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建设的岁月一一难忘孟庆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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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伴孟庆福，比我小一岁，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当过1968年知青，上过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国企沈阳工业安装公司当技术员，在企业最高当过分公司的技术总工和副厂长，但不幸早在正当年的52岁，就突发脑梗退出了工作岗位，至今已经重病失能卧床。尽管他的职业生涯从六八年知青算起也才只有三十四年，但那三十四年可是他所在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并创造过辉煌的年代，与我们共和国发展起伏变化的步伐相伴，也与中国从贫困走向崛起的重要起步年代同频。他的那段成长、奋斗、生活的经历，折射着那个年代和那代人的缩影，其中不乏流金岁月“平凡与不凡”的难忘感人故事。

结缘：大家庭中的庆福

庆福出生于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是沈阳黎明机械厂的八级大工匠，他的母亲十几岁从河北老家随夫来沈阳安家，育有四男二女，庆福是老三，上有大哥大姐下有一妹二弟。

我与他第一次相遇在1976年10月，那个中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特别的月份。此时的我，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和工农兵大学生起伏动荡的社会经历，人虽不到而立之年却已是历尽风霜的“剩女”，因生活多变迁鲜少与文化社会背景类似的异性同龄人结交，妈妈非常着急为我介绍“对象”，于是妈原单位安老师热心，通过其亲戚梅技术员（与庆福一起工作）安排了这次相亲。

第一次与庆福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一身深灰色四兜中山装脚踩锃亮的黑皮鞋，当时“文革”刚结束，这穿皮鞋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 呢，这会儿倒不算啥啦但也够爱美的！转而想他可能是特意收拾利整大可理解。可后来发现，这皮鞋竟是他几十年的最爱。最让我不理解的，是他并不是那种稳坐办公室的白领，即使后来长期担任企业技术和生产领导也成天在一线露天工地跑来跑去的一个与工人们打成一片的人，皮鞋，却竟然是他的工作“行头”，除了安全生产特别需要始终不离身！ 后来我多次想随时尚变化给他换换更舒适的鞋，都被他拒绝，仍旧只穿那换了一双又一双的皮鞋。对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在潜意识中对庆福来说，皮鞋不仅代表一种审美甚至偏好，更代表着工地上自己技术工作独特身份和职责，也反映着他性格中的认真执着和犟牛劲儿。这是后话。

我与庆福第一次见面时间不长，两人总体互相印象可以，我们家庭背景不同，但年龄相近，经历类同，都当过知青下过乡，又都是同年大学毕业，一个学工在国企，一个学文在机关，还可互补，就决定相处，一年后很快就结婚成家，我由此走进了庆福的大家庭和他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另一种与自己从小很少接触过的一切。

1977年7月我和庆福旅行结婚期间在大连劳动公园散步 摄影：崔克俭



　　庆福父母的家位于沈阳黎明机械厂外东北方向，202平房区的最东边。那里有二十世纪50年代建起来的厂属工人宿舍，若干排红砖瓦房连成一片，房间的格局坐北朝南，一进屋就是烧煤灶间，一眼可见南北两个大小的灶台，灶台与主屋一墙相隔做饭和冬天的热源，进屋主屋被间隔成一南一北两个屋：南边屋占主屋的2/3较大，贴窗是一铺大炕，相当于家庭的客厅和主卧，客人一进来主人会请你炕边或上炕坐，招待客人也在这里；主屋北边也有一铺炕，以往小辈住的也可做客房。那一片居民区共用一个简易公共厕所（四面透风的旱厕，冬天蹲坑冻屁股尿都会冻的那种，好在离庆福家房很近）。这一片平房只有上水没有下水，一般生活污水都是泼在院门口或厕所边上的道边田地，夏天还好水存不住很快就晒干了，冬天就累积冻成一座小山，到春天冻水一化就横淌竖流，去厕所的路泥泞难走气味也可想而知，只有春天大风连带吹些日子才能解决。

居住在202平房区那里的邻里多是黎明厂、 新光厂的老职工，环境虽然简陋，但多相处融洽，工友加近邻的相互照应，一家有事大家帮。当年我第一次去他家，一走近那排片的红砖房，那股浓浓的邻里乡土情和烟火气就扑面而来。

