多少减轻了她的一些负担。但由于教研室人手不够，情况仍未根本改变。加之近几年的职称问题曾使她心烦，工作得不到有力支持也增添一些不快。这些精神因素对于一个劳心过度的慢性病人来说，只能加重病情的发展。

这次我们一起赴湖南开会，一方面是为了向学术界同仁们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想换一下环境，在精神上得到一些轻松，不料事与愿违。

出发前她做了论文的准备，也做了安排好学生课程和家里事务的准备，唯独没有做好身体方面的准备，没有再去卫生院输液以降低血粘度。这是一个失误。

在火车上她继续审阅她的论文以准备发言，两天没有休息好。到会后见到许多熟人和老朋友，说话过多，兴奋过度，这都是导致病情突发的因素。她本人和我们全家人对于心脏病发作的特殊性缺乏警惕，这是最大的失误。我讲这些情况为的是希望朋友们吸取教训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好心的朋友们曾劝过：“不要搞的那样累么！”但是她没有做到，为什么呢？

这些天我在反思，初步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两种年龄差距的作用。我们的实际年龄已接近或步入老年，但是业务年龄还仅仅是壮年，这种矛盾是一种病根。黄若迟21岁大学毕业，接着是参加反右倾的政治运动、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约20年没能务正业。

从1980年起才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她的业务年龄实际上是36岁，自我的业务心态和工作安排是按这个年龄进行的，而实际上她已58岁了，接近老年。老年人干壮年人的活，身体怎能不受损呢！

第二、科学研究内在趋动力的作用。做学问搞科研都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一个人无论从事任何学科、研究任何学问，只要钻了进去总想搞出个水落石出。为此常常是不计名利得失的。

近年来我俩人研究南非问题，并承担一项全国性协作编书的牵头人的任务。为了出书取得成果，可以说费尽心机。

这次赴湖南开会也与完成此项研究有关。黄若迟在会议报到处登记回程车票时，强调要硬卧而不要软卧，为的是节省科研经费以用于出版这本书。

第三，一种工作惯性的推动。我们的世界观和工作作风及态度，都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已成为这一代人的特点，并养成一种惯性。例如若迟在这学期为给大专班课讲一个绪论，备课就花了一礼拜。不管在任何条件下，只要她一登台，工作依然如旧。

总之，黄若迟把她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历史教育事业和青年学生。她是一位好老师、好母亲、好妻子。我感谢大家今天聚会为她举行致哀仪式。我想她在九泉之下会螟目的。

再次谢谢大家！

1995年10月

三、 为了更好地了解黄若迟的一生，南开大学历史系专门组织编写了一本纪念册《永悼集》悼念黄若迟教授。现将当时编印的纪念册《永怀集》中的各届人士所写文章摘录如下：（本文隐去实名，只用简称。）

（一）悼词——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 朱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极其沉痛心情悼念黄若迟同志。

黄若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95年10月12日，在湖南湘潭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不幸于当日下午6时35分在湖南省韶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58岁。

黄若迟同志1937年8月30日出生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先队，较早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她毕业于北京贝满女中，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系任教。曾下放锻炼并在外系任教，“文革”后，重返历史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黄若迟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不断追求进步、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她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此后数十年，无论经历何种风风雨雨，她的政治信仰都没有发生过动摇。她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在平时的工作中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出国访问任教期间，她积极宣传我党我国的政策，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和教育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今年教师节时她实现了多年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在支部大会上，黄若迟同志对自己一生经历发自肺腑的谈话，曾令在场的许多同志流下热泪。

黄若迟同志从教三十五年来，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她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10多门有关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史的基础课与选修课。她是我国最早在高校中开设世界当代史课程的教师之一。为了搞好教学，她认真收集资料，编写高水平教材，精心准备教学提纲，在教学中极端负责，对同学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她的课程以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启发性强而闻名，多次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并被评为“教书育人优秀教师”。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黄若迟同志还积极注意从事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勇于开拓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和诸多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数年来她先后参加过3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1项天津市重点项目，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6种，论文10多篇，译著多种。即在去世前，还在进行一部专著的撰写，在世界当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突出成绩。她生前曾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天津世界当代史学会常任理事等职。1989年至1991年期间，她还应邀到法国里尔大学、巴黎大学及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研修并讲学，在此期间多次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她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课艺术，受到这些国外著名大学的好评，为南开大学争得了荣誉。

