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种类综述

郑州张世科

碑文的内容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们有的为纪功，有的为记事，有的为宗教，有的为契约。立碑的目的不同，所立的碑自然是不同的。从碑文性质上讲，碑刻可分成：功德碑，即表彰帝王将相、官员的功绩，或颂扬修桥铺路、兴学赈灾等公共善行的碑刻。记事碑，即记载各类事件，如建筑落成、战役经过、赐封诏书、田亩界定、契约告示等。墓碑（墓志、墓表、神道碑）：前者埋于地下，后两者则立于墓前或神道两侧，记载墓主信息及功德，便于后世辨识祭扫。题咏题名碑即指文人墨客的诗词游记、题名留记。如苏州沧浪亭的《沧浪亭记碑》，或者科举进士题名碑。图像碑，即以刻图为主，兼具文字，如地图碑（禹迹图）、天文图碑、河图洛书碑、耕织图、圣迹图等。宗教碑：如造像记、寺观赐额碑、经咒碑、道场记事碑等。比如东汉班固的《燕然山铭》，就是一通既记事又纪功的摩崖石刻。 　　喜欢范仲淹诗词的人，大多都会记得他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里就牵连到一个典故和一块碑，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块摩崖石刻。即近年来在碑帖界如雷贯耳的《封燕然山铭碑》。《封燕然山铭》是公元89年东汉窦宪率领军大败北匈奴后，在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南麓勒石铭刻纪功的摩崖文字，由随军出征的中护军班固撰文，宣扬了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战绩与汉朝的德威。后以“燕然勒功”作为建立功勋的典故，激励后人。看到了这，大家就会懂得了范仲淹的“燕然未勒” ，其实是相当有高度的。他立志要像窦宪一样，分明要干一悉大事。 　　范仲淹的这首词写于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0年-1043年）间，是范仲淹在主持西北边防、抵御西夏前线时所作。宋仁宗时期，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并连年侵宋，北宋多次大败、边防空虚。这位本是苏州人的政治家，就在危急中被派往延州（今陕西延安）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州。范仲淹在西北戍边近四年，不同于在书斋想象边塞的文人，他亲身经历了刀光剑影、戌楼刁斗，并用一系列以“塞下秋来”开头的《渔家傲》真实记录了边镇劳苦，现存此词便是代表作。作为江南士子，他对荒凉的塞外秋色格外敏感。作为将领，他既怀抱“燕然勒功”的报国志，又必须面对敌强我弱的困局，只能在“浊酒一杯家万里”中抒发将士们壮志未酬与思念家园的矛盾。这首词因其开创性的雄浑悲壮风格，打破了当时词坛的靡靡之音。据说还曾因为风格苍凉被欧阳修戏称为“穷塞主”。 　　还有一种碑刻叫契约碑。它是用来确立权属、划分界限的凭证，如地界碑、寺产碑、水利章程碑等。河南武陟嘉应观就有一通非常著名的《庙产碑》，也叫灵石碑。该碑清晰地记载着当年嘉应观占地的总面积。据说，这是观中第五任道长交给第六任道长的明细账。他临终时要求今后每接替一任道长，都要为嘉应观扩大地盘，并将自己任内增地的亩数统计清楚，交接给下一任。在对地亩数的统计上，要精确到丝、忽单位，然后把它刻在此碑上。立此碑时嘉应观总占地亩数为：八顷九十一亩一分八厘五毫一丝七忽。从而让后人知道，原来“忽”也是一个计量单位。还有一个看点是，该碑的石材竟然是灵璧石。轻轻一叩，声音非常脆。 　　最后我们讲一讲一种比较特别的碑一一一标示碑。有的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内涵却深邃无比。到过河南原阳且喜欢碑刻的朋友，大都知道这里有一通《古博浪沙碑》。碑高2.34米，宽0.82米，厚0.35米，上部篆刻“张子房击秦处”，中部盈尺楷书“古博浪沙”四个大字，是当时的阳武县知县谢包京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立石拜书的。这通背就是典型的标示碑。 　　说起这通碑刻立的起因，就不能不说“张良刺秦”。约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途经原阳博浪沙时，不曾想，在这里他的副车遭到了大铁锥的伏击，导致车毁人亡。尽管秦始皇躲过了一劫，但是对他的心理震撼是极具冲击力的，马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伏击者进行追剿。由于这次伏击事件的组织者就是后来的“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这件事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张良刺秦”。那么，张良为何要刺秦？这是由张良当时的身份所决定的。作为韩国贵族后裔的张良，在秦始皇下令攻灭了韩国后，张良便有了亡国之恨。张良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韩国的高官，韩国的灭亡，导致了张良沦为庶人，家族昔日的显赫地位已不复存在，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成为了过往。因此说，国恨家仇皆在的张良，与秦始皇自然成了不共戴天之势。张良重金招募勇士，寻机在肉体上消灭秦始皇已成必然。就个人原因而言，张良本人体弱多病，无法亲自上阵杀敌，只能凭借智谋和财力寻找大力士，策划这场“斩首行动”。 　　这次刺杀行动虽未成功，但对秦始皇的心理，统治行为，乃至秦朝的命运，其影响都是巨大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自认为收尽天下兵器，可保太平。行刺事件直接击碎了他的天下安全梦。他大为震怒的同时，下令全国搜捕十天，闹得人心惶惶，却最终无果。这种抓不到凶手的挫败感，反而向天下人宣告：看似强大的秦帝国，并非无懈可击。这次事件也直接改变了秦始皇出巡的性质。此前是为了宣教新政，自此始则转变为震慑六国贵族、督导政务，巡游的军事威慑色彩更浓。同时，刺杀事件也反映出六国旧贵族复辟浪潮暗涌，促使秦始皇更加严酷地镇压潜在的反对势力。同时，也让秦朝暴政压迫下的人们，尤其是六国的贵族的后裔，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亮光，使他们认识到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并非无懈可击，于是增强了自己抗争的勇气。清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永嘉人谢包京来阳武任知县，出于对张良的仰慕，任职的第二年便用自己的俸银在阳武（今天的原阳）城东门外官道旁立碑一通，并亲书“古博浪沙”4个大字。这就是现存的《古博浪沙碑》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