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马扩•五马山寨》第二十三辑 垂暮孤影

潞邑

第二十三辑 垂暮孤影

绍兴六年七月十二日（戊寅），朝廷突然接到一封来自枢密院的奏报，称马扩因母亲“嘉国太夫人”田氏不幸去世，将为母守丧。按照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为之守丧三年，其间还不得为官。但是，看来马扩在明州训练水军一事还非常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于是，高宗下诏，特许他在目前仍旧按照往常一样办理事务。

七月戊寅，枢密院奏：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统制、沿海制置副使马扩丁母嘉国太夫人田氏忧。诏特起复，日下依旧治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

该处称马扩的母亲田氏为“嘉国太夫人”，应该是为褒奖马扩在任上，朝廷赐予他母亲的谥号。

马扩的母亲和妻子早在建炎二年秋天五马山寨失陷时，即已落入金人之手。马扩与母亲和妻子相隔南北，他也不太可能会亲自去为母亲奔丧受孝，只能远在天边，为母亲遥祭，祈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

绍兴七年（1137）二月十一日（癸卯），马扩再次接到调动的朝旨，这次是去湖南知鼎州（湖南常德）。

绍兴七年二月癸卯，起复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马扩知鼎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

马扩在鼎州为官时间不长，文献中未发现他在当地的作为，朝野中议论他的事情也极少见。唯有是年闰十月，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太学生在一封《上皇帝书》中，提到马扩。

闰十月，上皇帝书。(《三朝先型会编）卷一百八十）

（九月辛未），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学生有应诏上书论兵事者，且言："……赵鼎、刘光世皆西人，愿陛下除鼎为川陕都督，以光世副之，诏折彦质为参赞军事，以王𤫉、马扩为参谋议官，仍以王德为都统，将光世见存军马溯流而上，愿假鼎重权，令措置四川财赋。任便驻扎，间遣吴玠军马，出没伪境，亦措置关中一端也……-"(（建类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

这名太学生在上书中建议高宗任赵鼎为川陕都督，以刘光世副之，并诏折彦质为参赞军事，"以王𤫉、马扩为参谋议官”。 仍以王德为都统，率刘光世现有军马溯江而上，同时希望高宗委以赵鼎重权,“令措置四川财赋，任便驻扎，间遣吴玠军马，出没伪境”，他认为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也不失为“措置关中一端也”。这一将川陕地区作为经营重点的思路，与当年马扩上书高宗提出的“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的上策”，颇有相合之处。但高宗对这些建言显然毫无兴趣，没有回音。

绍兴八年（1138）五月二十九日（癸丑），一封紧急诏书由快马送交到鼎州知府衙门，诏书内容为催促马扩尽快赶赴临安行在。

绍兴八年五月癸丑，召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知鼎州马扩赴行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九）

何事这般紧急？

原来，金国与南宋两国又要进行和议，金国使者撒卢母与宋使王伦已一同抵达杭州。撒卢母一进入南宋境内，就屡屡询问马扩的下落，显然想与老对手马扩叙旧。高宗得知此事,随即传召马扩赶赴临安行在。

金使乌凌噶思谋初入境，数问扩所在。王伦奏："思谋乃海上结的之人，与扩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须使令。"故有是命。(《建以元年要录 卷一百十九）

北宋灭亡后，南宋于1127年建立，但金朝持续南侵，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自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兀术挥军南下，被韩世忠水军围困黄天荡长达四十八天，后侥幸逃脱，北归途在又遭岳家军拦截阻击，险些丧命之后。随着南宋中兴四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抗金队伍势力的不断壮大，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逐渐形成。随着金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宋金战争初期金朝占优势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金朝开始感到南宋的强大，并被迫调整策略，逐渐接受与南宋的议和。为此，金朝也开始有了寻求与南宋和议的意向。