黄若迟同志为人爽直、热情、乐于助人，特别是在周围同志有困难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无论是在平时的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十年浩劫的特殊时期，她始终能够将爱心和关怀送给同志们，至今她的同学、朋友们仍能够回忆她的许多生动事迹。而她所培养过的青年教师谈及她关心、帮助年轻一代成长的事例时，都非常感激。

黄若迟同志的一生为发展我国的高教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她是我国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典范。她的猝然病逝，不仅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学科研工作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史学科界的一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专家感到万分悲痛。

黄若迟同志永远离开我们，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讲坛上再也不能见到黄老师熟悉的身影了，和她一起工作了多年的同志们再也不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了。但是，她在事业上不懈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她对学生、对同志满腔热情的风貌，将永远、永远地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更努力地为发展祖国的高教事业，为培养跨世纪的优秀人才而奋斗。

黄若迟同志永垂不朽！

（二）忆若迟的个性与她的家庭影响——张象

凡认识若迟的人都知道她是位很有个性的女子。这与她的家世和家庭影响密切相关。我与她结婚前对其家庭知之甚少。因为那个年代彼此注意的只是能否情投意合然后共同创造事业，对于未来生活从不考虑要依靠家庭或什么人。加之当时唯成份论尚不严重，所以彼此都是只看本人而极少顾其家庭。

婚后我才知道她的父母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二老晚年因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便与我们一起生活。于是我进一步发现，若迟的价值观、人生观、为人处事无处不深深地打上了家庭影响的烙印。

她的父亲，河北晋县祁底村人，1902年10月生，（1980年病逝），“五四运动”后在保定市的直隶第二师范上学，投身于学生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其家乡和河北各地发展党组织，1924年被党组织调往北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北方区下设北京、天津、唐山等几个地委。1925年他被派任唐山地委书记。1926年国共合作时，他与于方舟、蒋仲之等同志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成立大会。1927年他改任天津地下党河北区委书记、与刘少奇、彭真等同志一起工作。

若迟母亲，1901年生（1976年病逝），河北博野县人，1922年至1926年在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习期间，参加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从事妇女运动，曾赴陕北榆林开展工作。

她与若迟父都有过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为了与封建礼教抗争，他们背离家庭，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并结为伉俪。

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夫妇在京、津、唐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家庭掩护党的机关。严峻的斗争环境使若迟一位姐姐过早夭折，若迟也不得不晚生，故有“若迟”之名。1928年6月若迟父被叛徒告密而入狱，由于告密者写错了名字。他坚持说抓错人，家属乘机花钱赎了出来。

1930年他与一位《庸报》记者在天津劝业场散传单而再次被捕，后经天津报界同仁营救而出狱。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盲目地要搞城市暴动，使地下党组织破坏，党员牺牲。记得岳父曾向我讲过他们在天津搞“飞行集会”，而造成许多同志被捕的事。那时党内又搞“残酷斗争”岳父还告诉我，他曾负责监督过一党内同志去处死另一个认为是有问题的党员，而那人当时还只是南开大学一个学生。所以左倾路线使他们苦闷和不满。

1931年后他们便自动脱党，然后到一些县乡中、小学教书谋生。他们到处躲藏、奔波、流浪。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回京津。在我与二老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我感到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极左东西有本能的反感。这一点对若迟也有谮移默化的作用。

她从学生时代起，就厌恶极左，鄙视风派人物和不诚实的人。对于在极左思潮下被划为右派、右倾分子或排队为“落后分子”的同学，她从不嫌弃他们，反而愿和他们交往。文革后她曾接待过不少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同学。她常常因为这些老同学没有忘记她并相信她而兴奋不已。

若迟父母脱党后没有叛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30年代他们一度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员联合会”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定居开滦煤矿马家沟在开滦中学任教，还接待掩护过正从事革命活动的党员老朋友。

若迟的哥哥是在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而牺牲的。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京津不受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的“老熟人”的诱惑，拒绝参加国民党。天津解放前夕，若迟父主持的工读学校，曾主动与解放军联系，传递信息，协助解放。

