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加拿大高校文学社读书会2026年第4期（总第四期）导读会读书笔记

舒瑜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校原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该年底，南京沦陷，武汉震动。1938年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该年底才开始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开始北迁复员，该校遂告结束。

自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西南联大仅存在9年，但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绩非常突出，因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国内外教育界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国外有的学者赞扬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目录

1 致敬《南渡北归》 Shantong

2 在《南渡北归》读书会上的发言 吴朝阳

3 《南渡北归》读后 雨微

4 读《南渡北归》因作 黄赞扬

6 南开人与《南渡北归》 文/ 戴葆屏

7 烽火弦歌——读《南渡北归》有感三则

文/Zhouquan

　　1致敬《南渡北归》

Shantong

硝烟满地，群星闪烁。《南渡北归》不仅是一场集体回魂，更是一曲文化乡愁。战时中国因“弱而不危”，反倒意外迎来了高度自由的国际准入期。庚款、罗德、洛克菲勒基金向学子敞开大门，爱因斯坦的书信、玻尔的足迹、李约瑟的期刊，连同费米等世界巨匠的亲自垂青，共同构筑了剑桥、普林斯顿与西南联大之间无缝流动的思想微风。这种“时局不限自由”的跨国学术生态，终成中国近代学科繁荣的旷代绝响。致敬士人风骨。

预祝万老师《南渡北归》讲座圆满成功！期待今日之听众皆为深刻之“阅读者”，今日之讲坛迎来真正之“思想者”

2 在《南渡北归》读书会上的发言

吴朝阳

《南渡北归》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其中描述的人物，是一群知识精英。或是中国最早留学出洋的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清朝末年出生的那批先哲大师，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并把现代理念带给现代社会的启蒙导师；或者是投考西南联大的年轻学子。

战时的师生，除了教书学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超出专业范畴的担当。

在今天，我们应该为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而感到庆幸。回望历朝历代，从生到死，和平善终的概率不大。

近期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日益嚣张。重温这段历史，确实有其特殊意义。

大家所熟知的西南联大，是从北京天津迁来后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其实当初中国沿海遭日寇占领区迁至西南和其它区域的大学还有很多。

当时长江上是卢作孚的航运公司帮助政府转移民族工业的家底，这是抗战的物资和经济保障。

但是一批大学迁移，它不是个人抉择，甚至也不仅仅是大学领导的决策。 作为民国政府，必然通盘考虑，这种压力，可以想见。但从民族大计和战后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甚至还派出军队，徒步随师生同行加以保护。

再想谈谈，昆明当地百姓对这西南联大师生的态度。

战时物资紧张，物价和生活成本上涨。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有心理抵触是人之常情。但昆明的居民却把这些离乡背井的师生当作传承文脉的瑰宝。

只说穷学生在联大附近的茶馆看书复习，写作业做论文，那茶水店老板明知穷学生全无付费能力，却允许他们赊账，记账，天天认真地写着永无归还之日的“账本”。这是给读书人留体面。

至于近郊有钱人家的民房，免费或象征性收取一点费用，租赁给教授居住，昆明的龙头街司家营一带，至今保留着暖心的佳话和建筑遗存。前几天还特意去看过梅贻琦梅先生在昆明的旧居。就是当地乡绅主动邀请的结果。

百姓的这种质朴，憨厚，也是中华文脉得以传承的民间基础保障。

后记：

南渡北归，巨著煌煌；

历史传记，群像堂堂。

由于特殊原因，民国的国军抗战史，和那群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或遭肆意涂抹，或被烟尘笼罩，变得模糊。这不仅是遗憾，也是悲哀。岳南的这部著作填补了历史和学术空白。

3 《南渡北归》读后

雨微

《南渡北征》讲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是患难出诗人，还是时势造英雄，我们始终感恩那个多灾多难的时期，那个时代浪潮推到顶尖的知识分子的英雄群体群像，那是民族的精英，是知识分子最高贵精神的 集中体现。那时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了西南联大校园设计多次修改，只是因为没有钱，最后才设计成一排排茅草房。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的主旋律，即便打砸抢的混乱不堪的时期，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也是坚不可摧的。我看《我们仨》特感慨钱钟书、杨绛的生存智慧，也在思考为什么漂洋过海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活得坦坦荡荡，又不失文人的风骨？“我们是文化人，我们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语言，爱祖国的文字。”杨绛是这样说的。

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可能冲锋在前，他们唯一爱国的行动就是留住文化的火种。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军人，更不是政治家，他们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在祖国的边陲，在西南角演绎着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