当年高宗即位后，曾一厢情愿地要与金朝议和“选能专对者使金”。无奈金人当时非要灭宋室而后快，不与其谈。高宗朝廷曾先后派了一拨又一拨使者，如王伦、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等人“相继入使”，但金人根本不买账，“皆拘之”。其中王伦、洪皓等人算是幸运的，若干年后被放回，而宇文虚中等人终究有去无回，死于金人之手。现在形势变了，金国竟然主动派人来和议，高宗怎么能不看重这一时机。于是，当金使撒卢母提出想见马扩时，朝廷紧急诏马扩赴临安行在。

六月，金人遣乌陵思谋、石少卿来聘。思谋初入境，即问马扩所在。时马知鼎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马入馆见思谋，因叙海上相见之好，且屈指举诸虏酋小字，询其安否。思谋皆举其封谥之号以答之，因踧踖不安。时复欲以马奉使，思谋惧其小己也，乃谬为言曰："马某旧往来奉使，国中甚敬之。今日再遣，恐必见留。"遂信不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八十三）

五月，诏徽猷阁直学士王伦就为馆伴使，伦辞，乃以命太常少卿吴表臣，而令伦往来就馆议事。伦奏："金使乌陵阿思谋元在海上结约，与马扩相熟，乞召扩赴行在。"扩时知鼎州，乃趣召之。(《中兴小纪》卷二十四）

金使乌陵思谋入境，即问扩所在。帝急召之，俾入馆见思谋，因叙旧见之好，历举敌人小字，询其安否。思谋戚然，皆举封谥以答。时议欲以扩奉使，思谋惧其小己也，曰："去必见留。"遂信不遣。(《南宋书》卷二十七）

金国使者撒卢母（也即乌陵思谋）与马扩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在宋金最初缔结“海上之盟”及“靖康之变”之前，马扩做为大宋使者，撒卢母为金国使者，二人就打过多次交道。

马扩此刻正在鼎州，他怎么也想不到，朝廷诏书催促他火速赶往临安行在，原来是金朝使者撒卢母点名要见他。

　　马扩和撒卢母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十二年前的太原，当时金兵已攻陷太原，马扩做为大宋外交使者前去交涉。谈判桌上马扩与撒卢母唇枪舌战，针锋相对。

那时，金人咄咄逼人，而如今，风云突变，金朝竟主动提出和谈。这究竟是喜还是祸呢，难以预料。

马扩带着满腹疑虑，匆匆赶到临安。在使馆中，他与阔别多年的老对手撒卢母再次相遇，二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两人相对而坐，表面上谈笑风生，实则暗流涌动。马扩故意提起当年金朝的开国元勋，扳着手指头一一列举金朝各位开国重臣的小字，询问撒卢母这些人是否安康。撒卢母跟着马扩的思路，对提及的人也一一“举其封谥之号”作了回答。

马扩提到的这一大串中人名，都曾是自己当年出使金国会见过的金朝开国元勋人物。如金国开国皇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多次与马扩当面对话的堪称金朝一代枭雄的粘罕，以及马扩第一次使金称其为"也力麻立"的粘罕之父撒改，还有宋金战争爆发后，曾经在真定府两次劝马扩投降的金军东路军元帅斡离不，围剿五马山寨并参与攻击马扩于清平的大将阇母、窝里愠等等。马扩一个个数来，撒卢母不得不一一作答，却惊觉这些人大多已作古。这无形中成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死亡名单＂，仿佛预示着金朝的衰落。

撒卢母是一名机警的人，他在与辽人和宋人的谈判中似乎从未吃亏过。但现在，他在向马扩恭敬作答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一则，马扩提问而自己作答，感觉自己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这与他的上国天使的身份不符；二则，马扩一个个点着金朝首领的小名，大谈当年他们的相遇之事，显得与其交情深厚，似乎有意无意地在自己面前摆老资格，小看自己；三则，马扩所问之人多数早已作古，令撒卢母回想起当年金军启动侵宋战争后，自己最后一次在太原和马扩谈判时，马扩曾经毫不含糊地说过一句话：“看来贵朝听信狂悖之言，却把本朝当作残破没落之契丹辽朝看待，只恐怕以后贵朝自己蒙受之祸患也会不小啊！”对照事实，似乎也不无道理。