北京解放后他积极投入了教育工作。1955年组织上给他做了“脱党”的结论。他曾提出过重新入党的要求，由于后来政治运动不断，也就放弃此打算，而是参加“民进”的活动。

1964年退休后他在街道辅导居民们学习“毛选”。我曾见他那样认真地备课，对家属们的讲课也一丝不苟。这种执著根源于一种他们的亲身体验：“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上能解救全体人民的只有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这种政治观对若迟是很有影响的。若迟在要求入党问题上能够坚持几十年，尽管她对一些党员和领导的不正之风也十分愤慨，但是她对党的情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不改变。这不能不与她的家庭教育有关。

若迟家的重要社会关系都是些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她的舅舅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在华北野战军任职，参加了解放北京的战斗，驻守东郊民巷，后在南园机场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政委（以后任辽宁省政府一厅长）。舅舅很喜欢若迟，若迟也为能有解放军舅舅而自豪，当时她只11岁。所以在其幼小的心灵里，对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爱慕之情。她家最亲密的挚友，崔大叔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若迟父是同乡，解放后任北京教育局局长，后调任宁夏教育厅长和政协主席，夫人也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两家过往一直密切。他们对若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还有一些老同志，都身居党政要职，与她家有往来。所以在文革期间若迟对一些受迫害的老同志总是充满了同情，尽可能给予帮助，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若迟父母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安心于做普通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她家一位老朋友曾对我说：“你岳父要是在解放后去找一下少奇同志或其它当年的老战友至少他也是个全国政协委员”。但岳父母从不愿向上爬，更不愿借助关系谋求高官厚禄。

1955年一个偶然机会他遇到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请他吃饭，并问起工作，当时他在北京33中任教导主任，他对此职位很满意，故一直工作到退休。

文革期间众多的专案组和红卫兵为刘少奇案、彭真案和其它所谓的“叛徒”案，而在全国调查。他们找到了岳父这个重要的知情人。于是他被办了“学习班”，被提审，并也带上“叛徒”的帽子。然而，岳父不管遭受多么大的压力和折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提供一条假证。

文革后彭真同志恢复了工作，有一次听说他要到天津来。我问岳父要不要与彭真同志联系，他没有回答，后来说：“你们想想有没有事需要找他”。我们能有什么事！所以这件事就不再提了。

岳父没有专门向我讲过他的人生哲学。但在日常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们当年参加革命只是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从没有想要做“高官”。如果说有个人打算的话，那就是摆脱封建婚姻的羁绊。这一目的已达到了。他二老风雨同舟、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解放后生活安定，故已别无他求。这种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对若迟的影响是极深刻的。她喜欢平凡的教师工作，也以做普通一兵为满足，尽管她家也有许多社会关系可利用，但家庭的教育是，对于身居要职，并正在台上的亲友，通常总说“不要去打扰人家”，更不同意借此关系向上爬或达到什么个人目的。

所以若迟一贯自立自强、不卑不亢，注重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岗位上做出贡献。

亲友们对若迟早逝深表哀悼和怀念。为了让大家对她有更多的理解，我写了这些情况，以便使她的形象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

（三）往事历历音容在，天不永年痛失君

——悼若迟 同窗老同学张老师

猛然知若迟不幸故去的噩耗时，我衰弱的心脏便急速的乱跳起来。我抑制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泉涌般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襟。

几天来，一想起她，我便以泪洗面。手捧着三个月前在南开园里我和她一张张亲密的合影，翻阅着已经泛黄的在南开就读时留下的一本本相册，望着她那胖胖的，可亲可爱的面庞，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呼唤着她的名字：“若迟，我年轻时最知心的执友，你是为何走得如此匆忙？”

分手时你我不是约定明年你要来山东看我，电话里我也告诉你邀你做客的那封热情洋溢的请柬已经写好，今天我从你女儿手中拿到你准备送我的生日礼物时，我抱着彤彤失声痛哭，若迟啊为何春天都未等到你便悄然离我而去，虽然我从千里之外连夜赶来天津，但请原谅我，没有能够和你告别，没有亲自为你送行。你走了，你带走了我对你的一片真挚情谊，你留给我的将是无尽的哀伤和永远的追忆。

半年前，当我接到“五五级”同学将要聚会南开园的消息时真是兴奋不已。我第一个拨通了若迟的电话，我坦率地告诉她：“这次聚会我最想见的就是你——黄若迟！”若迟和张象听了非常感动，若迟说：“这么多年你到那里去了，害我找你好苦，快来吧，我在天津等着你。”

