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晋代醴陵陶瓷

文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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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号：413419068

图片：自拍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唐代诗人杜牧这句诗，道出了从古物中辨认历史的动人之处。

在醴陵陶瓷博物馆，展出了25件晋代陶瓷，其中陶器8件，青瓷17件；醴陵烈士塔晋墓出土20件，博物馆征集5件。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这些陶器和青瓷中，窥见晋代醴陵先民的日常生活。研究这些文物，比看电视古装连续剧更有趣、更真实、更精彩。慢慢品味，总能品出一些新的东西。

民以食为天。我们先来品品晋代醴陵先民的饮食器具。

在展出的25件器物中，饮食用具占14件，超过一半。这些饮食用具都来自岳州窑。岳州窑是中国青瓷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东汉即烧造成熟青瓷，唐代陆羽《茶经》将其列为六大青瓷名窑，赞其“青则益茶”。该窑首创匣钵装烧法，开创釉下点彩技艺，胎质细腻，釉色青绿莹润。我比较了一下，东晋的青瓷比西晋更加亮丽，说明技术在不断进步。岳州窑产品主要通过湘江、渌江进入醴陵。

晋代饮酒不仅是一种全民嗜好，更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注脚。东晋永和九年，流觞曲水，名士列坐其中，书圣王羲之写下了千古名帖《兰亭集序》，可见饮酒之盛。展出的晋代酒具有三件：一件西晋四系盘口菱形纹青瓷壶，一件东晋四系盘口青瓷壶，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个西晋青瓷杯。西晋壶高16.7厘米，饰菱形花纹；东晋壶高18.5厘米，比西晋略高。两壶都设四桥形系，用来系穿绳索，便于提携打水、盛粥、装酒等，使用方便牢靠。当时的酒杯一般带双耳，称为“耳杯”，但西晋墓中以无柄杯随葬。出土的青瓷杯高3.7厘米，口径8.8厘米。可能此杯既饮酒又饮水，一器多用。

晋代醴陵青瓷餐具品种多样。从展品中来看，有用于盛主食和菜肴的碗和盘，有承装酱汁和小菜的碟。西晋青瓷敛口碗高5.2厘米，口径15.5厘米，东晋青瓷碗小一号，高3.8厘米，口径9厘米。史料记载，晋代的碗是多用途——可盛饭、盛羮、盛菜。我开始对碟与盘有点分不清，后来对比了一下，发现可以从高度上分。如展品中的两只青瓷碟高度分别为3.1厘米、2.8厘米；三只青瓷盘子的高度一只1.1厘米，另两只为0.8厘米。还有一只青瓷餐具叫碗盘，高1.5厘米，比碟子低，又比盘子高。这八只餐具，从器形上看，西晋厚重华丽，东晋简朴实用，见证了当时的审美从追求繁复到崇尚自然的变迁。

宴饮的讲究更体现在三件青瓷唾盂上。西晋两件，东晋一件。西晋其中一件高9.2厘米，口径8厘米，东晋的高10厘米，口径7.6厘米。但东晋器型显得玲珑剔透，釉面晶莹光亮。唾盂又称“唾壶”、“渣斗”、“唾器”，为古代贵族宴饮时盛放唾弃鱼骨或兽骨的容器。曹操《上杂物疏》中列“纯金唾壶一枚”，可见其在贵族宴席上的必要地位。这三件唾盂的出土，尽显醴陵先民的精致生活。

陶磨，是浓缩的粮食加工坊；陶囷，是浓缩的粮仓。西晋墓出土一件陶磨，口径14厘米。磨由上下两扇带磨齿的圆石构成。湖南自古以稻作为主，稻谷去壳多用碓臼，磨则用于将浸泡后的稻米磨成米浆。西晋陶囷，高11.8厘米，底径9.4厘米，重495克，“囷”（qūn），指的就是圆形的粮仓。与之相对的，方形的储粮建筑则称为“仓”或“廪”。晋代的建筑已然遵循“方仓圆囷”的制度。它的存在，也是墓主人生前富足生活的缩影，表明其醴陵先民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和加工能力。

品完了饮食器具，以及粮食加工工具和仓储，再来品品醴陵先民的交通工具。

古代普通人的交通主要靠走，能坐牛车的人是贵族。牛车最初只是普通交通工具，到晋朝牛车盛行。牛车的盛行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长期战乱，马匹锐减；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士大夫崇尚清谈，标榜清高和享乐主义，而乘坐牛车显得更逍遥自得。醴陵西晋墓出土了牛陶俑和青瓷车轮。陶牛俑高7.8厘米，四足敦实，昂首立姿；青瓷车轮一对，高仅0.6厘米。醴陵的士族，通过牛陶俑和青瓷车轮，证明自己并未脱离中原主流文化圈。

我们还可以品出醴陵名士的风雅和等级制度。

东晋墓出土青瓷熏炉一件，通高10厘米，球形炉身，肩设提梁，炉体镂雕圆孔，下承承盘。小巧精美，玲珑剔透，尽显名士风流。东晋墓出土青瓷男跪俑一件，高14厘米。俑双膝触地，臀部落在脚跟上，腰背挺直，双手放于身前——这是典型的跽坐姿态，在晋代是侍奉尊长时的标准礼仪姿势。仆役、门吏在主人面前必须保持跽坐，以示恭敬。

烈士塔晋墓群中还出土了陶猪俑、陶狗俑、陶鸡埘，以及双系三足陶盆。这些共同勾勒出晋代醴陵农家自给自足的生活画卷。

品读25件晋代陶器和青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一千六百年前的醴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