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把梦捞了上来

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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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宦民提供

四十年，终于把梦捞了上来。

今天，当两套自己创作并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安安静静地躺在我掌心的时候，我却忽然说不出话了。七十万字的《红山魂》，二十三万字的《初恋》，它们那么轻，又那么重。我抚过封面上自己画的写意山水国画，抚过自己用钢笔刻画的自画像，指尖触到的不是纸张，是四十年光阴粗粝而温润的质地。

我今年六十六岁。九岁那年秋天，我穿着城里带来的小皮鞋，被一辆卡车吐进深山。皮鞋很快就被石叽头的碎石磨破了，母亲用碎布给我缝了新布鞋。我的人生，就这样从一双被群山磨破的小皮鞋开始，被一针一线重新缝制。

我在三线建设的大山里，被“圈养”了整整十八年。

前八年，我是三线子弟。我记得松针扎进掌心的刺痛，记得大雪封山时车辙在冻土上绣出的诗行，记得祠堂教室的粉笔灰和车间机油味搅在一起的气息。后十年，我是三线二代。当我读完大学再次坐上返回深山的列车，窗外的风景跟来时一模一样，心里装的却已是另一番天地。

这些事情是长在生命里的。它们沉在记忆最深处，像一艘沉入西太平洋的古老沉船，满载着那个时代全部的宝藏。我试图打捞，却用了很多年才明白，光有热血与口号是远远不够的，我得先学会真正的“打捞技术”。

这一学，就是四十年。

等我终于觉得自己可以了，小心翼翼地把记忆从深海里托举上来，看到的却是一地瓷器碎片。那一刻，我是真的失落。我以为会捞出完整光亮的宝物，可岁月给我的，只是这些不完整的、带着锋利边缘的碎片。我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捡，每一片都承载着一段动人故事，军号声的一缕回音，山沟沟的一个角落，车间的一声轰鸣，儿时伙伴的一次打闹，父亲背影的一道弧光。

然后我发现，那些碎片在发光。

釉色还在。神秘的，温润的，像岁月本身的光泽。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完整未必是宝，破碎也未必是伤。正是这些带着棱角的碎片，拼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有痛有暖、有血有肉、有泪水有欢笑的时代。

于是我坐下来，开始拼接。

《红山魂》是我拼出的第一幅图景。七十万字，我把父辈三线建设者的铁血豪情一块一块嵌进去，那些在荒山野岭以命相搏的人，他们的刚毅与担当，大国重器背后的沉默脊梁。封面上，我画了一幅山水国画，水墨的晕染里，想画出大山的厚重，画出父辈们如山的脊梁。

《初恋》是另一组碎片。二十三万字，是我们这一代三线子弟的群像，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从山里走向城市，那些笨拙的勇敢、清澈的迷茫。封面是我画的钢笔自画像，每一根线条都在勾勒风骨，每一笔都是对那段岁月的深情回望。

《红山魂》与《初恋》是姊妹篇。《红山魂》，我用史诗笔触，礼赞父辈的铁血豪情与大国重器，《初恋》则吟唱自身这一代的青涩迷茫与成长温情。一刚一柔，一宏大一细腻，恰好覆盖了三线建设的两代人，形成了完整的精神谱系。

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一个人把梦做真，把根扎稳。

今天捧着这两套书，我说不出那种喜悦。

它不是欢呼，欢呼太喧嚣了，吵得配不上这四十年的沉默。它不是雀跃，雀跃太轻了，轻得托不住这两部书的厚重。

这喜悦，像山里的夜。

安静的。不是无声，是那种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安静。书页翻动时的沙沙声，竟和当年松针落在肩头的声音一模一样，沉沉的。不是沉重，是那种被群山环抱的沉实，像儿时走夜路，父亲的大手按在我头顶，稳稳的，让我知道天塌不下来。也不是张扬，是整座大山都在场，潦河的流水声、祠堂小学的上课铃、厂区广播里《东方红》的前奏、食堂飘来的馒头香、那些用旧报纸糊墙的干打垒的气息，每一棵我曾爬过的树，每一块我曾跌伤的石头，每一条我曾趟过的溪流，每次上学我需走四里山路，还有那条救过我命的狼犬，它们都来了，悄悄地，围坐在我身旁。

我闭上眼睛，忽然就回到了那个夏夜。

1969年，九岁，大山里的夏夜没有灯，只有星河。我躺在一块被日头晒得温热的青石板上，仰面朝天。银河就从我的头顶倾泻下来，那么近，近得我以为一伸手就能捞起一把星星。我把手臂伸得笔直，指尖在夜空里划了划，什么也没碰到。我不服气，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

后来父亲告诉我，你看见那些星星，你看到的那些光，是它们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亿年前发出来的。它们走了那么久，那么远，才落到你的眼睛里。

我当时不懂，只觉得失望。

现在我懂了。

今天捧在我手里的这两套书，何尝不是我生命里的两颗星星呢？《红山魂》里的那些先辈们。我记得制造飞机的他们，当年辞别繁华都市，眼底藏着对故土烟火的万般不舍；记得建厂初期，他们人拉肩扛，卸下卡车上水泥袋时压弯的腰；记得他们纵身跃入刺骨寒凉的水泥浆池，以血肉之躯躬身搅拌，用最质朴的方式扛起三线建设的重担；记得他们面对翻砂车间几千摄氏度炉火，毫无畏惧迎上去的英姿；记得他们在深山工棚里就着红薯饭啃咸菜的背影；记得他们在潦河滩上肩挑鹅卵石的脚印，一步一个，深深的，像钉子一样钉进红土里；记得他们自建高压配电站，众人肩扛沉重的高压电缆杆，翻越险峻的狐尾岭，一步一步跋涉在山道上，纵使满身伤痕，这群汉子自始至终，未曾吐露半句苦。这些画面和他们发出的光，走了整整四十年，才落进这些铅字里。

《初恋》里的那些三线子弟，长大后，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循着先辈踏遍的崎岖山道，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延续着三线人滚烫的担当。成长后有了各自的初恋。那些笨拙的勇敢、清澈的迷茫，它们发出的光，也走了四十年，才终于被看见。

而我，这个九岁时穿着破皮鞋进山的孩子，这个被群山圈养了十八年的三线子弟，这个蹲在地上捡了四十年碎瓷片的人……

不是星星。

星星在高处，在天上，在几万年几亿年的旅途中。我只是一个站在地上的人，一个被群山教懂了仰望的人，一个用了大半辈子去等待、去辨认、去接住那些光的人。

那些光，是父辈们在荒山里点燃的。是他们用青春作燃料、用脊梁作灯柱，一锤一锤凿出来的光，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光，一砖一瓦砌出来的光。它们在岁月的隧道里走了那么久，穿过云、穿过雾、穿过风、穿过雨、穿过遗忘和沉默，终于走到今天。

走到我手里。

走进这两套书里。

幸运的是，那些由三线建设者以热血点亮的星光，终被我稳稳接住，妥帖珍藏于心间。

如果说三线建设是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那么这两部长篇小说，就是为那段历史立下的一块碑。不是冰冷的石碑，而是一块有温度的、会呼吸的、在松涛声中静静矗立的碑。

三线建设者完成了他们的长征。那条路上没有雪山草地，却同样充满艰险；没有泸定桥的铁索，却同样需要以血肉之躯扛起千钧重担。他们走完了这条路，走得那么沉默，那么坚定，把青春铺成路基，把热血浇成混凝土，把生命砌进共和国的墙。

这，大概就是《红山魂》与《初恋》两部长篇小说最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