七月十五日，我们在南开园终于见面了，阔别了三十六年后，两个小姑娘皆已年近花甲，双鬓染霜的老太婆了。故友重逢惊喜交集，我俩热烈拥抱在一起，我俩长谈了三天三夜，沿着马蹄湖，我们慢慢回忆在南开结下的深情厚谊，我们谈彼此多年来的思念，我们相互讲述了坎坷的经历和风风雨雨的人生境遇。我们这一代虽然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使我特别感动的是，若迟对往昔没有丝毫追悔，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我发现她一如当年仍然保持那颗年轻纯真的爱心。还是那么开朗热情，虽然已经更加成熟和干练。

她告诉我：多年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学术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告诉我，血压很高曾大病过一次但仍不愿离开教学一线。当我接过那本她珍藏着用心血写成的著作时，我深为她生执着的追求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打动。

当我在她面前表现出自愧不如的情绪时，她热情地激励我，希望我能够与她合作，晚年再为史学研究做点工作。她说，这次聚会我们找到了许多老同学，今后我们一定要相互携扶走到人生尽头。

她还告诉我们，她要争取入党，一定要实现从年轻时便梦寐以求的夙愿。若迟的理想终于实现，这将告慰她在天之灵，若迟当亦能含笑于九泉。

这次聚会中，我们老同学一致称赞若迟是我班女生中的姣姣者，是我们班的骄傲与榜样，是几十年来取得及成就最大的一个。她的成功决非偶然。四十年前，若迟毕业于北京久负盛名的贝满女子中学。

因我俩皆来自首都，又分在一个班，住一个宿舍。我和她同窗四载，朝夕相处形影相随。从相识到相知，真是情同手足。

她说，父母四十岁才有的她，盼女姗姗来迟。故取名曰若迟。年轻时的若迟虽然个头不高，但风姿绰约，气度不凡，她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讲着一口漂亮流利的普通话。各门功课都非常好，俄语学得最捧，班里外语有困难的同学都找她辅导。她会唱歌跳舞，会朗诵演剧，她爱说爱笑，走到哪里，哪里便有欢乐与歌声；她对人真挚热情，她心里善良人缘极好，很快她便成了女同学中最为活跃，最为出众的一个。

我喜欢她活泼大方的性格和大胆泼辣的作风，我敬重她坦荡的胸怀和为人处事不卑不亢的品格。四年来，我和她一起拜师求教，在图书馆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她一起做过广播社的宣传工作，一起参加校合唱队的表演，我和她上农村劳动，去海河挖泥修堤，到夜校扫盲，登舞台演剧。

我们经常一起畅谈人生的理想，谈家世，谈友谊。四年愉快难忘的大学生活留下了我对她的许许多多将铭刻一生的回忆。

七月相聚为时太短，在告别宴会上，我和她在席间低低地合唱了一首名叫《思念》的歌曲。我俩恋恋不舍深情地唱道：“难道你又要匆匆地离去，要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

”真是万万料想不到，这次聚会不仅再次分手，竟成永别。若迟虽已离去，但音容犹在，我将永远不忘她昨天和今天给予我的一切美好印象。

我将时时为她祈祷上天。若迟，我最亲爱的好友，望你一路保重，请你一路走好。

（四）忆我的中学校友若迟——林老师（南开大学高分子所教授）

若迟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不曾在一个班，但却很有缘分。在漫长的46年中我们总能断断续续地有接触。如今她匆匆地离去了，使我和许多老同学深感悲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一起踏进了北京贝满女中的大门。开国大典时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过天安门，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同时也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贝满女中万岁”。欢腾、雀跃、朝气逢勃、又唱又跳，这就是我们的中学时代。

那时我们都是走读生，她骑车上学，放学时她常陪我走到家然后再骑车。她告诉我她母亲参加解放初对妓女的改造工作，从她们血泪的控拆中也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旧社会的黑暗情景及妇女们受的压迫。

她喜欢文科和演话剧，初三那年我们同台演出，她演的话剧名字叫“小雪花”，她扮演一个美国的黑孩子，那原本就是黑黑的脸蛋化妆起来就更像了。我跳罗马尼亚的“土豆丰收”舞，我大大的眼睛小鼻子，是若迟帮我化妆的，经她给我这么一打扮，大家都说：“啊！漂亮极了。”

