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粮的故事

少康

作者：少文   编辑：少康

编者按：一张粮票，二十斤白面，便是一家人整整一周的口粮。在票证年代，这些小小的纸片，就是活下去的底气。丢了它，等于丢了全家的温饱；为找回它，一个孩子坐在地上死死盯住陌生人的手。物资匮乏、制度严苛、生活重压——那个年代的人们，连犯一个微小错误的余地都没有。每一粒米、每一寸布，都浸透着生存的艰辛，也雕刻出一代人骨血里的隐忍与痛楚。下面就看看我弟弟给你讲的故事吧：

前天，我给大家讲了给母亲送粮的故事。今天，我再讲一个给家人买粮的故事。

过年期间，女儿从上海回西安小住。一天，她和妻子出门走亲戚，只留我一人在家。我想下楼到院子里抽根烟，随手带上门的那一刻，才猛然惊觉——钥匙被锁在了屋里。

万幸，我在办公室还备着一把备用钥匙。我拦了辆出租车，辗转找到同办公室的同事，一番周折，总算进了家门。晚上母女俩回来，我笑着把自己被锁门外、如何取回钥匙的经过讲了一遍。女儿听完，轻轻笑道：“小时候我把钥匙弄丢了，你先是一顿吼，接着就动手了。”

我为何对丢钥匙这类事，反应会如此暴烈？

只因我成长的年月里，但凡丢了钥匙、扯破衣裳这类小事，我是连家都不敢回的。若是洗碗时不慎打碎一只碗，接下来小半个日子都不得安宁。一切皆因一个“穷”字。那些刻进骨血里的艰难，慢慢凝成了性格里的暗疾。后来日子渐渐宽裕，可面对孩子时，父亲当年教训我的那一套，仍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那时我们一家六口，母亲本就体弱多病，需精心照料，全家却只靠着七十多块钱度日——母亲身为民办教师，一个月也仅有二十四块。因出身问题，父亲即便勤恳谨慎、步步小心，仍在学校饱受排挤与打压。他心里的憋屈，外人难以想象。在经济与精神的双重重压下，他硬是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的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后来读安妮·埃尔诺的《男人的位置》，有两段文字，简直就是我童年某一天的真实写照，连父母说话的语气都分毫不差：若我说，我自幼活在一个“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世界里，大概很多人不会信。

十月的一个清晨，我穿着刚洗好的亚麻衣裳，身上带着淡淡的皂香，耳边回旋着收音机里刚听到的曲子。忽然，衣角被自行车把手勾住，布面撕裂——天塌了。崭新的衣服，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好好的一天，全毁了。

家中仅有的一点家当，都来得无比艰难，所以我们惜之如命。任何超出家境的渴望，在父母眼中都是贪念与妄想。哪怕是我随口说起：“有个同学去看了卢瓦尔河畔的城堡。”他们也会厉声呵斥：“等自己有本事了再去。你现在这样，该知足了。”人心不足，欲望是填不满的深渊。

上小学二年级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和哥哥去好几趟粮站买粮。他背二十斤白面，我背十斤玉米面，要爬上一道长长的陡坡，才能到家。

有一次，哥哥交了钱、开好票，整理零钱时，把粮本和白面票放在粮站的窗台上。一枚五分硬币从指尖滑落，他弯腰去捡，再起身时，那张二十斤的面票不见了。等我称好玉米面回头找他，只见他瘫坐在窗台下，脸色惨白。

那二十斤白面，是全家一个周的口粮。

那个年代，粮食统购统销，按年龄、按工种定量供给，粮站之外，买卖粮食皆属非法。即便黑市有粮，价格数倍于粮站，我们也根本吃不起。那时白面一毛七一斤，玉米九分钱一斤，大米一毛三分八，也只有逢年过节，才按人头少得可怜地供应一点。

我看哥哥魂飞魄散的样子，把自己的十斤玉米面放在他身边，让他别急，我去想办法。

我走到称粮的队伍旁，坐在门道上，装作漫不经心地玩耍，眼睛却死死盯着每个人手里的粮票。

七八分钟后，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排到我面前。我一眼瞥见票上的名字，正是我父亲的。我当即大喊，冲上去抱住他的腿，放声大哭。哥哥得救了，积压的恐惧与委屈，在那一刻彻底爆发。

后面的人一拥而上，把那人按在墙上，要扭送派出所。他不停地求饶，眼泪都快掉下来。我看着他，轻声对众人说：“我的二十斤面找回来了，放了他吧。”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不就是丢了二十斤面吗，值得这样刻骨铭心吗？

可只有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懂那薄薄一张粮票背后，是一家人的温饱，是撑着日子活下去的全部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