孟家，一个八口之家的大家庭，来这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也算是这儿较早的住户。在这之前，听庆福大哥说，先是住在三家子——50年代初那里是来自河北山东打工的家庭聚集的一个城郊村子。后来，厂里分房搬到了离工厂较近且条件稍好的启明里(当时黎明厂工人宿舍区)。最后，进入60年代后，从厂里分到了这个有更大一点儿房间的202工人村。

1956年孟家全家福，从右至左：前排大哥庆发、庆福、小妹庆珍；后排父亲，大姐桂荣，姥姥，母亲，大弟庆和。（照片孟庆和提供）

1974年春节孟家全家福，从右至左：一排：父、母；二排：庆福丶庆珍丶桂荣及曲焱；后排：庆和丶庆海丶庆发（照片为孟庆和提供）

庆福妈妈，我的婆婆赵芝英，一位善良、模范的持家能手和贤妻良母，不识几个字却非常聪明能干。当年给我最深的震憾，是她烙春饼包饺子手檊面飞一般的麻溜，一大家子近十来口人吃饭，转眼一人搞定！婆婆还热心肠助人，邻里纠纷或谁家有难事常常找她理论，她都乐意相助且很有主张，在邻居中还真有点儿小威望。她曾在街道兼职多年工作优秀，庆福弟弟庆和记得，家在启明里时因街道工作出色，当时还有位区长专程来家看望过婆婆。庆福爸爸，我的公公孟宪如，善良厚道有手艺，八级工（三年困难时期享有国家糖肉补贴）。这家中，很长时期都是公公一人上班，婆婆相夫教子。

在这么一间住房里，经济条件有限，但老两口家教有方，虽没有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学习做过特别关照和倾斜，孟家竟然养育出一个重点中专生和三个大学生（大姐大哥“文革”前、庆福“文革”中、庆和“文革”后）。在整个202平房区，孟家真是凤毛麟角，邻里们一谈起都难掩羡慕之情，婆婆也引以为傲。

我们结婚后的经历，让我更切身感受到：一个人正处于事业和生活艰难起步期时，能遇到这么好的一家人、这么好的婆婆、公公，是多么大的幸运！可以说，后来我和庆福两人的事业成就和我们儿子的照料养育，都与他们随时都在、可完全依靠支持的坚强后盾密不可分。

庆福爸爸，在我的印象里永远是家里最不爱说话的人。他是家里经济上绝对的顶梁柱，很长时间都是唯一挣钱养家的当家人。和风风火火、孩子们又都怕的婆婆相比，他对家人总是蔫声细语，对孩子多是笑眯眯的理解宽容，孩子做错事婆婆拉过来要处罚时，他也从没伸过手。他在黎明厂铸造工出身，有一身技术手艺绝技，心灵手巧有内秀，动手能力忒强，做事极认真。听说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撕毁合作、黎明厂生产研发陷入困境之时，公公曾对自己相关领域的技术攻关、攻坚克难显露身手，发挥过重要作用。家里和邻里常用的工具、电器（包括收音机、电灯、电筒等）、上水有了故障，甚至火炕不热、灶不好烧、屋里有烟气等平房区常出的生活难题，不管是什么方面的，只要到了公公手里，他不声不响鼓捣一会儿就能找到迎刃而解的办法。也许这就是能当上八级工的内在基因吧，这能耐真是不能不服！多年后老两口去我家住时，从公公在家收拾秋菜大葱一件小事，我也亲眼领教了这精密细致的基本功：经过他手整理成捆的半干大葱，拧叶成花、横竖刷齐，叠落方正，看起来堪称艺术品！庆福可能没有他爸那么手巧，但细致认真、有技术难题不弄明白不罢休的心气，求真不糊弄、一门心思在工作、忠于职守不会谋私的死心眼劲儿，倒是很有些老爹的遗传因子。

庆福父亲退休后企业组织去大连疗养留影

庆福母亲与我们儿子的合影

　　

1977年我们结婚有了自己的家。

1979年底儿子出生。因庆福那时工作在辽阳辽化工地平日不回来，坐月子期间婆婆就把我接去住进了他们家。当时住进他家，心里虽也有些忐忑，但因我产假结束后还要返回北京完成学业（产前那年我正在中央党校理论部学习已一年，还要多半年才能毕业），除此别无更好选择。婆婆已经答应我将孩子留在他家喂养，直到我毕业归来。我必须在休假期间为此做好准备，也得让孩子与这个环境相适应。本来当知青四年在农村的土坯房也住过，应该没啥问题。尽管如此，毕竟回城结婚又回到原来我家的老房子，刚生完小孩就去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心里还是多少有点儿打怵的。

