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四大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命运写照及学术比较（上）

禅如

南渡北归两沧桑：现代史学四大家命运写照及学术比较

历史学家严耕望（1916年—1996年）所倡导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四位史学巨擘bò并称于世，需要澄清的是，严耕望本人曾说明，傅斯年与顾颉刚虽未入列，但他们在近代史学倡导之功上甚伟，其开创性的贡献足以与“四大家”并列。之所以未将其纳入，更多是出于个人评价体系中的特定标准，如“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而非因为学术水准不足，或是对傅、顾两位学术地位的否定。

1949年天地翻覆之际，四位史学大家命运判然分途——钱穆南渡香港，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则北归留在大陆。这一“南渡北归”的分野，不仅铸就了四人迥异的晚年际遇，更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走向与后世传承。若以“学随世转”为视角，考察四位命运结局之对照，进而从纯学术功夫、史识高度、文化思想格局及后世影响等维度，系统比较钱穆与其他三位的学术长短。我们认为：陈垣以文献学功底冠绝四家，陈寅恪以史料的精密考据独步一时，吕思勉以通贯各代的体系化研究为人所重，而钱穆则以一以贯之的文化史观与“为故国招魂”的文化使命感，在四人中别立一宗。四大家各有所长，各尽其极，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不可逾越的高峰。

一、引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堪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最为璀璨的学术景观之一。在史学新旧范式激烈激荡的转型期，一代学人既承受着传统经史之学的深厚滋养，又沐浴着西学东渐的欧风美雨，于中西古今之间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史之路。著名史家严耕望曾推举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四大名家，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论断历经岁月淘洗，渐成学界共识。

然而，这四位史学巨擘bò的命运，却与时势的剧烈变化紧密纠缠。1949年，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极具分量的年份，将他们的学术生涯与个人际遇推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陈垣与陈寅恪本为“史学二陈”，民国史坛上的耀眼双星，相互敬重、往来频密，但1949年之后二人的因应之道呈现鲜明对照，其友谊亦随之终结。吕思勉性格念旧，早年拒绝胡适北上之邀，自锢于上海。而钱穆则选择南渡香港，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开启了一段迥异于大陆同侪的学术旅程。

宋史学者虞云国以“学随世转”概括中国现代史学在世运翻转中的发展流变，指出“在现代中国，不仅史学的轨迹随时势之变而各呈其态，不同史家在学术取向与命运浮沉上也都分别打上了世局丕变的时代印记”。本文即以此为理论坐标，考察四大家命运结局之对照，进而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在纯学术硬功夫、史识高度、文化思想格局以及对后世影响等维度上，钱穆与其他三位大家相比究竟如何？各家的所长之处又当如何定位？

二、南渡与北归：四大家命运结局之对照

（一）钱穆南渡：从大陆到香港的孤绝之路

1949年，中国政局剧变，钱穆南避香港。是年春，钱穆在广州街头偶遇老友张其昀，张其昀邀其赴港办学，钱穆慨然应允。同年十月，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以极有限的物质条件在香港扎下了根。次年，学校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首任校长，以“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办学宗旨。

南渡之后的钱穆，不仅在穷困中艰难维系了一所书院，更在此过程中开创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新纪元。1953年，新亚研究所成立；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共同组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对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在南渡之前，钱穆虽已在史学界奠定一定声誉，却长期受到以傅斯年为首的留洋派的鄙夷与打压，在北平任教时“几如登辩论场”。南渡之后，他不仅实现了办学育人的抱负，更在远离故土的环境中，以更为自由的心态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晚学盲言》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直至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二）陈寅恪南飞而终留大陆：遗民之困

陈寅恪的命运轨迹与钱穆的主动南渡形成了微妙对照。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陈寅恪与胡适一同离京南飞，但最终选择留在广州，而非前往台湾或香港。此后，陈寅恪以“遗民”身份自居，在广州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二十年。晚年陈寅恪目盲腿膑，生活极为困顿，但学术意志不减。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巨著，与钱穆同样以盲叟之身成就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动人奇观。然而，与钱穆在新亚书院“艰险奋进”的创业气象不同，陈寅恪的晚年笼罩在更为深沉的悲剧氛围中。其大弟子周一良自诩“毕竟是书生”，后加入“梁效”写作班子，陈寅恪几乎不再认这个学生；汪篯受命南下游说恩师北上任职，两人大吵一架后，陈遂有“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著名回复。1969年，陈寅恪在困顿中辞世。

（三）陈垣北归：从史学大师到政治皈依

陈垣在四人中年辈最长（1880年生），其晚年的命运转折也最为剧烈。1949年前，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任期1929-1952 年），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在学术上享有崇高的声望。鼎革之际，胡适曾极力劝说陈垣离开大陆，但陈垣拒绝了胡适的建议。此后，陈垣积极参与思想改造，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最终“归于马列”，甚至留下了“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这样令人唏嘘的言论。由于这种政治皈依，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尽管仍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却未能有重要的史学研究问世。他在中国大陆之外所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及吕思勉、陈寅恪和钱穆。1971年，陈垣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从纯粹的学术传承来看，陈垣的治学风格是“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毫无捷径可循”，其门下的学术薪火在后世遂成绝响。

（四）吕思勉北归：坚守与遗憾

吕思勉的命运与前三位又有不同。他生性念旧，早年辗转于江浙一带中学教书，成名后囿于人情世故，拒绝了胡适的北上之邀，自锢于上海。1957年，吕思勉去世，是四人中谢世最早的一位。吕思勉的坚守令人动容，但也留下了深切的遗憾。他身处学风凉薄的十里洋场，除了黄永年一人外，“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这种传承上的失落，与钱穆在香港培育出余英时、严耕望等一大批杰出弟子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吕思勉的学术成就在其生前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大陆才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其遗稿和再版旧著，其史学价值方为世人所重新认识。

（五）“南渡北归”的命运意涵

四大家命运分野的深层意涵，不仅在于个人际遇的悲欢离合，更在于学术走向与思想自由的差异。钱穆南渡之后，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延续其文化史学的建构，并以新亚书院为基地培育了新一代学人，其学术生命在南渡之后不但未受阻碍，反而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陈寅恪与陈垣留在大陆后，前者以“遗民”姿态在困顿中坚守学术底线，后者则在政治皈依中消磨了学术创造力。吕思勉则在孤岛上完成了大量著述，却未能将自己的学术薪火广泛传递。虞云国以“学随世转”概括史家与时代的纠缠关系，四大家的不同命运恰是这一命题最生动也最沉重的注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