马扩这句话“只恐怕以后贵朝自己蒙受之祸患也会不小啊！”还真言中了。也即百年后，公元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金国，对金国的报复手段也极为残酷，通过屠城灭族的军事行动，导致金国人口从七百余万骤降至十万。此过程中，金国普通百姓与皇室成员遭到无差别被攻击，甚至出现“男女老少尽皆屠戮”的惨状。金哀宗自尽后，其尸体被南宋将领孟珙一分为二，一半带回临安祭祀宋朝祖庙，也算是彻底报了“靖康之耻”的血海深仇了吧。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马扩等于是有意地给撒卢母好好上了一课，使撒卢母备感不安，他发现马扩对金朝内情了如指掌,且隐约预示金朝终将衰微。两人这次相聚后不久，撤卢母探听到南宋朝廷中有人提议让马扩奉使金朝，这使撒卢母感到不妙。于是，撤卢母施展了诈伪之术，向宋朝声称，马扩早年经常往来奉使，金朝中人对他甚为敬重，今日倘或再遣马扩奉使，“恐必见留”。南宋朝廷听信了撒卢母的话，认为马扩已经不适合再赴金国，因此取消了派遣马扩出使的计划。

　　其实，宋高宗不让马扩出使金国，不单单是怕金人会扣留想马扩，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就在马扩与撤卢母会见后不久，马扩向朝廷上书了一本自己撰写的《奉使录》，该《奉使录》一书,详细记录了自己多次来出使金国的经历，系统梳理了马扩在宋金对峙期间的出使活动，包括与金将斡离不的交锋、被俘经历及对金朝政治军事体系的剖析。书中不仅记录了外交谈判细节，还披露了金人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本性，也表达了他对当时局势的深刻反思和对金朝行为的警告。

马扩的《奉使录》之所以选择在金国与南宋和谈的这个时候进呈朝廷，不但包含了一种以史为鉴的劝诫，更表明了马扩反对和议的鲜明态度。这种态度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他对惨痛历史长久思考的基础上之血的教训。

高宗当时急召马扩与撒卢母会见，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谈判，更可能是高宗在期望借马扩与撒卢母的关系，推动和议的达成。

然而，当高宗看到马扩的《奉使录》竟然提到要"剿除"大金，对正在和谈兴头上的高宗而言简直就是"违逆"之言。

甲子，赵鼎等奏，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马扩将到《奉使录》，记海上之盟、约金人夹攻事。上以为：“人君不当有此心，臣下不当进此说。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时北使已去，复命扩以沿海制置副使屯镇江，故执政及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一）

高宗阅读《奉使录》后大为震惊。书中马扩言辞间充满了自负和轻视金人的味道,与高宗此时谋求与金和议的意图格格不入。高宗认为其《奉使录》中有些话言过其实，不切实际。为此，高宗对宰相赵鼎等一阵训诫：“人君不当有此心，臣下不当进此说。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高宗担心此书一旦传入金朝,必将贻祸无穷,遂严令禁止外传。

更为重要的是,高宗认为马扩此番言行已经严重违背了朝廷意旨,他对此非常不满。高宗原本有意令马扩作为正使前往金国和谈,但看过《奉使录》后,高宗顿生疑虑,怀疑马扩难以服从朝命。于是,高宗另作安排,改派王伦等人为正使前往金国，又任命马扩为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

九月己丑，起复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马扩罢为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二）

高宗对《奉使录》的批评，凉透了马扩一颗报国的心。他似乎已经看出，高宗皇帝执意与金人议和，就是为偏安于南方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中原失地，迎接徽、钦二帝回朝之心。于是，马扩愤然作出决断，向朝廷提请辞去任命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的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一职。

时和议将成，大臣忌言兵事，扩逡巡求退。许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二）

马扩辞职后回到湖南隐居。绍兴九年（1139）六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谢祖信找到马扩，向他讲述了当下在武冈军（湖南武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造反事件，一名叫杨三天的土著首领起兵反叛，官军一时奈何不了，“叛军”声势浩大，竟然“势摇荆湖”。谢祖信希望马扩能为他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摆平杨三天。于是，马扩推荐了一名叫张球的武将，建议让他领兵去对付杨三天。谢祖信采纳了马扩的意见，上奏朝廷提请以张球知武冈军。张球上任后，果然战败了“叛军”，擒获了杨三天，端掉了其“巢穴”。