在中学时期已经看出若迟在语文和外语方面悟性高，而我偏重理科。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初中时一次在城外劳动，我们几个小淘气偷了人家的玉米，别人一喊我们撒腿就跑，当停下来时又觉得不对头，便回去认错了。那七个偷玉米的同学都写了一篇极为生动的作文，在班上几乎都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

我们的中学曾是教会学校，但是它却有许多思想进步，学有所长的教师。学校设备条件较好、管理严格、校风独特。它启迪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知道奋发向上、正直、谦让，从贝满出来的学生有教养，有礼貌也有风度。当然也都较单纯和清高。难怪我们一进南开就有人问：“你们是贝满的吧！”好像我们身上都有什么烙印、真的有点“洋小姐气”！当然这是一种误解。

1955年9月若迟、我与其它考上南开的贝满和25中的几位同学集合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车同赴天津。火车要启动了，我们的泪水不自觉的流了下来，不一会又都哭出声来，我们必竟是第一次离家外出，去过独立的生活。

大学期间我与若迟不在一个系，不过我知道她的才能发挥出来了。她在校广播社任编辑和播音员，经常能听到她的声音。后来我离开南开，直到1974年因爱人关系才调回南开，当见到若迟时，我们都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

1992年我们一起在校办党校学习党课，她是我们小组的召集人。我们每周都有半天在一起。此时除了谈入党问题，也谈及晋升及家庭，她给我看小外孙的照片，我看到了她作为姥姥的那种欣喜。

那段时间我正办出国访问一事，她热情为我介绍国外情况，给我当参谋。我俩是先后出国、入党、晋升和做祖母的。作为同代人都经历过坎坷，然而我俩算得上是“幸运儿”，该有的总算最后都有了。不过若迟走的太早了，她正处于事业上的顶峰时期，她有很多计划待完成，她会将有更大作为的。我回国后几次路遇她，由于忙而没下车与她多说上几句话，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若迟你好好的休息吧，安睡吧我的朋友。

（五）她给我们留下了人间苍桑的深沉思考——陈老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若迟和我是大学同学，1959年我们一起留校任教。当时正是“高举三面红旗”，大反“右倾”的年代，“大跃进”的极左错误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变本加厉。

有一种指导思想：知识分子，即使像我们这些“在红旗下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不下乡劳动锻炼，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者”。

正是在此方针指引下，我和若迟于1960年7月被派往天津市郊的李七庄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在那里跟菜农在园田里干活。

菜地里的活多，且累，一天到晚没有松闲的时候。若迟是个乐天派，她不避艰辛，不畏酷暑炎热，不怕畦埂难行，而且坚持着抬筐运菜、翻地、挖沟、从不甘心落在他人的后边。

她常常累的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但从不叫苦喊累；她那顶大草帽下边常常显露出一张笑容可掬和充满豪情与自信的面庞。

她很快就博得了社员们的信任和喜欢，称赞道：“小黄的个子不大，干活可真卖力气”！这话，说着很轻松，但对若迟这位城里长大的姑娘来说，不啻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这时全国已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在天津郊区，尽管浮风、瞎指挥已酝酿成了生产的衰退，但社员们还可求得一饱。这比起内地农村食不果腹的生活真是好多了！正当我俩暗自庆幸之时，忽然一通命令调我们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1960年10月我们被派到河北省吴桥县桑园公社丝瓜张大队劳动锻炼。当时的华北平原正是金秋季节，正常的年份应当是五谷丰登，蔬果飘香，到处是繁忙欢乐的景象。

可是这时的吴桥却令人大失所望！映入眼帘是一片片不景气的庄稼、一群一群蹲在田间路边的情绪低落的人群，还不时听到普通群众怨声载道和干部们厉声呵斥的刺耳声音。这种情形和报纸、电台所宣传报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眼前这般情景不由的使我们吸了口冷气，内心骤然明白：在这里劳动一年半载，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性格开朗的若迟同志，似乎没有把眼前的一切放在心上，亦似乎更有战胜困难、闯过难关的信心。她尽力适应环境和村民们打成一片，仍是抢活干，刨白薯、摘棉花、拉犁耙等农活，她样样都争着干。她关心妇女，小孩和老人，同情她们的疾苦，有时候还解囊相助。她的诚挚、爱心和苦干实干的精神受到村民们的普遍赞扬。