那时孟家哥姐弟妹工作下乡上学多走出家门，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子。我就被安排在他家主屋北边的小屋。很快，我就感到这个家特别温暖，顾虑全消。那一个月，庆福不在身边，我受到了家里竭其所能的无微不至照顾。奶水不够，婆婆忙前忙后给我做饭调理，天天去买牛奶、喂孩子。孩子消化不良拉肚换尿布也全是婆婆打理，更暖心的是婆婆善良体贴又丰富的生活经验，让我感动又放松。一个多月后我返北京继续学业，当七月份毕业回沈时，婆婆送还我的是一个不认妈只认奶奶的白胖儿子！我不在的这段，庆福周末有空抽闲回家看看孩子，应该说婆婆也没用他帮上什么。不过倒是他给儿子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隔一段寄给我，还特意搞笑地在小小照片上印上“爸爸我饿了……”表功自己，其实他在工地忙得很，每次回家都是匆匆来去根本顾不上家。

　　我学习回来后，仍是事业和家庭两头忙，庆福仍多数时间在外地，孩子主要我自己带，送他上幼儿园、上小学，平时孩子和我主要在机关食堂偶尔门口小店吃饭，星期天才自己做，生活稀里糊涂。一旦孩子生病发烧住院治疗，我弄清病情或找好住院医院后，只要一联系家里问能否帮助，婆婆都立即赶来大包大揽。为了不影响庆福和我的工作，家里总是负全责照顾陪护，婆婆还尽量不影响公公上班，常她一人扛。记得一次孩子出水痘，在奶奶家发烧抽了，我赶去抱走从204医院跑到三好街医大儿科，诊断出已变肺炎很危险必须立即住院，但当时没有病房，只好又回到黎明厂医院，接着是几天救治婆婆整夜守护不离，直到孩子好转才舒口气。当时我想替换她都坚决拒绝，这情景对我触动极深。

在庆福最忙常年在外地工作的近二十年间，我也拼事业教学科研行政担子越来越重，婆婆几乎每个周末都是我家常客，帮助我整理房间清洗孩子衣物，给我们包饺子改善生活。婆婆知我生活能力不怎样还忙得脚打后脑勺，她从不埋怨发火总是默默送暖。从婆婆那么强势能干的持家理手眼光看，我过日子也太能糊弄了，可她又从心里心疼我们，常常边收拾边解嘲地说，“看你们这日子过得真能对付！也是，怎么过都是一辈子！”那时，庆福干工程离家太远经常三四个月不回家，每次回来都表示出对顾家不到的深深歉疚，也特别感谢他母亲父亲对我们母子特别的操劳和无处不在的帮助和照顾。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公公婆婆（婆婆后来去黎明厂当了几年家属工）都退了休，我儿子也大了，他们也该松口气享享福了。但可能是一辈子操劳过度透支生命，婆婆却刚过七十岁身体就一下子垮了。庆福那时已回沈阳工作，我们就把老两口接到我家照顾。我带着婆婆四处看病，可惜不到两年她就不幸离世，四年后公公也在我家终老。我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做的都是儿女应尽的，而他们给予我们的，是我们此生的福报、终身感恩都难以报答。

2002年全家合影（母亲已去世）

初到安装公司：小技术员的大项目“担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中外合作最大的一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让刚毕业的庆福赶上。庆福，这个刚从沈阳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分配到沈阳市安装公司工作的年轻技术员，很幸运地就遇到了职业生涯难得的大舞台。天性认真又有当时难得的专业基础的“初生牛犊”，很快进入角色并获得了放手一搏大显身手的机会。