绍兴九年三月，马扩为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时朝廷讲和，大臣忌言兵事，马知其弗合，逡巡求退，乞为湖南马步军副总管。从之。会武冈洞首杨三天叛，势摇荆湖，安抚使谢祖信谋于马，马荐张球，祖信奏球守武冈，而擒三天，破其巢穴。(《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四）

这次马扩荐举才士，卓有成效，也算是慧眼独具。

自绍兴八年金国撒卢母出使南宋表达有和议意向后，宋金两国互派使者进行协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双方在绍兴九年（1139）正月达成了和议，史称“天眷和议”。 “天眷”是金熙宗完颜亶在位期间使用的第二个年号，自1138年启用至1141年止，共历时三年。

和议的主要条款为：

一、宋金两国以黄河为界，金朝将河南、陕西等原先的伪齐之地还给宋

朝；

二、宋朝向金朝称臣；

三、宋朝向金朝"岁贡银绢共五十万匹两

四、金朝归还徽宗及其显肃皇后郑氏的梓宫，仍然健在的高宗生母韦氏也将一同释归。

在这次和议中，南宋向金朝称臣，金朝将河南、陕西等原先的伪齐之地还给宋朝；黄河以南的陕西和河南也归还了南宋。

然而，金朝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发生政变，完颜宗弼（兀术）夺取了权力，导致和议破裂，金朝再次占领了陕西和河南。

　　宋金双方在相安无事一年多的时间后，金朝内部矛盾再次爆发。金国皇帝金熙宗依靠金兀术（完颜宗弼）势力，将原来主持与宋和议，力主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诱使宋朝向金称臣的挞懒，以“与宋交通，倡议割河南、陕西之地”以其"谋反"的罪名被问责。当时挞懒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自燕京南逃宋朝，还想得到宋人的庇护，结果被金兀术追兵捕获，押至祁州（河北安国）处死。挞懒一死，其当政的一切主张，连同与宋朝和议之事均被一笔勾销。 挞懒，汉名完颜昌，金朝宗室成员，金穆宗完颜盈歌之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堂弟。

这个挞懒就是当年率部攻陷五马山寨，然后又在清平击败马扩的金国名将。

绍兴十年（1140）五月三日（丙子），马扩曾经预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金国皇帝金熙宗正式下诏向南宋宣战！金军元帅金兀术兵分三路大举南侵,从山东、河南到陕西一线，发起了全面进攻。高宗眼见得金军再次翻脸不认人，突然间汹汹然打上门来，这才明白原先金朝郑重签订的那张和约，一夜之间变为一文不值的废纸，只好下诏诸路将领抗敌。韩世忠、岳飞、刘锜和吴璘等南宋诸军先后在顺昌（安徽阜阳）之战、郾城（今属河南）之战、颍昌（在河南许昌东）之战以及川陕等地的战役中，屡屡大败金兵，不但遏制了金军南下的攻势，还形成了北上反攻的态势。岳飞率领的“岳家军” 挥师北伐，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夹击金军。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黄河以南一带，一路进兵到朱仙镇，与开封只有四十五里，金兀术吓的狼狈逃出开封城。

在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名将的指挥下，对金交战中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可是这时候呢，宋高宗赵构怕武将的势力太大，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统治。于是，高宗与当朝宰相秦桧合计下却诏诸将班师，连续给岳飞下十二道“金字牌” 催令回兵。