若迟是独生女，家境比较富裕，学生时代从没有吃过苦。这样艰苦的锻炼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而这段生活也对她有很深的影响，使她炼就了艰苦奋斗、勤俭度日的好风尚。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看她始终保持着简朴无华、珍惜柴米的生活作风。这不能说不与那段艰苦的农村生活锻炼有关。

结束吴桥的劳动锻炼之后，若迟和我都回校从事教学。但是不久她又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然后是10年“文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来，才有条件在事业上创造自己的辉煌。

这些年，她用自己的辛劳、汗水和智慧在教学和科研上创造出了煌煌业绩。

然而，她不幸累倒下去。她走的太早了。不过她给我们留下了奋斗不息的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深沉思考。

若迟同志的一生虽无大的坎坷，但亦历尽反常时代的风雨沧桑！

（六）黄老师在文革中的二三事——杨老师（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黄老师是我的大学老师，但在此10年前我们就曾朝夕相处过，一起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段不平常的日子。

那是在1969年，我的父亲和张象老师都到南开大学的农村基地去锻炼去了。我母亲被强制遣返老家，姐姐，哥哥都在外地或下乡插队。只有我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孤苦伶仃地留在家里。当时黄老师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和不满周岁的小男孩，她的负担就已经够重了，可是当她看到我的境况后，便主动接我到她家住，和她一起生活。

那时大学老师的日子不好过，首先是精神压力过大，虽然黄老师不是被整的重点人物，但每天都要“斗私批修”、“早请示晚汇报”，一点也不轻松。在生活上由于物资供应紧张，买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要排队抢购。而我自幼被娇生惯养，也不懂得帮助她做点什么。

今天回想起来，她那时领着我们三个孩子过日子该多难啊！只记得夜晚，她经常轻轻地唱着歌伴着我们三个孩子入睡。

那时我哪里晓得，当我进入梦乡后，她久久地思索着文化革命发生后的一系列事情。虽然她冥思苦想终得不出结果，但是她早已为自己树立了行为的准则。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历史系的教授们和有些历史问题的讲师们及系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黑帮”、“走资派”或“反动权威”。

由于多数青年教师参加四清运动尚未回来，年仅28岁的黄老师便作为“革命青年教师”派往“牛鬼蛇神管理组”工作。在组内她尽力抵制一些过火行为保护老教授和老干部。

当时学校秩序很乱，一些校内外的红卫兵来对这些“牛鬼蛇神”拳脚相加，黄老师总是策略地将这些人赶走。我在采访一些当事人的老干部、老教师时，他们无不动情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并乐于挺身而出这样做的人不多，她对我们的暗中保护我们都是心领神会的，而且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扫四旧运动”开始了，黄老师看到抄家毁书的情况非常痛心，便和管理组的同志一起自发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让一些老教授将家中怕损失的珍贵的古籍书和物品交到管理组，用封条查封起来，致使这些东西完好地保存下来。黄老师还为一位老教师保存外文辞典到文革结束，然后归还原主。

文革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成了头号走资派，其小说《破晓风云》变成为“大毒草”。当时黄老师手中正有一本此书。它是由臧伯平同志的老朋友转赠给她的，有臧的签名。当时如果她把这本书“贡献出来”，显然就可以走风头、赶浪头、甚至“立功”，但是她没有这样做。文革后臧伯平官复原职，并住得离黄老师家非常近，但黄老师也没有拿出这本书去套近乎、取人情，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躺在黄老师的书柜里，成为黄老师人品的见证。

一个人能坚持实事求是很不易的，在文革中就更不易了。黄老师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外地某院校工作文革初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该校红卫兵来找她调查此人学生时代的情况。当时的领导要求黄老师按照红卫兵的需求口径提供材料，但她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当这位受害人看到该校红卫兵公布的调查记录后，心中万分感动，平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到南开大学看黄若迟”！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是反复提起这件事。