4 读《南渡北归》因作

黄赞扬

乱离无改旧儒冠，

烽火频惊道愈难。

忍看先生南渡去，

幸留文脉定狂澜。

2026.05.29

　　5 南开人与《南渡北归》

文/ 戴葆屏

近日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导读《南渡北归》这本书，让我想起作为南开人的我的中学和大学。我想介绍一下重庆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关系。

我本人毕业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南渡北归》这套书讲述了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知名院校师生在抗战时期辗转南迁，在危难之际保存优秀教育根脉和奋发图强的历史。我本人非常有幸，早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大学毕业于南开大学，虽然无缘亲身经历南渡北归那段筚路蓝缕的历史，但作为一名南开人，却同样深受那段历史的影响。

讲到这个，就要简单介绍一下南开的历史。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都是南渡北归大军的重要成员，而这两个学校都是由张伯苓老校长创办。1898年的时候，晚晴翰林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家中设立了严氏家塾，请张伯苓执教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张伯苓后来又专门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了美国私立学校的办学方法。在此基础上，1907 年，两人在相同的教育救国理念下，合办了南开中学，1917年又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到1928年的时候，南开有了从小学，中学（包括一个单独的女子中学）和大学的完整体系——这是中国近代最好的私立教学体系之一。

学校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严先生被尊为校父，一直负责给学校出资、造势和定方向。张校长终身办学，奠定了南开的精神和制度。当然，他本人也教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学生——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本人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是张校长非常青睐的优秀学生，一生都与张校长保持了非常亲密的师生关系。说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相识也是张伯苓老校长的渊源。因为当年张校长兼任邓颖超就读的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所以两所学校有很多交集，两名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是这样认识的。

我的高中是重庆南开中学，这所中学过去和现在都是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它本身就是南渡北归这段历史的产物。1936年的时候，张伯苓校长就在重庆创办了南渝中学，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组西南联大，天津南开中学原址遭日军破坏，部分师生就南迁到重庆的南渝中学，学校也改为南开中学。当时南迁的大学就三所，南迁的知名中学也有不少，但这样成体系迁走的，唯有南开了。当时的南开，南迁的中学人员入重庆，大学人员入昆明。在战争时期，南开中学与联大往来极为紧密，联大的教授会去南开代课，毕业生也会去南开中学当老师，南开则给联大输送学生，因此被称为联大的“后方附中”。抗战结束后，各个大学回到原址，南开中学就再一分为二，分别为天津南开和重庆南开。

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给西南联大输送了很多人才，比如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朱光亚”，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地质学家“马杏垣”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优秀人物都是南渡北归中璀璨的果实，经由重庆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培养，并在动荡的历史中坚持科研和创造，最后成为了民族复兴路上的坚实支撑！

这所高中一直贯彻着张校长留下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从入学开始，到学校校舍的建设，到课程的安排，再到生活的点滴，处处激发学生的爱国和上进心，全面发展学生素质。记得以前刚入教学楼，就有一面大镜子，旁边写着“面必正，发必理，衣必理，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看到镜子里自己和同学们的形象，自己也免不了端正起来。学校的课程的文化课自然是国内一流，不需多述。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体育课，我们高中三年的体育课从不被所谓正课所占，体育本身就是正课。体育老师要求也非常严格，每天早上有晨跑，针对女生的体育课还专门有舞蹈课，老师教我们根据音乐的节奏自编现代舞，学会表达自己。期末每个人都要自编自舞考核通过。我自己之前并没有舞蹈基础，一开始非常紧张，但在这个课上却真实地打开了自我，也第一次懂得了身体和心灵的协调是多么重要。后来为了孩子在国外读私校参观了一些名校，竟然发现我的母校在当年的很多办学理念都是跟国外一流私校直接看齐的。真的是非常感恩。

当时学校的教学楼后面有一座会议堂，堂里的隔间里设有严先生和张校长的塑像和生平介绍。高三备考的时候，学生可以自己在教学楼附近选择学习的地方，贪静的我就经常跑到这个会堂的隔间学习。每当苦思冥想之余，一抬头就看到两位先生的塑像和名言，一时间觉得他们那么大的事业那么大的困难都扛得起，自己的这点疲惫和困顿算什么呢。可以说，两位先生对我的激励意义是巨大的。也或许是在这两位先贤的强大能量场熏陶之下，我对南开大学也有了特别的好感，不远千里报考地从重庆报考了南开大学，后来也顺利地升入了这所大学，继续了我和南开的缘分。当时南开大学对南开中学并没有特别的优待，除了每年会有1-2名报送名额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考录。我并没有拿到报送的资格，但非常幸运地靠自己的高考成绩考入了梦中的学校。入校之后，熟悉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再次无处不在。可以说，这正是当代对南渡北归精神的美妙回响。