当时宰相秦桧当政，多次密奏高宗，极力夸大武将飞扬跋扈的程度和危害，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等，这种称呼绝非小事，表明这些军队只知有某个人，不知有天子。消除武将兵权，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方为治国之上策。高宗听后，赞叹秦桧方为知己。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三月，秦桧授意参知政事范同，上奏高宗，指出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大将重兵在手，越来越难以控制，绝非朝廷之福，不如趁获胜祝捷的机会，借赏功的名义，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朝，明升暗降，剥夺他们的兵权。高宗欣然接受了他的主张。封韩世忠和张俊升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三人对军队的指挥权。接着，将韩世忠的京东、淮东宣抚处置司，张俊的淮西宣抚司和岳飞的湖北、京西宣抚司，都一律撤销；三宣抚司原辖的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和行营后护军的军号也予以取消；各统制官所统辖的军队一律冠以“御前”两字，以示直属皇帝。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这是高宗和秦桧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这时的金国因为军事上的接连失利，迫使其金兀术不得不调整对南宋的策略。

金朝名将金兀术是个“战争狂人”，他曾在1129年率军南下攻破临安（现杭州），发起了“搜山检海”的军事行动，宋高宗被迫逃入海中避难。1139年，金朝、南宋达成“天眷和议”。然而，在仅一年后的1140年，金兀术撕毁了这份协议，悍然发动侵宋战争。金兵再次南侵，又一次遭到宋军的沉重打击后，金兀术这位金朝鹰派人物，才被迫停战。

这次导致金兀术主动和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宋金战争爆发之初，金军作战勇猛，几乎是每战必胜，再加上金朝名将如云，“兄弟子姓才皆良将”，所以才能“谋无不成，战无不克，横行天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朝的名将逐渐凋零，完颜宗望、完颜娄室、完颜宗辅、完颜宗翰先后离世，那些曾经平辽灭宋的精兵猛将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反观在宋军方面。在北宋时期，因为朝廷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事实力的削弱。然而，“靖康之变”后，人们的忧国情怀被激发，从君王到百姓，都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军民在抗击金兵的入侵战争中，涌现出了如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等众多抗金名将。 因此，金兀术率领的军队，在与宋军交战时屡吃败仗。黄天荡之战中，他遭到韩世忠的阻截。和尚原之战中，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在郾城、颍昌之战中，他更是多次败给岳飞。

除了金军作战失利，逐渐失去优势的原因外，金朝也面临着内外的双重问题。首先是内部纷争，使得金朝元气大伤。金熙宗即位后，朝中分为三派势力，他们之间不断争斗，严重影响了金朝的内部稳定。虽然完颜宗干、完颜宗弼（即兀术）这一派取得了胜利，但此时的金朝元气大伤，急需停战，来整顿内政。因此，才主动表示愿意与南宋和议。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向南宋示好，将已故的宋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封宋钦宗为天水郡公，改善了封号并减少了污侮的含义。这一举动为绍兴和议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九月，金国又释放了之前被扣押的宋使莫将、韩宽。与此同时，莫将的身上还带着金兀术给宋高宗的书信。在这封信中，金兀术为金军南侵一番狡辩，把战争的责任推给南宋。虽然并未提及议和之事，但其实这是金朝手段，他们想要在下来的谈判中占据主导权，所以采用威吓的手段。

之后，双方的使者往来穿梭，书信不断。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南宋派遣使节赴金，表达了愿意重新谈判的意愿。此时，南宋已经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为和议做好了准备。随后，金朝使者萧毅、邢具瞻在南宋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南宋，并提出了议和的具体条件。宋高宗完全接受了金朝的条件，并派人带着誓表，向金朝方面“谢恩”。 至此，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双方正式订立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关于“绍兴和议”，在我们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中仅用“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南宋对金称臣”这样冷冰冰的叙述一笔带过了。在该教材里的历史评价中讲到其进步性为：“和议是南宋在弱势地位下的务实选择，符合当时现实条件；为南宋经济文化发展提供稳定环境，推动江南地区繁荣。”

可南宋在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之间屈膝求和、割地纳贡的龌龊相，可谓是不次于“靖康之耻”的又一奇耻大辱。“靖康之耻”是因为战败被掳之无奈而受辱；可“绍兴和议”，却是在宋军在顺昌、郾城等战役挫败金军攻势，岳飞把金兀术打得屁滚尿流的情况下，南宋皇帝却自取其辱，主动跪着与金朝签订下和议。

