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往事》文章选登，当年我是孩子王（作者：徐晶）

笙歌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第六女子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围场县赛罕坝机械林场联营生产队知青。

我们来之前，羊场没有小学校，全村一百来口人没有几个识字的。村里的孩子们，十来岁就参加劳动挣工分了，岁数小的就像放羊似的在村里疯跑疯玩儿。

我们插队的第三年，队里决定建一个小学，推选我当“孩子王”。

小学校的教室就定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这里也是村民开会的地方。

屋子有二十多平方米，地面坑洼不平，没有办公桌，没有文件柜，黑漆漆的干打垒墙壁上抹了一层黄泥，西面墙上砌了一块黑墙皮，就是学校的黑板了。

一扇有四块玻璃的木门上面布满了宽宽窄窄的裂缝，一块比老乡家里的窗户稍大点儿的玻璃镶在墙上，这是屋子唯一的光源。

队长指派木匠打了十来张极简陋的桌子，也没刷油漆，加上几条原来村民开会坐的长条凳，我们的小学校就这样开学了。

早上，韩队长敲响那块吆喝社员上工的“工字钢”，孩子们就从各自家中跑出来，背着家长用破布缝制的小书包来到学校。

冬季坝上气候寒冷，滴水成冰，队里怕把孩子们冻坏，给学校安了一个炉子，铁皮炉子里面没套泥，把木柴放进炉里点燃，屋子里立即热气腾腾，把孩子们烤得满脸通红；但火一熄灭，屋子里便又恢复到先前的寒冷。

坝上一年只有四五个月不用穿棉衣，那时生活贫困，无论大人孩子都穿着空心的棉裤棉袄，棉衣从不拆洗，穿到一槽烂。

孩子们没有袜子，光脚穿着漏脚趾头或漏脚后跟的棉鞋，很多孩子的脚后跟都裂着深深的口子，像张着的小孩嘴。

无论男孩女孩，头发都蓬乱地粘在一起，脸蛋由于长期不洗，灰土和着乱抹的鼻涕，在脸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嘎巴。

那年春暖花开后，我在家烧了一大锅开水，把男孩和女孩分成两拨，给他们洗头洗脸洗脖子和手脚。我给脚后跟裂口的孩子擦上蛤蜊油，盼望他的脚能早日养好。洗干净的孩子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他们都那么漂亮可爱，一个个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面颊上的两片高原红，显得他们更加清纯美丽。

塞罕坝机械林场联营生产队天津知青徐晶和她的学生。

羊场小学采用复式教学，从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孩子，在一间教室里同时上课，由一个老师授课，学习各自年级的书本知识。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给这个偏僻的方圆二十几里都没有人家的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生气。老乡们纷纷来观望教室里面自己的孩子，欣赏着老师漂亮的黑板字。

给学生们讲课最难的地方当属汉语拼音，有些孩子不知道汉语拼音的重要性，学起来很不认真，我跟这些孩子讲，字典是你们最好的老师，你们只有学好汉语拼音，才能从字典中自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段话让学生们进步很快，受益匪浅。

学校成立少先队，孩子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教育他们懂得了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他们还学会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带他们去林场小学校参加运动会，孩子们一点儿也不比林场的孩子们差，王队长家的儿子三肚皮还获得赛跑第二名。

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我经常带他们到河套溜冰，到山上的沙包子去练跳远，到树林子里去摘野果子……在许多方面，孩子们都是我的老师呢。

村里给小学校批了一块地，我带领学生们种胡萝卜。从春种、锄草到秋收，所有环节都是学生们自己完成，孩子们干得非常起劲，菜园里到处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第一年我们就收获了十来麻袋胡萝卜，队里给我们联系买主，我用卖胡萝卜的钱买了书本、纸笔发给孩子们，让他们享受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他们高兴得又是蹦高，又是打滚。

最振奋的一件事是我用这钱请红山军马场的摄影师给学生们拍了两张合影照片，虽说照片里的孩子不是我学生的全部，但是这弥足珍贵的照片后来成为联系他们的纽带。

孩子们长大后，分散在各地。村里杨会计的儿子杨占军，20世纪80年代在天津杨柳青当兵，我去部队看过他，他也常来看我。他退伍回到围场后，就很少联系了。

最近，我们通过微信恢复了联系，我把当年在小学校照的合影发给杨占军，他惊喜不已。他又把照片发给我的其他学生们，这张照片给他们的生活掀起小小的波澜，他们纷纷在照片里寻找自己。

几天之后，杨占军、邹艳春、曲利等人兴奋地跟我说：“徐老师，我们把您教过的这些学生都找到一起，搞了一个群，叫“童年”，您还在这里给我们当老师，我们还是您的学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当时感叹，他们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很多都当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了，可在我眼中，他们仍然是那些我熟悉的、天真可爱的孩子。

将近五十年了，我仍然经常想起那片我曾经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的土地和朝夕相处了几年的学生们，这些美好记忆将伴随我终生。

塞罕坝机械林场子弟小学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