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个舅舅和我的伪奶奶，我们老家叫姥姥，标准通俗叫法是外婆。这张照片大约是一九七零还是一九八三年前拍

刘书方

片中的姥姥已经于一九八三年去世。那年我刚上班不久，从合肥坐了一天的火车，回老家参加了她的葬礼。

记得她来合肥时，总坐在兵团宿舍院门口的方凳上，纳着纳不完的鞋底。闲时，手里也捏着半截旱烟，烟锅明明灭灭，像一小颗不肯落山的星。

照片上她穿着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褂子，坐在白幕布前，身后站着四个穿军装样外套的舅舅——那不是真的军装，是村里裁缝照着画报缝的，领子硬挺，袖口还带着折痕。

照片上方写着“母亲和儿子”，字迹工整得像小学作业本上的描红。底下那行“1971年还是1983年”，至今没弄清到底是哪年拍的，就像我始终分不清，她到底是哪年走的，只记得八三年冬天，天特冷，大雪封山。我深一脚浅一脚于天黑之前赶到，终于她还是没等到我，不过我看到了她紧闭着的双眼。

应该是在南庄谁家的院子里拍的。

从左至右分别是大舅舅，二舅舅，三舅舅和小舅舅。都是舅舅。记得大舅舅英年早逝，曾任南庄大队书记。他总爱把烟袋锅擦得锃亮。他说话慢，但句句落地有声，开社员会时不敲桌子，只把缸子往桌上一蹾，水花溅出来，底下就静了。后来他病得厉害，还坚持去大队部，说“公章不能歇着”。照片里他站得最直，帽子压得低，眼神却往斜上方看，好像还在数田埂上新插的秧苗。他音容笑貌至今还在眼前闪现。记忆最深的是他的汉字写的很漂亮，也应该是当年我们郎家文化水平最高的。没有之一。

二舅前些年也已去世。他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缝，露出两颗微黄的门牙。小时候记得他总是拖着那条因小儿麻疲残疾的左腿还是右腿，用草叶卷个哨子吹给我听，声音尖细又跑调，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终身未婚。所以他对我们兄妹格外亲切。年长之后常坐在村口望呆。

在去世前，记得在医院住院时好像通过电话。略有安慰。

三舅去世更早一些。记得妈妈去世的一九八一，他和几个舅舅一起来过合肥，他劲大、个高，当年还在我家院子里挖了一口井。再就是1971年回老家时见过，还一起去过营里他的岳父家。当年几乎走了半个灵寿县，用了几乎整整一天才走到。那时要有运动软件，应该达到极限的90000步了。平时没怎么见过他，只听说他特憨，对人特好。照片里他站在右二的位置，肩膀微耸，像是刚听完一句什么话，正要点头，又没点下去。他穿的那件“军装”袖子短了一截，像一段没写完的句子。

四舅光荣退休，安享晚年。他如今住在心里上小楼里，阳台上种满茉莉和薄荷，窗台摆着一架老式座钟，走时声沉稳，咔嗒、咔嗒，像在替人记着日子。他常翻那本边角卷起的相册，手指停在某一页，不说话，只把照片轻轻摩挲几下。照片里他站在姥姥最右边，帽子戴得最正，嘴角微微上扬，不像在笑，倒像在忍住什么——忍住风，忍住光，忍住还没到来的离别。他仅大我两岁，记得一九七一年回老家，他常带我们上山耪草。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老爸照的，用的是海鸥照相机。姥姥坐得端庄，四个舅舅站成一排，像四棵刚栽下的树，根还没扎稳，枝叶却已朝着同一个方向伸展。背景是树，是瓦，是风里微微晃动的光斑，不是幕布，是活的。他们没穿真正的军装，可那身衣服，是那个年代最郑重的礼服——不是为谁加冕，只是想把最挺括的样子，留给以后认不出他们的人。

落叶铺满青砖地，风一吹，就打着旋儿往人脚边钻。姥姥坐在藤椅里，穿一件黑色对襟褂子，盘扣系到领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四个舅舅围着她，穿蓝布中山装，帽子拿在手里，像捧着什么不能撒手的东西。没人说话，可空气里浮着一种安静的暖意，像刚出锅的馍馍，热气裹着麦香，慢慢散开。我那时蹲在旁边，数他们鞋尖上沾的泥点，数着数着，就忘了自己是谁，只觉得这画面该一直停着，停成一块温润的旧玉。

树影斜斜地铺在砖地上，像一张没写完的信纸。姥姥坐在中间，手搭在膝头，手指节微弯，像还攥着什么——也许是一双没纳完的鞋底，或者是一把没晒干的豆角，也许是一句没说完的叮咛。舅舅们站在她身后，肩膀挨着肩膀，影子叠在一起，分不出你我。他们没穿军装，可那身衣服的硬领子、直袖管，分明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勋章。风过处，树叶沙沙响，像谁在轻轻翻动一本泛黄的家谱。

这张照片是原片，翻拍的有些模糊。还是那棵树，那片瓦，那把藤椅。姥姥依旧坐着，笑纹舒展，像秋阳晒暖的河面。舅舅们站得更松些了，有人手插在裤兜里，有人微微侧身，帽子拿在左手上，右手指尖无意识地捻着帽檐。他们没看镜头，倒像在听姥姥说话，又像在等一句谁都没说出口的“散了吧”。照片是黑白的，可我记得应该是个春末夏初的季节，的光是暖的，风是软的，连影子都带着一点毛边儿——那是时间还没来得及把它擦得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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