庆福大学毕业初到辽化工地驻地

　　1975年夏秋，庆福被分配到沈阳安装公司，直接来到了当时正在建设的辽化建设工地。

辽化项目（辽阳石油化纤项目）是70年代“冷战时代”中国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合作最初成果之一，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中外合作引进设备技术的里程碑式的项目。这个项目中法双方的谈判早在1972年开始，但谈了一年多没成，至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才为“谈判带来转机”[引自 周磊：《冷战时期中法经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1 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中法会谈最终于1973年9月17日正式达成。中法辽化合作协议涉及的“该项目的规模远超当时其他西方引进项目，分别从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引进设备与技术，其中法国引进的部分计划总投资达 12亿法郎 ”，“法方降价 6000万法郎，项目总金额为 12．3亿法郎 （含追加费用）。斯贝西姆公司和德西尼布公司分别承担合同的 40％和 60％ ，支付方式 采用一种 混合信贷的方式。”（引自周磊：《冷战时期中法经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 期）。可以说，辽化工程是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国家最大国外引进工程，后来才陆续在全国多处引进了几个大型乙烯工程。辽化工程，以法国引进的设备技术为主，同时也有部分来自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引进设备或装置。

辽化建设的工程大会战正式开工于1974年，国家从全国各地中央和地方企业包括部队的大批人力物力调集过来，沈阳工业安装公司仅负责93号，94号装置（即车间或叫分厂）和一些与主要車间配套的公用工程（即贮罐区）。沈阳市工业安装公司在建设会战中属于较小的单位（会战开始的1974年公司才刚从省安装公司分出来员工仅1000多人）。1975年，公司刚分出来不长时间，会战也开始不久， 庆福和印国瑞两个同届同专业毕业同学同时被分配到沈阳安装公司，一起来到辽化工地。

孟庆福和印国瑞，同专业毕业同学，当年在沈阳安装公司辽化工地上的

合影。 （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1978年我曾因公出差去过一次辽阳，趁机去工地看望过庆福。当时与庆福结婚一年多，辽化工程正紧，他们吃住在工地，很少回家，这个机会让我真实感受了一把当年他们住工棚搞大会战时的工作、火热生活场面。在当时的辽化工地有来自全国数万建设大军，据说会战高潮时有六万人之多，庆福公司“驻地被安排在厂区边的山上，那儿有几排砖瓦房标准不低，但工程队的职工一般住的是棉帐篷，差一点，当时部队施工单位的房子好点，也是砖瓦房，但都属于临时建筑”，这是与庆福一同毕业被分配去的印国瑞回忆描述的。

大学同学来工地看庆福和印国瑞--公司第二工程处办公住地

　　我那天到了山上，去了工程队职工住的宿舍，屋子搭的大通铺，晚上睡觉时此伏彼起的鼾声一定很热闹。我是下午去的，正好赶上工程队吃晚饭，工程队自办的食堂伙食一开饭，干活的人们都拿着各式各样饭盒和有公司标记的大搪瓷缸排队打饭，打完饭一些师傅又都端进宿舍三五成群边吃边唠，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立即飘满屋子，那种集体生活和劳动间休的欢快氛围真令人难忘。

　　当时国家非常重视辽化项目建设，庆福来到辽化工地时，工地建设已进行了一年多，但国外大型设备的安装才刚刚着手。沈阳安装公司，当时负责建辽化的2套引进装置，一个是污水处理厂、一个是公用工程——全厂各装置配套的贮罐和管排。因当时“文革”还没正式结束，科班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刚毕业的焊接专业大学生很受重视，正是乙烯罐区压力容器安装的急需专业人才，庆福因此有幸一到公司工作就直接进入了市安装公司承担的法国引进乙烯罐装安装的技术负责工作。他虽然初期只是个助理技术员，但引进安装工程关键核心工作是特殊合金钢的焊接，庆福正是当时公司仅有两名焊接专业新毕业科班之一（另一个印国瑞，庆福同班同学，同到安装公司辽化工地被分在污水处理相关的组队），自然就被推到引进球罐安装要独当一面的技术岗位上。他实际负全责担子很重挑战很大：既要对外面对法方专家的要求、学习全新的工艺和质量管理、 检验要求，又要对内制定我们自己的工程工艺流程并培训工人实施技能、指导中方人员实施，这对一个初出校门、知识储备有限、工作经验缺乏、社会阅历不足又没有与外国技术和外国专家有过任何接触的青年来说，挑战之大可想而知。