6 烽火弦歌——读《南渡北归》有感三则

文/Zhouquan

承蒙文学社推荐，我有幸品读作家岳南历时八年潜心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巨著《南渡北归》三部曲，全书以恢弘笔触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的命运沉浮，堪称一部镌刻着民族文脉与时代风骨的史诗。

借助喜马拉雅听书，我沉浸式走进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与文人风骨，有了更为深刻、全新的认知。

一、论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

翻开《南渡北归》，恰似推开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厚重铁门。门内没有金戈铁马的喧嚣杀伐，唯有一群身着长衫、面容清癯的文人墨客，在漫天烽火中步履铿锵、艰难跋涉的伟岸背影。岳南笔下的这段峥嵘岁月，早已跳出教科书上关于西南联大的简短记述，化作一幅以血泪为墨、以风骨为笔绘就的历史长卷。在那个“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危亡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以悲壮而坚定的姿态，躬身践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古训，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担当。

全面抗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更让中华文明面临断绝的生死危机。书中记述的“南渡”，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长征。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辞别五朝宫阙，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辗转迁徙，更是中华文脉在生死存亡关头的绝地突围，是文人学者对文化根脉的拼死守护。

在这群学人中，胡适的身影尤为耀眼。抗战危局之时，他临危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孤身远赴重洋奔走斡旋，苦心游说各方力量，极力争取美国援华抗日，在扭转战时外交局势、助力民族抗战的进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战火平息之后，他重返故土执掌北大校印，以育人兴学为己任，延续学府精神命脉。进退皆怀家国，出山便担世难，完美诠释了旧式士大夫以身许国、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也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生动缩影。

书中诸多细节，每每读来都令人震撼动容：陈寅恪先生在战火中右眼失明，仍凭借超凡记忆力坚守讲台讲授隋唐史，用一生践行“国可亡，史不可灭”的铮铮誓言；傅斯年带领史语所同仁，背负八十箱殷墟甲骨，在四川李庄漏雨的禹王宫内，于昏黄油灯下潜心整理国之重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身陷贫病交加，却依旧跋山涉水测绘中国古建筑，在断壁残垣中竭力留存民族文化根脉。

这群知识分子，手中的笔杆与案头的书卷，便是他们抵御外侮、守护文明的利刃。他们深知，国土沦陷尚有收复之日，但若文化根脉断裂，民族便再无复兴之望。这份于绝境中死守文化道统的执着，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刻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担当。

风骨二字，在太平盛世或许只是书斋中的文人清谈，可在烽火连天的乱世，却化作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书中刻画的一众“大先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他们同样要忍饥挨饿、直面生死考验，可在大是大非、家国大义面前，他们的脊梁始终挺直、从未弯曲。

这份风骨，是闻一多拍案而起、宁死不屈的慷慨怒吼；是梅贻琦校长秉持“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初心坚守；更是一代学人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毕生追求。

书中谈及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刻图章的往事，更让这份风骨有了具象的温度。乱世里他清贫度日，身居陋室衣食无着，却不愿折腰趋附，反倒以刻刀为笔、石面为纸，在方寸印章里雕琢篆字，以此补贴生计、坚守治学。刀笔起落，刻的是笔墨章法，守的是文人底线，哪怕生活困顿不堪，他心中的家国赤诚、是非立场分毫未改。一方小石藏尽傲骨，这是知识分子于清贫中不屈的坚守，是乱世里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气节。

即便身处昆明简陋的茅草校舍，即便重庆的防空警报频频响起，他们始终守护着学术的尊严与风骨。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食美国救济粮，这是个人气节的彰显，更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家尊严的誓死捍卫。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的脊梁，历经千难万险始终压不垮。他们心中的忧思，从来无关个人安危，而是牵挂天下苍生、心系中华文明在浩劫中能否涅槃重生。

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不止是心底的感动，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那份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身处绝境不屈不挠的文人风骨，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养分。

二、墨迹中的历史回响

——读傅斯年与毛泽东延安交往有感

历史的宏大叙事里，改写时代走向的关键瞬间，未必都伴随着硝烟炮火。有时，它凝结于一次促膝长谈，定格在一幅墨韵留香的字迹之中。1945年延安窑洞内的那场对话，便是如此，它如一颗历经岁月打磨的明珠，温润外表之下，深藏着中国现代史上“道”与“势”、“文”与“武”的激烈碰撞与深远回响。

傅斯年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相对而坐，时光仿佛在此刻凝滞回溯，又奔涌向前。二十七年前的北大校园，一个是意气风发、引领五四风潮的学生领袖，一个是潜心书海、探寻救国之路的图书馆助理员；二十七年后的延安，身份境遇早已沧海桑田。毛泽东已然成为雄踞西北、统领百万雄师的革命领袖，傅斯年也褪去青涩，成为学界泰斗、以直言敢谏闻名的政坛名士，这场重逢，本身就是一部浓缩时代变迁的传奇。