这在史籍里记载南宋给金朝进誓表中可见一斑：

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窃以为休兵息民，是帝王之大德，体方述职，是邦国之永图。我虽孤陋，承蒙厚赐，不敢忘本，誓以报恩！国家既基于宗祧，誓约昭然于世。查今来疆界划分，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二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南至西南，属光化军，为我沿边州军。蒙恩准许，备藩方，世世代代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与正旦，遣使称贺不断。每年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自壬戌年起，每春季差人运送至泗州交纳。淮北、京东西、陕西、河北自古流移至南之民，经官陈理愿归乡者，不再限制。燕以北之民，已有序遣返。上国捕亡之人，不得容隐。寸土匹夫，不得侵掠。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不得进兵袭逐，只移文收捕。沿边州城，除本应置“射粮军”数与巡尉等外，不得屯军戌守。上国之言，我亦乞求遵约。盟约之后，必遵奉不渝，若有违约，神明殛之，命亡氏灭，国破家亡。臣今进誓表，期望上国早降誓诏，使我永有凭据。”《金史》列传之十五

皇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142年，南宋的誓表用词真是卑躬屈膝之及。开头就用“臣构言”，赵构称臣，这真是开宗明义了。在划定宋金边界时，南宋称金朝为“上国”，称本邦为“弊邑”，这种对比真是让人刺眼。还有“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这句话，真像是偏远小国仰望天朝大国一样，谨守臣节还不忘加上“世世代代”的时间限定。至于岁贡，也是每年按时乖乖地送过去。最后是表忠心的起誓，如有违背，便会遭天谴而亡国。讽刺的是，南宋最后果然背弃盟约，联蒙灭金，又被蒙古所灭，也算是应验了……

金朝对此的回复则居高临下，充满不屑。开篇称“康王赵构”而不承认其南宋皇帝的身份，与最后“册命其为皇帝”相对，彰显南宋与藩国或者蛮夷之邦同等地位，是被上国册封才获得统治合法地位的。

宋金之间主要有三次重要和议：1141年的绍兴和议、1164年的隆兴和议和1208年的嘉定和议。绍兴和议内容包括南宋向金称臣，划定淮河至大散关为界，每年缴纳银绢各25万两/匹。影响是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但南宋政治地位屈辱。隆兴和议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少，维持了40年和平。嘉定和议将关系改为伯侄，岁币增加。这些和议虽然带来暂时和平，但加重了南宋的经济负担。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朝于1141年订立的停战和约，标志着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宋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为推进议和，先后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兵权。次年双方达成协议：南宋向金称臣，金册封赵构为帝；划定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为两国边界；南宋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1142年）起每年春季运至泗州交纳。为满足金方条件，宋廷以“莫须有”罪名于1142年1月27日将岳飞处死于临安。金朝遂归还宋徽宗灵柩及高宗生母韦氏。

绍兴和议时，赵构一心只想迎回生母韦太后。为了达成和议，他默许金朝继续扣留钦宗，甚至说“只要放我母亲，其他都不问”。后来钦宗死在金国，南宋连灵柩都没积极迎回，就是怕回来影响赵构的正统地位。

宋高宗赵构只要母亲不要兄长，这背后有什么？

南宋不救宋钦宗，核心原因是宋高宗赵构怕自己皇位不保，加之当时金朝也不肯放钦宗。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本来轮不到他当皇帝。因为靖康之变，哥哥钦宗被金人抓走，他才意外即位。如果钦宗活着回来，名正言顺的皇帝回归，赵构的皇位合法性就没了，大概率得退位。经权衡利弊，为了保住皇位，赵构当然也不情愿接回钦宗了。

金朝把钦宗扣着，也有其想法，当成牵制南宋的筹码。双方达成默契，南宋向金朝称臣纳贡，金朝就支持赵构做皇帝。金朝留这一手也够阴险的，万一南宋违约，金朝就立钦宗当傀儡皇帝在开封跟南宋对着干，让赵构的皇位也坐不安生。