在辽化工地公司技术组合影 。后排左三印国瑞，后排右一孟庆福（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在辽化工地公司生产组合影。左一孟庆福，左二印国瑞 （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乙烯罐设备是法国进口的特殊高级合金钢，罐安装最高的三类压力容器标准，而且是低温使用（当时法国人规定这个球罐焊缝必须达抗零下40几度低温的标准要求），标准甚至远超实际需要。这样的焊接工艺水平、质量前所未有的高，是在以往国内容器焊接中从未遇到、工人们包括老师傅也几乎从未干过的活，当时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东北工学院的焊接热处理专家也都闻讯赶来十分关注工程的进行。法方的要求很严，为确保中方施工达到质量要求，法方专门提出整个储罐的焊接和安装过程要经过四个百分之百的质检关口，即：焊缝100%的X光探伤、第一遍焊缝100%着色、焊缝100%磁粉探伤 、100%超声波探伤，最后还要对全罐整体进行热处理（完工后的罐高达十几米，此类整体热处理原来国内从未做过过，当时是法国人提供的进口热处理设备，庆福第一次带领工人操作执行），整个球罐焊接安装面对的难度考验十分严峻。

庆福负责的正在施工的球罐（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与公司球罐焊接安装对口的两位法国专家（中间），1980年元旦。右一为公司技术科长李明，左一为印国瑞（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庆福，这个平时闷声不响不善言辞的人，竟然毅然决然地扛起了重任。最初法国引进球罐安装，庆福几乎用了一年多全身心投入，全力以赴地拼搏钻研、艰苦奋战，一年到头甚至连别人休息假日都很少回家吃住在工地。从辽阳一回沈阳，他就跑中国科学院的沈阳金属研究所和东北工学院向专家教授们讨教或研究切磋，还多次跑沈阳的外文书店淘买近年来曾翻译出版的相关国外文献书籍研究，并不断主动与焊接一线的老师傅交流技术要求、培训新手，与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加班加点，终于不辱使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项目。

庆福从辽化这个引进球罐安装中掌握和学习摸索成功的大型压力容器的工艺、技术和施工经验，既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科技水平和能力，也为安装公司后来全公司推广和应用相关技术和工艺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沈阳安装公司还因庆福负责安装的法国引进乙烯罐技术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颁发的大奖杯，这其中包含着庆福功不可没的努力，也是他初入职场一线首战成功的最好证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助理技术员，能在这个项目中担如此大梁，挺不容易也很争气，这么快就在公司压力容器安装技术攻坚上初步崭露头角！他由此逐步赢得了领导和工人们的信任尊重和好评，也在奠定八九十年代沈阳市工业安装公司压力容器安装在国内若干大项目中的屡屡建树的早期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后来甚至一度在公司内被有人戏称为“球罐王”，这是后话。

庆福负责安装的法国球罐施工当年现场旧照 （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庆福负责安装的七个法国球罐施工完成后的旧照 （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沈阳安装公司安装完成的93号管道配套工程旧照（照片为印国瑞提供）



“我们公司的功臣”

从1975年大学毕业直奔辽化工地起，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追着国家经济腾飞的步伐，庆福全身心扎在国内大型压力容器安装的一个个主战场上，沈阳工业安装公司也凭借大型引进球罐和设备安装的卓越业绩不断壮大，由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跻身国内工业安装行业知名企业行列，到九十年代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巅峰时刻。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石化工业飞跃发展，大庆、齐鲁、扬子、上海四大乙烯项目，以及镇海、乌鲁木齐、宁夏三大化肥项目等一个又一个石化加工大工程拔地而起，庆福就一直随之奔波在一个工程又一个工程的施工路上，偶尔小休几天回家总是匆匆来去。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他永远在赶工，永远在会战，长年累月在外地，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我俩近二十年的长期两地生活，家里的一切平时只有我自己打理，两人都忙工作，有了孩子以后幸亏有婆婆经常帮忙，用婆婆的话“真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当时孩子小，有一次，我一个人带孩子来回上班坐公交车，上下班时公交车太挤，下车时抱的儿子都被挤住了，我却被拥下车，车立即要开走，急得儿子大哭，我大叫“我的孩子！！”才被硬拽下来避免意外。这事以后，我向单位申请给我提供了独身宿舍，直到孩子上小学时，我平日里还都带儿子住独身宿舍吃着食堂的饭菜，就这样一晃又是稀里糊涂十来年。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支持庆福的球罐工程处工作。

