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碑刻资源的分布

郑州张世科

　　假如你从豫北安阳一路南下到豫南信阳，从豫东商丘到豫西三门峡，你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的地方碑石林立，堪称“露天博物馆”；有的地方碑刻却寥寥无几，几十里难见一通碑。这种巨大反差的背后，究竟是历史的偏爱，还是地理的原因？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解开河南碑刻如此分布的历史之谜。

　　根据一份对河南境内碑刻遗址的量化分析，河南碑刻的分布，可以概括为四个相对独立却又关联极深的碑刻遗址群。即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以豫北的安阳、新乡、豫西北的焦作、济源为核心的太行山余脉，以南阳为核心的南阳盆地，以开封为核心的豫东平原四大部分。人们都认为洛阳是河南碑刻的重镇，仅墓志遗存就高达数千方。作为我国唯一的墓志博物馆，新安千唐志斋珍藏着2000多方西晋、北魏、隋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墓志碑刻，因为其中以唐人墓志居多，仅旧藏唐代墓志就有1100多方，因此被称为千唐志斋。这里不仅收藏有唐代名相狄仁杰写的《袁公瑜墓志铭》、唐代王昌龄手书的《陈颐墓志》、著名书法家李邕的墓志等，还有被称为“近代三绝”的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丹、吴昌硕篆刻的张钫之父《张子温墓志铭》等，都是书法中的珍品。

　　作为河南省会的郑州，其碑刻资源同样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说洛阳碑刻最大的特点是“地下碑林”（墓志），那么，郑州碑刻最大的特点就是 “地上丰碑” 。如果想看汉风魏骨与唐宋巨制，郑州就是必去之地。和洛阳庞大的墓志资源相比，郑州的碑刻核心价值集中在 “汉代石刻的孤绝高峰”与 “名家书法碑林” 上。比如东汉《袁安碑》（极其罕见的汉代篆书完整碑刻）、《甘陵相尚府君碑》等，就是汉隶过渡期的重要实证。

　　我们说郑州碑刻的魂在登封，嵩山一带刻石多为全国重点文保，价值连城。比如这里的汉三阙（太室、少室、启母阙）。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国家级礼制建筑遗存，阙身浮雕与200余方汉隶题铭是研究汉代社会、书法的顶级实物。现存中岳庙的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由隶向楷过渡，气象雄浑，是“神品”级魏碑。现存嵩阳书院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徐浩隶书，造型雄伟，为“嵩山碑王”。少林寺有600余座墓塔及碑刻，自唐至清，是一部完整的建筑与书法史。常住院藏有董其昌、米芾等名家碑刻，武僧像前的“少林寺”匾为康熙御笔。会善寺藏有颜真卿、王维等大家的碑刻遗迹。

　　概括地讲，郑州碑刻的特色在于其全面性、系统性与地方性的统一。它既是中国古代碑刻艺术的缩影，更是记录郑州作为“八大古都”之一辉煌历史的独特档案记忆。如果说登封碑刻的价值仅仅在于其作为“天地之中”的国家级礼制与信仰核心，那么整个郑州地区的碑刻特色，则在于它承载着更为具体、生动且多元的“人间”记忆。从汉代城垣的忠烈往事，到北魏皇室的礼佛盛景，再到北宋皇陵的石像陈列，每一块石头都镌刻着这片土地数千年的历史累积。

　　郑州碑刻的时间跨度极广且完整有序，从汉代至民国，数量众多不说、种类也是比较齐全的。从而构成了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郑州通史。这里不仅有以《韩仁铭碑》为代表的汉碑风流，还有以《嵩阳大唐碑》为代表的隋唐遗韵，甚至包括明清至民国的历史记忆。从书法艺术上看，郑州碑刻展示了从汉隶到魏碑，再到隋唐楷书的完整演变过程，为理解中国书法史提供了连续、稳定的地域样本。

　　如果细究河南碑刻分布极不平衡的原因，我们发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古都效应的累积。洛阳、开封、安阳、郑州等古都，历朝历代都是皇室、贵族、官宦云集之地，从而成为碑刻的“批发中心”。再比如帝王封禅的加持。自嵩山被奉为“天地之中”始，历史上先后有 15位帝王曾亲临祭祀封禅，每一次盛典都通过丰碑巨石将权力意志镌刻于山河之间，留存此地。再就是地理环境为碑刻的大规模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空间载体。豫西、豫北的山地丘陵是天然的采石场，适宜开凿石窟和摩崖石刻。相反，豫东、豫南多为平原，石刻资源相对匮乏。加之河南碑刻集中地，往往又是儒释道的精神圣地。比如洛阳白马寺、登封少林寺等佛教圣地，通过造像题记、佛经、塔铭等碑刻形式，记录了历史上有关佛教信仰的点点滴滴。其实，豫南地区碑刻稀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远离政治核心，缺乏高规格碑刻诞生的文化驱动力。历史上该地区往往又是战乱频繁、水患多发地。即便对已有碑刻，常常造成毁灭性破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由此可知，政治中心的迁移、地形交通的制约、宗教文化的汇聚———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造就了河南碑刻“北密南疏、西多东寡”的分布格局。认清这一现实，才是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起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均衡分布，客观上又增加了系统性保护的难度，从而使偏远地区的散落碑刻，也更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