“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有：

一、宋朝向金朝称臣，南宋皇帝须由大金皇帝册封，“世世子孙，谨守臣

节”。

二、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边界附近的唐州（河南唐河）和邓州（河南邓县）二州归属金朝，邓州西四十里和南四十里以外的西南地区归属宋朝。

三、宋朝向金朝输纳"岁贡"银绢共五十万两匹（各二十五万）。

四、双方皇帝生辰以及每年正旦，互派使者祝贺。

五、燕京以南至淮水以北地区的流亡南宋之人，宋朝答应其自愿北归，而燕京以北地区之人若有在南宋者，必须遣回，今后双方均不得招纳叛逃之人。

六、金朝归还徽宗及其皇后郑氏的梓宫，以及释归邢后（懿节皇后）和高宗生母韦氏。

以上"绍兴和议"的这些条款与绍兴九年订约的“天眷和议”内容相比，宋朝一方耻辱更重，亏损更大，已经在战场上讨不到什么便宜的金朝，又一次幸运地成为了大赢家。

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绍兴和议”在1141年12月27日正式签订，在该和议签订才刚满一个月后，也即在1142年1月27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在临安（现杭州）大理寺风波亭被杀害。

　　马扩因一部《奉使录》书，与宋高宗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遭到高宗的嫌弃，被搁置；所以在宋朝与金订立“天眷和议”与“绍兴和议”期间，高宗朝廷均没有再起用他。

再者，“绍兴和议”后，由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文官逐渐得势掌权，主战派武将属于被排挤对象，马扩也就没有机会再度被朝廷起用。

马扩被搁置的深层原因：

马扩的抗金主张,他希望通过强硬的军事抵御与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金人退兵,最终实现两国和平相处。然而,高宗追求的是单纯的和议,即使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暂时摆脱战乱。两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存在明显分歧。

马扩在《奉使录》中，流露出对金人的鄙夷和藐视,对金朝的指责言辞也相当严厉。认为金朝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终将日薄西山。但是高宗却认为马扩是好高骛远、言过其实。眼下形势，依然为敌强我弱, 高宗追求的只是权宜之计，不得不苟同于金和议。所以，马扩与高宗二人对时局的预判截然不同。

当然，这其中也有宋高宗自己内心的小九九，担心迎接二帝回朝可能引发朝臣对其皇位的合法性质疑。

马扩的一生，堪称宋金角力中的一个缩影。他曾是＂海上之盟＂的重要参与者，也曾是抗金的坚定撑持者。他文武双全，满腹韬略，却因不合所谓的当朝时宜，被高宗搁置一旁。特别是当看到宋金“绍兴和议”既成事实，使马扩的英雄主义理想彻底破灭。失望之极，他不得不选择默默地退出政治舞台。

绍兴十一年四月壬寅，诏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马扩累乞宫观，特依所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

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马扩多次向朝廷“累乞宫观”申请辞职，高宗下诏“特依所乞”，批准了他离休。

“累乞宫观”，所谓宫观即“宫观使”的省称，原为宋朝崇奉道教而设，由前任宰相或现任宰相充任，后渐成朝廷安排闲散官员以及退休官员而用，无实职，也不必往其处供职。

马扩致仕后，归隐山野，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在孤独的岁月中，他撰写下《茅斋自叙》一书，叙述了自己一生的抱负，一生的追求，一生的遗憾，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关于马扩辞官后，终老归宿于何地，具体生活又如何，史料上也没有查到有详细记载。应该是在湖南，因湖南之地对马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马扩“南渡”以后在湖南经历非浅，“苗刘之变”后贬官谪居在湖南，第一次复出成为吴敏的幕僚在湖南，第一次作为一名地方长官在湖南，而重要的是他在绍兴八年退居“二线”时也在湖南。所以，似乎有理由推测马扩退休以后仍在湖南。

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己丑，亲卫大夫、利州观察使马扩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农历十二月，马扩逝世。这里没有记载其是在什么地方逝世，推测也应该是在湖南逝世。

由此, 一代抗金名将就此谢幕人世,唯留下一段悲喜交集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