　　这十几年中，庆福非常努力也很出色，他也很自豪地跟我说，他干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业，从辽化乙烯、大庆三十万吨乙烯、盘锦三十万吨乙烯到胜利油田三十万吨乙烯，还有洛阳的炼油厂项目...这些当年难度高的油罐装置安装，多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引进设备，有的还是罕见的特殊合金钢材质特别技术要求，他都亲身参加，而且屡屡圆满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庆福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型球罐焊接和压力容器安装的难得行家里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焊接有关专业研究员们也有经常与庆福主动联系的，时刻关注庆福的工程创新成果，希望参与进来促成共同科研新成果。记得有一年春节，庆福在大庆一个工程参加会战没有回家过节，沈阳市工业安装公司领导到家慰问家属，亲口对我说，孟工是公司的大功臣，为公司大型压力容器安装立了大功，现在公司在大庆的工程正紧，作为技术上的顶梁柱实在离不开，希望感谢家属的付出、支持和理解。在那种火热的建设年代，我没有别的话可说，必须全力支持。

关于这期间庆福的工作，印国瑞——同来公司的大学同学、二十世纪80年代时已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他的评价是“很了不起，非常出色”，并讲了当时有点儿轰动的两个故事，从中可窥庆福当时的工作风貌和业绩之一斑。

一件事，刚到大庆时，球罐处先接了德国引进的几个400立方米小球罐的安装。在庆福到安装公司之前，听老工人说公司头几年也曾接过国内400立方米小球罐焊接安装的活，但干得异常吃力，不仅工期拖得很长，中间还出现失误不得不返工。庆福负责球罐处的技术工作后，有了在辽化积累的大型进口球罐安装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工人们特种钢材设备焊接技能的不断提升，使他对德国负责引进的这几个小罐的安装有了充分的底气与把握。当接下任务庆福和德国同行及德方的日本聘员接头研究任务时，对方询问需要多长时间组对焊接安装完成（他们原预期至少需三个月组装，半年完全交工），庆福说一天就可组对一个罐，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全部焊接安装完。当时德国人聘的日本专家瞪大眼睛，连说“不可能” “全世界都不可能”。球罐处的马主任，看着稳健扎实的技术主管庆福表态，也全力支持，德国人依旧满脸不信，当场提议打赌，双方随即一拍即合。结果，仅一天时间，第一个罐就顺利组对完成，德国人输了赌约，也彻底折服于中国公司的精湛技术水平和高效的工作能力、效率。这事，当时也惊动大庆工程指挥总部，一时在大庆乙烯工地上传为佳话。它也表明，在这期间庆福所在的沈阳安装公司球罐处已达到成熟的球罐安装水平。

在大庆的球罐组对过程现场，组对施工纪念合影，左四为庆福

左一孟庆福

　　

另一件事，是在庆福带领下成功挑战了难度更高的九镍合金钢球罐的安装，在焊接和热处理特殊九镍合金钢技术上的创新进入国内领先领域。

9Ni钢(含镍9%)为超低温高强钢，-196°C仍保持高韧性，当时仅美、日、法掌握焊接技术，长期对华技术封锁。大庆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国内首次现场组焊9Ni钢大型低温球罐，其焊接安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在奠定我国低温压力容器与LNG产业的工艺、人才与标准基础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自主掌握9Ni钢低温球罐核心技术，推动乙烯工业国产化，保证能源装备自主可控，是从引进到自主的转折点。

沈阳工业安装公司在大庆乙烯工程中承担的九镍钢球罐的组装焊接，是国内首次从日本引进设备，引进时据称是抗-196℃低温的特殊钢压力容器标准，当时国内相关大型安装企业和国家科研机构都没有见过[ 文献依据:《压力容器》1984年刊文《引进9%Ni钢大型乙烯球罐组焊施工》明确:“9%Ni钢大型低温球罐系国内首次组建”。]，而提供给设备的日方又不很配合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庆福带领大家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论证，根据理论和经验先自己拟定设计了一个焊接工艺方案——一个力争确保特殊材质和抗低温标准质量要求的独特方案，然后又专门跑回沈阳去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做了工艺方案的科学试验，得到实验数据证明安全有效后，最终形成了切实可行并经过科学论证的工艺实施方案，成功高质量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球罐安装任务。

经此一事，中国科学院金属所的相关专家与庆福联系愈发密切了，专家们高度重视这次成功的科技创新价值，庆福及工作的球罐处成了研究员们经常光顾的科研合作的重要科研伙伴单位。这次形成的这个特殊合金球罐的焊接和组装工艺，从此也被全公司推广，除球罐处外的其他施工单位也先后学习掌握了相应技术工艺，客观上说，这件事也促进了全公司在特殊材质压力容器安装的水平能力及在国内大型设备安装市场中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孟庆福顺利完成並通过大庆乙烯九镍钢球罐焊接工艺审定，专家审定会纪念合影---沈阳安装公司门前（庆福，第二排右二）