受过黄老师保护的人记着她，受过她帮助的人更是忘不了她。政治运动起来后，别人见到那些挨斗受批的人躲都躲不及，而黄老师却凭着一种正义感主动帮助受害同志。

文革中我母亲因家庭成分问题在家属住区挨整，每天清扫家属大院，每扫到黄老师的住地，在楼梯或厕所，碰到黄老师，她总要让我母亲进自己屋休息，母亲为之动容。

李琛是文革前的历史系书记，前任校党委书记的爱人，文革中成为全校批斗的重点人物。她受到了一系列非人的待遇。她与黄老师从来没有任何特殊的交情，但黄老师对于残酷地迫害她实在看不下去并将自己看法讲给丈夫。1969年李琛和历史系师生同下放到市郊区劳动，她又被不明真相的社员们，当做“反革命”批斗，遭受人身污辱。常常下工时张象老师有意识地走在李琛后面保护她。回家后张老师谈到此事，黄老师支持丈夫的行为。

当时李琛被抄家，已是一无所有，黄老师便给她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平反昭雪大会上，当李琛讲到她所受迫害而泣不成声时，她便想到要请黄若迟替她念稿子，可见她对黄老师的信任。

在所谓的“一打双反”运动中，黄老师还被办了“知情人学习班”，每天不准回家，要她写揭发材料。她从来没有乱讲过一句话，这一点也为同志们所称道。

文革后期黄老师和一些老干部、老教师下放到南大农场劳动，并任学习小组长，她仍然尽量地保护帮助老同志，靳伯祥老人是一位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河北省委秘书长和南大校办主任等职。

据他的回忆，当时在农场水田劳动时，黄老师总是让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在岸上做些轻活，而她自己却带头做最累的活。不论是这些老同志摔倒了，还是有病了，她都热心地尽力帮忙，请大夫，或设法让他们进医院，甚至帮其买粮食。

他说：“黄若迟始终相信老干部、同情老干部并且非常尊重老干部，这是很不简单的。” 后来黄老师在谈及文革时说，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慰”。

她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啊，十年文革风风雨雨，黄若迟老师。

一位朴实的知识女性，不赶风头，不存私心，无畏无悔，她从不表现自己，更不愿落井下石以抬高自己。

改革开放炜炜煌煌，黄若迟老师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员，不为功炫，不为已彰，无私无愧，辛勤地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黄老师一生热情乐助，不思回报，俯仰无愧于心，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是我们学生的楷模。

（七）忆黄若迟老师在美国——张老师（北师大汉语中心教师）

黄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有了忘年之交。我本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与黄老师住在不同的城市，研究不同的专业。如果不是我90年到91年那一年在国外的经历，我与黄老师怕是无缘相识的。

90年8月，我以自费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纽约州汉弥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学习兼教中文。抵达该校的次日，校方举行欢迎新教师的午餐会，我方知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若迟老师。

人在异国，难免寂寞思乡。那时，由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使我们成了最亲密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唯有背井离乡的人，才知个中滋味。白天，我们各忙各的。晚上，必通一次电话。周末必有小聚，炒上两个中国菜，开怀畅饮，海阔天空，其乐也融融。

黄老师长我近20岁，严格地说，当属于我上一辈的人。但与黄老师相处，我从来没有感到年龄上的距离。如今回过头来看那段日子，我深深体会到，即使是一个人最需要朋友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相交的。这里有彼此的投合、信任、欣赏，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缘分。

从黄老师那里我得知，在她来美之前，已在法国作了半年的研究。先是在里尔大学，后在巴黎大学和戴高乐研究所。法国房租物价高昂，黄老师生活费用有限，日常生活十分简朴。她每日必去图书馆，-读便是一天，带去几片面包，权作中饭。半年下来，头发白了，人瘦了，但她说值得。

在汉弥尔顿学院她同时开两门课：一门是《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每周授课3学时，另有3学时为辅导课，对象是政府系和历史系学生。另一门是《中国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学时同上，对象为社会学系和经济系学生，我目睹了黄老师备课的认真和治学的努力刻苦。

黄老师要全部用英文为美国大学生授课，不难想象，这对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有多大难度。为了克服在听说方面的语言障碍，黄老师不权要逐词逐句反复推敲，写出英文教案并背熟，而且还要揣摩学生有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从而事先加以准备。

