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九个子女呕心沥血奉献了全部

张光中

母亲的操劳路：1920—1984

　　母亲生于1920年。她的大名姓方名雪英。她个头不高，一米五八，偏胖的身子，走起路来却带风，像是总有什么在催着她往前赶。

　　1930年代中，她嫁给了父亲，后来陆续生下九个子女。但在很多人不知道的岁月里——五十年代，她还在武汉体育学院谋了一份差事，厨房里的辅助工。于是她的一生，便不只是围着灶台转，而是两处操劳：一边是体院的食堂，一边是九个孩子的家。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

　　凌晨四点，灶火先于天亮

　　武汉的冬天冷得刺骨。母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不是被闹钟叫醒，是身体里长了一架钟。

　　体院的食堂要求六点前到岗。她先给家里留好早饭，大锅里的稀饭煮上，红薯切好码在蒸格上，火压小。然后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顶着星星出门。

　　从家到学生食堂，要走约二十分钟。她走得快，偏胖的身子微微前倾，两只手甩得有力，布鞋踩在石板路上“啪嗒啪嗒”响。天还没亮，路上几乎没人。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忙起来就顾不上了。”

　　厨房的工作全是体力活。择菜、洗菜、切菜，几十斤一筐的萝卜土豆，她蹲在地上一遍遍地淘洗。冬天水冰凉，手指泡得发白，裂了口子就用胶布缠上，第二天照旧。

　　蒸笼抬上抬下，大铁锅的铲子比铁锹还沉。年轻工友都喊累，母亲从不吭声。她个子小，够灶台要踮脚，偏胖的身子在大厨房里转来转去，没有一刻停下。食堂师傅说：“方嫂走路像跑，一个人顶两个人用。”

　　中午十二点，她跑着回家

　　食堂的活忙到中午。别人吃饭休息，母亲拿两个馒头揣进兜里，一路小跑往家赶。

　　为什么跑？家里还有一群孩子等着。

　　推开家门，大的带小的，眼巴巴地望着门口。她喘着气系上围裙，灶火再起——午饭、喂鸡鸭、收晾晒的衣服、拍打被子上的灰。孩子们围着灶台转，她就一边炒菜一边数人头，生怕少了一个。

　　吃完饭，碗筷泡进盆里，她又跑着回食堂。下午的厨房的事，还有第二轮忙活。

　　那条路，她一天至少来回走两趟。四十年，走了多少里？没人算过。只记得她的布鞋总是先磨破鞋底。

　　傍晚，灶台前的身影

　　下班后去地里，摘些方便打理的菜品，回家洗净切碎，掺在米饭里，一家人的口粮就有了。

　　晚上是她唯一能坐下来的时候——却也不是真坐。昏黄的白炽灯下（电压太低），她给孩子们补衣服。九个孩子，全是她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还有哪永远洗不完的衣服。

　　孩子们睡了，她还要把明天的早饭备好，把体院工作服叠整齐，把火封上。

　　躺下时，多半已是深夜。

　　忙碌的背影

　　母亲的样子，我记得清楚。

　　她额头宽，脸上总带着倦意，但眼睛亮。头发早早白了，五十出头就灰白一片，她却从没染过——没那个闲工夫。手伸出来，指关节粗大变形，掌心全是茧子，摸上去像砂纸。

　　她说话快，走路快，吃饭更快。一碗饭扒拉几下就没了，问她吃饱没，她总说饱了。可我们后来才知道，她经常饿着，省下一口是一口，留给孩子们。

　　在体院厨房，她学会了做大锅饭的手艺。有时候食堂改善伙食，她会把分给自己的那份肉菜带回家，用搪瓷缸装着，一路小跑，到家还是热的。几个孩子围上去，她站在旁边看，笑着说：“慢点吃，多得很。”

　　其实不多。她自己一口都没尝。

　　1984年，她终于停下来了

　　操劳了一辈子，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六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医生说，是长年累月的透支，五脏六腑都亏了。她在床上躺了几天，还惦记着体院厨房的事，惦记着家里孩子换季的衣服。

　　走的那天，九个孩子都围在身边。她挨个看了看，说了一句话：“你们都长大了，我可以歇了。”

　　她闭上了眼睛。一米五八的个头，偏胖的身子，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那阵风终于停了。

　　后记

　　母亲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把九个子女养大成人。

　　从1920到1984，从武汉体院食堂到家里的灶台，从凌晨四点的星光到深夜的煤油灯。她忙碌的身影刻进了每个孩子的记忆里——那个微微前倾、脚下生风的身影，那个从六十年代走到八十年代、一天也没有停歇过的身影。

　　如今，当年体院的老同事还会提起她：“方嫂啊，走路带风的那个人。”

　　那阵风，吹了六十四年，把九个孩子吹大了，然后散了。

　　但孩子们心里知道——那阵风，从来没有真正停过。

拍摄位于本院办公大楼靠北大门

拍摄于一九七六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