　　没有对比就显不出份量，据当时已是公司副总经理的印国瑞后来回忆，几年后，他负责接待了北京工业安装公司的求援，更让人意识到庆福在大庆工地上带领完成的这次创新的特别价值。北京工业安装公司是同行地方国企中超万人的大公司，经济实力远超沈阳安装，但他们正在北京一项化工项目中承建大庆工程中同样材质的四个九镍合金球罐，因技术工艺不对路工程几乎停摆，正在施工的罐子全是裂纹，听说沈阳安装公司早就解决了成功的工艺，专程请求支援。北京工程中出现的裂纹问题，就是庆福在大庆乙烯9镍钢球罐焊接创新突破的技术壁垒，其中最核心的热裂纹敏感和冷裂纹倾向等问题，因镍含量高，凝固易偏析，硫磷杂质形成低熔点液膜，弧坑易裂，焊接热影响区脆硬，扩散氢致裂，需严控焊材与环境湿度等。这些瓶颈问题，庆福设计的工艺和工程实践早已被突破解决。印总当即派人用庆福设计的成功工艺去北京指导帮助了近一个月，为北京方面最终解决了难题。这事再次证明了庆福的技术创新和工作业绩，是多么难能可贵。

左二为庆福

后排右一为庆福

前排右二为庆福

　　从1975年到1996年二十一年的时光，庆福都一直战斗在沈阳工业安装公司球罐和大型设备安装工程的第一线，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重庆，从山东乙烯到河南炼油厂，从助理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从项目的一线操刀手、实际技术负责晋升到球罐工程处技术负责人，自己也从青年“而立之年”走近“知天命”之年，将自己青春年华的最好时光奉献给了国家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985（1986？）春节期间沈阳火车站前，沈阳工业安装公司领导班子全体专程为返回大庆工地的球罐工程处同志们送行。前排左二为庆福

右一为庆稫

左二为庆福

那些年，他施工长期在外地，经常是吃住在工地，长年住临时搭建的住所，生活简单艰苦，却从未有过怨言。他早已过惯了集体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从不谋取半点特殊照顾和利益，后来离开球罐处回到沈阳过上正常家庭生活后，还常常怀念那热热闹闹的集体大家庭。庆福在安装公司球罐处工作那个阶段，球罐安装成了全公司的主战场，公司也进入了它发展的黄金期。

 那是一个整个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沈阳安装公司也算在原计划经济核心地带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企，凭着对大型设备安装日益成熟的技术能力，它从只在大型项目中承担专项的一个不大的市属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发展成能独立承担完整安装包括配套工程的综合公司，在全国同行业省属（含直辖市属）及市属等100多家企业中，全国安装协会的报表显示，沈阳安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这两大指标名列第一，尽管总产值不是第一，也让沈阳工业安装公司一时名扬天下，甚至北京和上海的安装公司都组织大部队专门来沈阳学习公司改革发展经验。到90年代大多时间，在沈阳许多大型国企跟不上市场经济步伐日益走下坡路时，沈阳工业安装公司成为纳税大户。在公司从弱小走向辉煌的过程中，庆福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不过是万千奋斗者里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但于他而言，却是拼尽了全力，扛下了许许多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倾尽了自己所有的担当与奉献。对此，记得多年前我在党校工作时遇到了庆福的一位老领导，时任沈阳市领导的任殿喜，亲口对我说，你家小孟，可是安装公司的功臣呀！这让我为庆福的付出和努力，由衷地欣慰、感动和自豪！

职业生涯最后的“悲壮”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安装公司球罐处最红火创收最多时，公司于1997年扩张收购了位于沈阳铁西的沈阳建筑构件厂，将其改组为安装公司第四工程处并计划将其主业转产改造为压力容器制造与安装。公司希望庆福调离球罐处，去那儿担任技术主管同时也是代表公司改组转型原企业的核心骨干力量。庆福虽不舍离开多年奋斗的球罐处，深知新单位难干收入也会下降，但考虑既是公司信任也可方便照顾家庭，遂下决心服从调动。没想到，这一动，竟成了庆福职业生涯最后一站的转折点。

