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11年2月3日早上的宣化南大街）</p> <p class="ql-block"> 1973年春节后，我满了8岁才回到城里的父母家上学。因为是家中老大，那个年代平常家庭的孩子都不怎么用功读书，作为教师的父母忙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和工作表现，节假日或是周四下午不上课的时候，买菜的任务就常常落在我身上，因此还被班里同学起了一个外号叫“家庭妇男”。</p> <p class="ql-block"> 我家住在城中心的西草市街16号院，那是一座标准的北方四合院，天井的四周分布着东西南北一共12间青砖大瓦房，解放前是宣化的一个地主所建，解放后收归国有，分给了6户市民居住。原地主家的儿子也分得正房两间，传说他的父亲是反动“一贯道”组织成员，解放后即被镇压，剩下老太太和儿子儿媳低调而卑微地生活，几乎不跟院里其他邻居言谈交往，我们几个孩子还管他家的孙子叫“小地主”。</p><p class="ql-block"> 后院原来是地主家的佣人房和杂物间，解放前被在宣化城里修自行车配钥匙的刘姓劳动者用20块银元买下，后来陆续翻修成两间大正房和一间西房，一个大院子，一家人惬意地生活。</p><p class="ql-block"> 一个四合院里生活着近40个人，十来个孩子们经常一起结伴玩耍，在各家窜来窜去，十分热闹，大人们对我们也十分友好。但好像只有我要出去买菜，每当这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穿梭于南大街上那几个国营菜市场。</p> 那些年，宣化城市居民的肉和菜都是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一斤肉，四斤菜，因此买肉和买菜都是技术活，胆大心细还得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否则回家就得挨妈妈的骂。<div> 妈妈给我的买肉的指令是：买肥不买廋，肚囊皮不能买，最不要的是槽头肉。问题是那时候国营店卖肉不像现在菜市场都是分割了买，而是先要耐心等待售货员剔骨头，然后从猪头开始切，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排到你该是哪里就是哪里。70年代没有家用冰箱，每个人大都是只买一斤，甚至有买半斤的，好心的售货员会一张肉票撕一半，下次来再把那半张肉票粘起来。一家店一般每天只买半边猪，排到你没肉了也只有干瞪眼。</div><div> 所以我每次排队之前先要观察猪的肥瘦大小，还要心算好前面有几个人，这样才能确保避开槽头和肚囊皮。另外当时猪肉分三级，一级每斤1块，二级9毛，三级7毛8分，运气好的时候，遇到好部位，可以用9毛钱买到一斤一级品质的肉。时间一久，还真练就了我的计算和统筹能力。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如果遇到连续几个大买主，轮到我时已不能满意，就只有重新排队或是匆匆赶往下一家肉店。</div><div> 就算是部位合适，一斤肉顺着切就是薄薄的一条，有时遇到售货员刀一偏，肥瘦就不能如意，也是相当懊悔。所以还得叔叔阿姨地叫着，千万不能惹他们生气。</div><div> 买肉还比较简单，只要算计好，多排几次队，嘴甜一点，一般都能如愿。实在不行就不买了，反正钱和肉票还在。</div> 比较麻烦的是买菜，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div> 首先，比起肉，每月4斤的蔬菜供应量更显奇缺，买什么菜能够更下饭才是最重要的。塞北的夏天，茄子，豆角和黄瓜是最抢手，青椒，圆白菜和菠菜也还不错，冬瓜，莴笋和南瓜虽然好吃，去皮损耗太多，不能常买。最纠结的是红里带青的西红柿，当水果吃真是天选之物，无奈却不能单独成菜，那时又不供应鸡蛋，是做不出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的。</div><div> 其次，国营菜场并不告知今天卖什么菜，通常是大家都在门口等着，附近的公社社员赶着马车送来什么菜就买什么菜，因此每天能买到什么菜，买几张票的，全靠我随机应变，自主决定。</div><div> 还有，不知为什么，宣化人买肉的时候都认真排队，买菜却不爱老老实实排队，这对于我，简直不亚于当头一棒。每当马车拉来蔬菜搬上水泥柜台或者倒在地上，售货员抬来磅秤准备开卖的时候，人们就一拥而上，乱糟糟地等待抢购。而幼小的我也必须挤在人群里，手里高举着钱和菜票，拼命往前凑，挣红了脸大喊大叫，才能买到心仪的茄子豆角或黄瓜。</div> 买菜和买肉这件事，对于我的另外一项考验是不能丢东西，所以每次我都极其小心，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但意外说来就来，一张2元的人民币还是被我弄丢了，让我终身难忘。<div> 那是暑假的一个晴朗早上，妈妈没有零钱，就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两元钞票，我轻车熟路地拿起尼龙网袋，揣着蓝色的纸币和白底黑字红印章的两张菜票，蹦蹦跳跳地就出门了。</div><div> 还没走完西草市街，快到南大街路口的时候，我一摸裤兜就发现钱没了，但菜票还在。我立即心跳加快，脑袋嗡的一声，汗珠瞬间流出---冷静下来我立即原路返回，却没有找到丢失的两元钱，至今我也没想明白钱是怎么掉的，因为几百米的距离没有接触过任何人，不可能是被偷的。</div><div> 临近家门，我坐在四合院的石阶门口想了几分钟，最终没敢坦白说钱丢了，而是小心翼翼回到家里，翻出我的私房钱，拿上2元赶紧出门。妈妈问怎么回来了？我诺诺地回答刚才去上了个厕所。那时每家每户是没有卫生间的，只在四合院的后院里有一个简易的公共旱厕。</div><div> 从我记事开始，每年大年初一和过生日那一天，姥姥都会给郑重地给我一张崭新的一元票子，我高兴地把玩几天之后都会小心翼翼地藏到褥子下面，从来舍不得花。几年下来，一共存了十几元的“小金库”，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这笔钱，竟然就有2块钱的巨款如此被动地“充公”。</div><div> 那一天，我一切如前地买菜回家，家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爸爸和妈妈没有因为丢失了两元钱而捶胸顿足，我也躲过了一顿责骂，只是心痛了好几天我那两张崭新的粉红色一元钞票。</div> 从那以后，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小心谨慎，责任心重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生活，几十年以来再没有丢过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