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转折

老长不大

　　“大跃进”运动大办工业后，我国城镇人口激增，又逢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粮食缺口巨大。中央为了快速减少粮食消耗，助力经济恢复，提出“精简职工，下放城镇人口”的核心举措。

1961年6月，中央发文，目标三年减少城镇户口2000万。

1962年5月，中央《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再减职工1070万，城镇人口2000万。优先精简对象是1958年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临时工、合同工；关停并转企业的职工。

1961至1963年，最终精简职工约2000万，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共计4600多万，核心去向是回乡务农。国家粮食压力得到显著缓解。

这些原来国家商品粮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失去职工薪酬福利的人，收入大幅下降，部分人陷入生活拮据的困境，更严重的是，形成了城乡二元户籍壁垒。

“精简下放”，这是国家特殊时期的应急之举，以巨大的个人代价换取国家经济稳定，也是新中国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政策性人口迁移。精简人员回乡务农，多数人年龄偏大，农活生疏，甚至不会，处于劣势地位；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沉重，收支缺口较大、入不敷出，以最低的生活保障维持生计。就我寡见，他们凄苦的生活难以尽说，而后人对这一群体的有关论述却很少。

我父亲就是“精简职工”中的一员。

当时，父亲已经从野外勘探队调到了青海冷湖石油管理局机关，担任一个几百人职工食堂的管理员。他本来不属于精简人员之列，却多次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精简回乡务农，而且，这一切事先均未和我母亲商量及征求意见。组织上开始没有批准父亲的要求。直到1962年7月，国家暂时困难的形势已经开始逐渐好转，职工大多都不愿回农村务农，最后还剩一些精简下放的指标较难完成的情况下，父亲再次申请要求精简回乡，组织上才批准同意。

关于父亲，我以前曾写过《父亲那代人》的两篇小文。父亲是独子，本来不用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是写血书请求当兵上战场的。1955年初，他带着两次三等功和多次嘉奖回家，正值全国掀起农村合作社运动的高潮，带头组织建起了我村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才当了几个月社长的父亲，又一次响应党和政府的召号，作为复退转业军人去青海柴达木盆地勘探开发石油，离别妻儿和年迈父母，投身几千里之遥的西北高寒地区建设。当国家需要分担困难“精简职工”的时候，他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放弃较高的薪酬待遇和仕途，多次要求精简回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标准衡量，父亲是一位不顾家庭，只为国家的人！

所以，当父亲精简回到家时，我们全家人一无所知，目瞪口呆。母亲不但抱怨责怪，简直是恨透伤心之极：全家好不容易挺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难关，生活有点好转又要降到贫困；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差异巨大的时代，城镇户口要转为农业户口，严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别人精简下放是无奈之举，父亲则是多次要求精简回乡。为此，母亲记恨了父亲一辈子。

我也是抱怨不已，怪父亲仅凭热血冲动，对家庭亲人不负责任，对生活后果考虑不周。我刚上了一年初中，正需要继续学习长进时，却不得不辍学务农。父母虽然叫我继续读书，学校班主任老师也劝我去上学，但我考虑到全家八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我是长子，弟妹尚幼，帮家责无旁贷，就下定决心随父种田务农。

1962年7月，十四岁少年的我成了农民，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艰辛的岁月。

这是我人生中笫一次转折。

　　我务农时的1962年，正是农村全面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时候。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是统筹规划、兴办学校、水利工程等、协调大队，不直接分配社员收入。生产大队管理全村、协调生产队，一般不独立核算。生产队是核心主体，拥有土地、山林、大型农具、耕牛等主要生产资料，独立组织社员生产、自负盈亏、自主分配收益。

与之配套的是“工分制”。依据劳动力的性别、体力、年龄、农活技术与质量等因素，划定日工分基准分（如：男全劳力10分、女劳力6—8分、老人、少年3一7分等），再结合农活的定额与完成数量计算工分。社员在生产队劳动计工分，谁干得多，工分就多。