新岗位，工作环境复杂困难，企业改造转型更是压力山大。当时地方国企发展的环境已日益狭窄恶化，国企改制已成大势，可想这时一心不二为国企奉献为职工生计担忧的人，处境会多难。庆福的技术专长已难以充分发挥，管理和市场生存压力却空前绝后。他进入了职业生涯前所未有持续数年高压力的状态，身心疲惫可想而知。尽管困难不少，庆福融入新岗位的拼搏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几年奋斗下来，这个企业的技术转型和转产目标基本实现，一个原本只能生产建筑构件的建材工厂，己成了具备技术生产资质並能承接一、二、三类压力容器制作安装、球罐板压制及球安装等的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沈阳市工业安装工程公司第四分公司。

当年沈阳安装公司第四分公司班子成员们。从左至右:赵宴祥、赵永生，孟庆福、姚立柱

在这个岗位工作的最后二、三年内，不是一把手的庆福，兼起了生产和技术安全厂长多责。他没日没夜操劳，平日周末和春节假期总是值班在企。由于企业仍在起步期，利润空间有限，工作强度大工资水平收入却大不如前。

1999年中央正式出台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政策。由于国家政策“放小”是大导向，各地执行操作空间很宽松，加上当时从上至下都急于快速推进国企改革，普遍出现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职工基本权益重视不够的倾向。于是，在一些仍经营不错的国有地方企业内，出现人心浮动，身在曹营心在汉”搞点儿“自留地”以备后手，也已不是个别现象。

在国企改革发展更艰难和复杂环境下，庆福痴心不改全心仍在公司，自己一身干净分毫不沾，却也更加累心。也就是说，他在工作中要格外注意，防备掉进各种“坑”里：在外要应付对企业的灰色“吃拿卡要”维持企业生计，在内要保持工人对自己工作信任、理解、支持，严控生产质量防止加工外包环节失控。我记得那时，晚上睡觉他常常半夜惊梦喊的都是企业的事。没有活，企业没利润工人开不出资；有了活质量出问题他管质量技术又是第一责任人。对庆福这么实在的老实人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我深知庆福本是个技术脑天生不是帅材，现在单位给他责任太重又没足够支配权，很怕他挺不下去。他也表示，坚持到年底，一定要找领导卸下一些担子，只管管技术。

不幸的是，还没等到改变重压责任，他已经挺不住了。在2002年国庆节前晚，七点下班后刚到家庆福突然倒下，一病不起。庆福突然重病倒下送医院后，企业领导和工友们都很痛心，曾连续多日伸出援手轮班护理，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经过多日抢救，庆福活了下来，但他的职业生涯却由此戛然而止。可以说，他是真正累倒的！累倒在他忠诚守护的这个企业，累倒在时代大潮到来时为本企业及职工发展生存的拼命搏击中。

几年后，他在病中迎来公司改制。据说改制时沈阳工业安装公司仍是沈阳市为数不多的利税大户，并非无市场竞争力的亏损企业，但也“一风吹”的转身为私企（这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可想而知）。工人大多下岗了，重病后在家养病的庆福也同多数职工一道，三万多块钱买断工龄，回归社会领了几年“四龄五龄人员”补贴，最终满六十岁时按社会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幸亏我在机关工作收入有保障支撑这个家，求亲戚朋友或找家政帮照顾庆福生活和康复……这近乎“残酷”的“悲壮”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尽管命运难抗，但庆福当年激情燃烧，从改革开放起步起几十年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国企职业生涯，为之奋斗的青春和全身心奉献，曾经创造的业绩和生命中的辉煌，也包括最后遭遇的磨难、承受不公“代价”的隐忍与坚守，都代表着五〇后这代人的牺牲和奋斗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过的一切都会成为我们心中永葆青春的歌”（我当年中学的一位令人尊敬老师去世前给他学生的题辞）。这一切不仅是与庆福同代的我们感到无愧于祖国和人生的骄傲，也是值得共和国和我们后代永远尊重、永远铭记的。

说明：文中照片除标明提供者外，均为家里存留的老照片翻拍，年久不够清晰的借助AI助力修清使用。

特别致谢：印国瑞为本文写作的支持，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和照片，使得本文相关内容丰富详实。感谢罗群为本文的封面设计和其中插图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