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碑刻的特征

郑州张世科

　　我们说河南碑刻是一座“石质图书馆”，为了准确的理解这个概念，就必须搞清楚河南碑刻的与众不同。其特征又是如何定义其独特地位的？下面我们就来为河南碑刻做一次系统的“扫描”，清晰的去看一看它的真容。

　　概括的讲，河南碑刻有两大特征。首要特征在于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连续不断的且序列清晰的文化地层。具体表现为时代跨度完整，空间分布相对集中。时间序列自战国始，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上下两千余年未曾断绝。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近200处碑刻集中地形成河洛地区、太行山余脉、南阳盆地、豫东平原四大集群。在现存的上万通碑刻中，被公认有价值的约2000通，著名的约300通，有近100通堪称国宝。

　　这里就引出了个何为名碑的疑问？对于名碑的评选标准，人们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即如同一通碑，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名碑的评选标准根本就不存在。有这样三条原则，则是应该遵循的。

　　一是，该碑的撰文者、书丹者、绘画者、镌刻者，甚至立碑者，在历史长河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换言之，由名人撰文、书丹、绘制、镌刻，甚至刻立的碑，都叫名碑。即“名人名碑”。如果该碑的撰文者、书丹者、镌刻者、立碑者，异乎于常人，那么，由其撰文、书丹，绘制，甚或镌刻的碑，自然也会被奉若神明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帝王书丹的碑。由于书丹者本身地位的特殊性，由其书丹的碑，自然是“御碑”。这些碑刻无论其价值如何？在一众碑刻中，其地位往往是独尊的。当众多碑刻还在风吹日晒时，他们多被请进高楼广厦里。至少有个碑亭，使其免受风吹雨淋。

　　二是，尽管该碑的书丹者或绘画者名不见经传，然其书艺或画艺超群，艺术风格上自成一派的碑,也是名碑。即“艺术名碑”。比如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作为洛阳龙门石窟中精选出来的二十方北魏时期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可以代表了中国魏碑书法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这些作品不仅是佛教造像的附属文字，更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楷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借鉴意义。令广大读者所不解的是，这些碑刻出自谁人之手，至今还是个谜。三是指该碑记录或见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这些碑林自然也应归到名碑类。或称“叙事名碑”。比如现存郑州黄河博物馆的“道光二十三”石刻，虽寥寥数言，却给我们再现了当年洪水的惊险。

　　其次是碑刻的类型极为丰富，内容更是义蕴深厚。河南碑刻不仅类型极为丰富，从摩崖到石窟，从墓志到经幢，可谓应有尽有，包罗万象，而且其内涵更是博大精深，义蕴深厚。大家都知道武陟嘉应观有一通著名的“大铜碑”。可又有几人探究过雍正皇帝斥巨资修建嘉应观和刻立“大铜碑”的原因？俗称庙宫，又称黄河龙王庙的嘉应观，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清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元年，武陟境内的黄河先后4次决口，洪水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康熙皇帝派雍正亲临堵口。据说，当年雍正曾向龙王许诺，若能堵口成功，定在武陟修建一座大小河流的总龙王庙。不曾想，雍正本人竟然当了皇帝。继位的第一年，雍正皇帝就履行了诺言，命兵部侍郎、河道副总督嵇曾筠加固堤坝，在为堤坝题名“御坝”的同时，决定在武陟建造黄淮诸河龙王庙，取名“嘉应”。观内有雍正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铜碑，立在一河蛟身上，意在镇压水妖，永保安宁。

　　那么，雍正皇帝前后动用银两达288万之巨，几乎占整个国库库银的1/3，历时四载方才告竣，建成集宫、庙、衙三位于一体的龙王庙，因建筑风格形似故宫，故尔有“小故宫”之称的嘉应观，其动机真的是一个诺言的兑现吗？如果我们回望一下当年的朝局，就会发现这个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看过二月河《雍正王朝》小说的人，对康熙末年的“九王夺嫡”印象自然是深刻的。虽然雍正本人在这中间异峰突起，最后赢得了胜利。但胜得极其艰难。登基后，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加之急躁冒进，从而树敌太多。于是，“雍正得位不正”“窃取皇位”等流言四起，从而给雍正皇帝本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反击的最好手段莫过于彰显自己的勋业。而雍正的治河经历又非其他皇子所能比。于是，修建祭祀历代治黄能臣的嘉应观，借以彰显自己治理黄河的勋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康熙皇帝曾说过：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雍正皇帝动用国库里的约1/3的存银，一举修建了嘉应观。在彰显自己治理黄河勋业的同时，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在了正主的地位。如此一来，天下还有几人能与其争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