傅斯年那句“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道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洪流中清醒又复杂的自我定位。这既是谦逊的恭维，亦是无奈的慨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破旧秩序、吹响革命号角，却终究无法开创一统基业。傅斯年将五四一代学人比作陈胜吴广，既认可了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者、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功绩，也清晰划定了界限：我们以思想呐喊唤醒民众，你们以实干力量定鼎天下。这份身处时代前沿却主动疏离权力中心的姿态，饱含传统士大夫的谦逊与风骨，更藏着对政治权力规则的深刻洞察。

毛泽东的回应，尽显深谙中华历史文化的政治家的非凡智慧。他未直接回应此番比喻，而是挥毫题写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短短四句诗，意蕴深远，远超字面之意。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从表层来看，这是对傅斯年自谦之语的回应，毛泽东意在表明：你不必妄自菲薄，要知晓最终推翻秦朝暴政的，正是刘邦、项羽这般“不读书”的实干者。这是巧妙的自谦，坦言自己并非饱学之士，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却蕴含着撼动历史的力量。

这首诗的核心，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终极叩问。秦始皇焚书坑儒，妄图以暴力禁锢思想、永固帝业，终究适得其反。终结王朝统治的，不是书斋中的儒生，而是扎根底层、打破常规的实干者。毛泽东借此诗，道出了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扎根大地、践行初心的实践力量。他以哲学高度，回应了傅斯年关于历史角色的划分，点明真正改写历史的，是跳出书本桎梏、从现实中汲取力量的奋进者。

这幅墨迹，早已不是简单的临别赠礼，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观的激烈交锋。傅斯年代表的是文化道统，是知识分子以传承文脉、启蒙思想为己任的坚守；毛泽东代表的是政治实践，是政治家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目标的担当。傅斯年的话语里，有对权力的敬畏，更有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诗句中，有对历史的洞悉，更有对革命道路的坚定自信。

掩卷沉思，这段往事依旧让人心绪难平。这幅墨迹穿越八十载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从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复杂的对话与博弈。知识分子与政治力量，从来非截然对立，而是在碰撞交融中，共同书写时代篇章。

傅斯年与毛泽东的此次会面，亦是两人人生抉择的缩影。傅斯年远赴台湾，守护文化火种；毛泽东带领人民，在华夏大地建立崭新政权。两人不同的选择，在这幅笔墨留香的诗作中，早已埋下伏笔。

这幅墨迹，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未来的深刻启示。它警醒我们，任何时代，思想启蒙与实干实践，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双翼。当文人风骨遇上革命力量，历史便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三、衡阳保卫战

聆听《南渡北归》至衡阳保卫战篇章，我终究难掩悲痛、潸然泪下。岳南先生的文字，早已不是冰冷的铅字，而是1944年那片焦土之上流淌的血与火，滚烫地灼烧着每一位读者的内心。

书中记载，在仅两平方公里的衡阳孤城，国民党第十军一万七千名疲惫将士，硬生生抵御十一万日军的疯狂猛攻，死守城池四十七个昼夜。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燃烧与奉献。我仿佛看见，阵地沦陷之后，炊事员、勤杂兵等后勤将士，抡起菜刀、拿起烧火棍，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肉搏。这座被日军称为“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的城池，在文字里化作一座洒满热血、铸就忠魂的“血城”。

最让人心碎的，是方先觉将军发出的“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诀别电报。盼援无望、绝境死守，这短短数字，道尽了将士们的绝望与决绝。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一寸山河一寸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无名将士在弹尽粮绝之际，用刺刀、石块、乃至血肉之躯，一寸寸守护家国、捍卫民族尊严的真实写照。

静坐窗前，现世的安宁与书中的炮火连天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如今享有的岁月静好，正是四千多名牺牲将士、七千多名重伤员用生命换来的。《南渡北归》不仅记录了学术大师的文人风骨，更以衡阳保卫战这般惨烈悲壮的历史，为我们敲响警钟：历史不容遗忘，那些在民族至暗时刻挺起脊梁的英魂，更不该被遗忘。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该仰望的精神星辰。

这部巨著藏着太多让人动容的故事，岳南先生以厚重深沉的笔触，打捞起沉没在历史褶皱里的民族精神基因。它时刻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心怀天下、肩担道义。那群在烽火中弦歌不辍的学术大师，用一生轨迹告诉我们：生命的长度有限，但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这份文人风骨、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更是我们直面未来一切挑战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