我是非英语专业的教师，我知道其间的工作量有多大。黄老师的住处离我不远，有时我半夜醒来，能看到她的房间灯光依旧，我知道，那是黄老师还在挑灯夜战。我教的学生中有选黄老师课的，他们对我说；“黄老师的课很有意思，她的英文也越来越捧”。可他们哪里知道黄老师所付出的艰辛。

该学院每学期末都让学生给老师打分，进行课程评估，称Evalu-atian。这关系到教师们能否继续应聘的问题。5分为满分。她的两门课分别获4.17分和4.5分。据教务长后来与她谈，全校教师平均分为4.09分，她的分数在政府系排名第2位，不仅为外籍教师之冠，而且高于不少美国的教师。学生们的普遍反映是“教学认真负责，内容丰富”，“教师的知识面很宽”。

黄老师待学生十分友善随和、学生也都愿意与她来往。但遇到事关原则，事关国家荣誉的事，她决不让步。

我想，这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特色吧。一次黄老师讲授中国妇女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美国大学生因为所受教育不同，加上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于是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以为然并联系到人权问题。黄老师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张红脸以不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她的激动，她的执着，着实让美国学生吃惊不小。

黄老师自己生活简朴，我与她一同出去购物，每逢有她喜欢的商品，在仔细端祥之后，十之八九是放回货架，理由是太贵。

然而对别人，黄老师又出手大方。在汉弥尔顿的一年中，她几次做中国饭菜招待学生。我去帮厨，看到黄老师有的都是她平日舍不得吃的细菜。还有一次，黄老师在购物中心的首饰柜台前流连。

我知道，那个柜台她平日是不光顾的。那天，黄老师买了一条挺贵的项链，说是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黄老师还说：本来还可以买更好一点儿的，但她想把钱省下留作日后供子女读书。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美国期间黄老师还曾赴芝加哥参加亚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她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一位已故社会学家的夫人一定要邀请她去加州她家里做客。

一对台湾夫妇在那里开饭店与她关系甚好，曾为她举行了丰盛的告别宴会，并赠送礼物，我也参加了。这说明黄老师的待人接物是很受异国他乡的朋友们敬重的。

91年5月，我与黄老师都完成了在汉弥尔顿大学的工作及学习。她后来又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研究工作，约两个月后返回天津。不久我也回到北京。

92年，黄老师来京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我家做客。我们同忆当年，有说不完的话。临别时，她告诉我，家中分了新房，请我去做客。当时我欣然应允，心想京津相距不太远，相见总有机会。其后我工作繁忙，赴津一事也一拖再拖。今年夏季我再次赴美工作，故地重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八月底归国时我就想，今年无论如何要去天津看望黄老师，最迟也不过春节。谁料想10月份竟收到发自南开大学的一纸讣告。我们92年一见竟成永别！

我泪眼朦胧，无语凝咽。黄老师太累了，这猝发的疾病是平时辛劳的突然释放。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对她所热爱的学术孜孜以求。她走得太突然了，把不尽的哀思留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

我钦佩黄老师的学识，更景仰他的人品。她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中国知识分子。

唯其平凡，使我更觉真实。黄老师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将受用终身。

四、永远的纪念

黄若迟教授突然逝世后，引起各界震惊。原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范增先生为她亲书字画表示哀悼。

第三节、后记

清明祭史苑教授（七言律诗・平水韵）

清明烟雨杜鹃凝，

叠岭苍山布谷啼。

伏案潜心承雅韵，

浮洋寄思照寒灯。

半生授业书香远，

一世培兰汉韵盈。

幽谷芳馨怀厚德，

层峦青霭悼先师。

令人欣慰的是张象与黄若迟教授的后人继承他们的奋斗精神，现在都学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女儿现是天津一所大学的教授；外孙女现是国家大型金融企业高管，在香港工作；儿子现是天津一家国企的高级工程师、党委书记；孙子在双一流 211重点大学毕业后已在一家上市国企工作。

2025年10月26日，张象与黄若迟教授的儿女、学生及亲朋好友为这对分离了30年的夫妻举行了合葬仪式。分别了三十年，他们终于能够相依长眠，再不分离。他们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天津参加了合葬仪式。

张象教授与黄若迟教授的儿女感谢亲人们对她们父母的缅怀及对她们的关爱。在人们的心中，张教授与黄教授已升华为一座永恒的灯塔护佑着每一位爱他们和他们爱的人平安顺遂。

谢谢阅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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