生产队一年的收成，上缴公粮，扣除生产成本、留下种子和集体提留等后，年终按全队总工分核算工分值，再结合社员的工分分配现金（年终分红）。工分制体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谁工分多、收入就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既公平又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我家因人口多、只有父亲和我一个多点劳动力，工分少，所以自1962至1964年，生产队年终分配不但没有收入，反而倒欠，是“超支户”。直到1965年，我的大妹参加了劳动，大弟放牛，才摘掉了“倒挂户”的帽子。

我刚参加农业劳动时，就碰上了一年中最忙也最辛苦的夏收夏种“双抢”。

“双抢”是指长江中下游产稻地区，每年“大暑”前几天至“立秋”的抢收成熟早稻和抢种晚稻。如果错过时间，晚稻晚种几夭，生长要打折扣，收成就会不一样。所以，“双抢”是人与时间赛跑。

我们每天早晨4点左右，天尚未亮就下田拔秧。拔秧不仅是技术活，双手紧贴地面秧根，少量、均匀、快速地刮拔，不能大把抓拔，否则不易分拨插种；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腰力，家乡拔秧是蹲着的，秧田有水供洗秧根之泥，倘若腰功不好，屁股会下垂触水湿成一片，似小孩尿床。拔秧至6时许回家吃早饭，拔好的秧供下午插秧之用。

上午一般是收割早稻。成年的男人打稻。姑娘和孩子们割稻。我第一年参加双抢就是割稻，虽然读书时农忙假也割过多次稻，但毕竟不一样。身旁的姑娘孩子们躬背弯腰、手握沙尖、动作快捷，一眨眼就把稻地放倒了一大爿。我岂能落后，紧紧跟上，几个小时下来，腰酸背痛得难以忍受，可天天只能如此撑着干。

成年或即将成年的男劳力，把割倒的稻脱粒，家乡称“打稻”。1962年，生产队还没有机械脱谷机，全凭人力将稻禾往稻桶里打砸脱谷，这种传统的打稻方式，费时费力又劳累。后来有了脚踏的半机械滚筒打稻机，直至1965年家乡通电后，才用上了电动滚筒式打稻机，劳动强度有所减轻，但还是相当累人。

几个人使用一部电动打稻机，轮番不断地把割倒在地的稻拿到机上脱谷，始终保持两人处于脱谷状态。另一人从打稻机后部桶里的谷装进两只箩筐，再挑到田埂上暂放，循环往复，又脏又累。另有几个力气大的壮汉，把田埂上每担200多斤的湿谷，一担担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场。那可不是任何人能够担当，这也是评10分劳动力的一项标准。

上午八时后气温不断上升，干活的人汗流浃背。男人大多赤膊，只穿一条短裤衩，即使穿背心和衬衣的人，也都被汗水湿透。每人每天所流的汗水能以斤计。

最令人厌恶的是蚂蝗，趁人忙着干活不注意，悄无声息地爬上人的小腿吸血，并且专挑曾吸过的老疮口吸。人不去瞧不易发觉，有时发现还不止一二条，有些已吸得滚圆，扯都扯不掉，扯掉后，疮口的血还会流。

中午回家吃饭时，不管男女老少，都要挑一担稻谷到晒场。

家乡在“双抢”期间不午休，下午一般是插秧。关于“插秧”，我以后再述。

在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完成农业生产的年代，农民为了不耽误“双抢”的重要农时，忍受着“三伏”天的酷暑高温，每天早出晚归，超负荷地拼命与时间赛跑。有些人累得淌鼻血、大腿根部的淋巴结肿得像葡萄是常有的事，仍坚持干活，个把月下来，体重会消瘦2～3斤。

凡是六、七十年代在南方水稻产区种过田的人，听到“双抢”如同谈虎色变，这种艰辛的劳动已经刻进他们的骨髓，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农民这样劳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