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碑刻的证经䃼史功能

郑州张世科

　　所谓 “河南碑刻”，是指河南省境内历代石刻文字。包括碑、碣、墓志、造像题记、摩崖、经幢、画像石题榜、建筑铭刻等。它既是中原文明“石上书”的实物呈现，也是理解河南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宗教、艺术、社会生活的核心窗口。如果正史是后人整理过的“二手记录”，那么碑刻就是当事人留在现场的“第一手档案”。比如一块《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的出土，就让流传近四百年的“福鹿宴”说法不攻自破。从而给李自成起到了洗白作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碑刻是如何成为校正和补充历史的关键证据的。

　　碑帖界自古就有碑刻能“证经补史”之说。其意是利用地下出土的金石、简牍、甲骨等实物材料，来“印证”传世经典的记载是否正确，并“补充”历史典籍的缺失和错误。这种方法萌芽于宋代。比如欧阳修、赵明诚等学者就已开始收集金石碑刻，用来考订史书的年代、人名、事件，不过当时还叫“金石证史”，未成体系。鼎盛期于清代。乾嘉学派将“证经补史”推向高峰。他们认为，要读懂经书，必须先通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要弄清历史，必须依靠最原始的材料。金石文字未经后人篡改，比辗转抄写的纸本更可靠。

　　于是乎，自清代始“证经补史”就成了考据学的核心任务。在他们看来，证经即用金石文字校勘儒家经典的错漏。比如，用汉代石碑上的《论语》《诗经》残文，纠正当时通行版本在文字、断句上的错误。补史是因为史书由胜利者书写，难免有忌讳、疏漏。出土的墓志、碑刻能提供大量史书无传的人物的第一手传记，或补充诏令、制度、战争等细节，填补历史的空白。是王国维将此法上升为“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不再是简单修补，而是方法论上的革命，为传统史学迈向现代科学考古指明了方向。这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即甲骨文实证了《史记·殷本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帝王世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此半信半疑。直到王国维通过对出土甲骨文的研究，成功整理出完整的商王世系，基本与《史记》吻合，只纠正了极个别顺序的错误。这便是“证经补史”最辉煌的成就——不仅“补”了史书之缺，更“证”了信史之真。如果把历史研究比作破案，传世文献就是“口供”，而“证经补史”就是用不会说话的“物证”去核实口供的真假，并还原口供中没有提到的真相。这就是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河南碑刻不仅能“证经”，而且能“补史”，填补某些官修正史的记载空白，甚至能纠正其谬误，成为一部石质的“法律文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的出土。1924年出土的该志，高、广各0.79米，厚0.1米。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式，上书着“大明福忠王圹志”七个大字。

　　关于福王朱常洵，《明史》上是有传的。作为明神宗万历帝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因其母郑贵妃常年得宠于神宗，从而子因母贵。据说，郑贵妃曾挖空心思想废掉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意图使朱常洵成为帝位的继承人。经过多次政治较量，郑贵妃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子以母贵”的结果，朱常洵得以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其地位十分显赫。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到明崇祯十四年被攻克洛阳的李自成抓获处死，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由于其本人自小娇生惯养，视财如命，加之心胸狭隘，因而其形象极其负面。

　　关于李自成攻克洛阳城的日期及处死福王朱常洵的经过，该圹志及明史记载得都比较详细。朱常洵既然被义军所获，被处死是必然的。他不仅平日里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而且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其辖区内的农民，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在李自成大兵压境之际，他又誓死抵抗。当造反的官兵和义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及家人便藏匿于迎恩寺内。其子朱由崧最后逃掉，朱常洵则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亲自主持将其处死。李自成处死福王后，福王尸体的去向，由于史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从而就成了悬念。清朝统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为此大做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攻克后，福王被杀。他们将福王的肉与鹿肉一起用大锅蒸煮，名曰“福鹿宴”，供义军享用。相沿成习，这个说法已传了近四百年。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的出土，则戳穿了这一谎言。圹志载，朱常洵的葬礼，不仅“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而且明确记载“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又据《明史•福王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下葬时，尸体仍存，并没有“被吃掉”。下葬时尸体既然仍在，何来“福鹿宴”一说？由此可见，所谓的“福鹿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杜撰，是对李自成的诬蔑。其意不过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已。

　　由此可知，河南碑刻既是“证经”的权威资料，更是“补史”甚至“纠史”的百科全书。它们如同历史拼图中一块块坚硬而精准的碎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补充，共同拼凑出更为完整、生动、可信的中华文明图。碑刻是历史的物证。保护碑刻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保护发掘利用好碑刻资源，为当代人造福，就是碑刻资源相对丰富的河南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