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院：那些读中文系的人

戴尔

如今想来，当年，我们这些师范学院读中文系的人，与那些综合大学里读中文的，骨子里其实透着些不同。我们的四年大学时光，是被“师范”二字细细描摹过的，既有书卷的深秀，又有粉笔的微尘。

我们的痴气，也带着几分将来要为人师表的自觉与演练。记得那位总穿洗得发白中山装的学长，他在阶梯式小教室里，一个人苦练板书，对着块小黑板，将杜甫的《秋兴》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琢磨着如何将“丛菊两开他日泪”的顿挫与布局，用一种最清晰、最美观的方式，印在未来学生的眼里。还有那位声音温婉的师姐，她每日清晨在柚子林树下诵读《荷塘月色》，并非为了沉醉，更是在校准自己的音调与停顿，仿佛底下正坐着一群懵懂的孩子，她要将那月色与荷香，一字一句，妥帖地送入他们耳中。师范学院的浪漫里，总不免要想着如何把这浪漫，将来分给更多的人。

因为师范，课堂也因此有了双重的意味。那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先生，讲到《侍坐》篇，曾“吾与点也”的喟叹时，目光总会从书本上抬起，缓缓扫过我们这些未来的“夫子”，眼神里是亘古的寥廓，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他常说：“你们将来，不只是教几句‘之乎者也’，是要在学生心里，点一盏灯。” 教现代文学的先生，分析《背影》里父亲攀爬月台的那个细节，讲到最后，总会轻轻补上一句：“好的语文课，教的不是感动，是教会人如何去发现感动。这，就是你们以后要做的功夫。” 于是，我们读着的每一行诗，每一篇文，便都仿佛有了回响，那回响是在未来的某间教室里，在某个我们尚未谋面的少年心里。

当然，我们也像所有中文系学子一样，在文字的密林里跋涉。我们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而心潮澎湃，也为乔伊斯的意识流而头晕目眩。但我们床头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总在不经意间提醒着我们的宿命。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最沉重的时光。快乐于精神的丰盈，沉重于肩头隐隐感到的责任。当别的同学在争论一个意象的现代性时，我们或许会下意识地多想一层：这个，该如何向十六七岁的少年讲解，才能既不失其深味，又能为他们所领会？

1989年的春天，是我们实习的日子，是这段岁月里鲜明的一道刻痕。我们抱着精心撰写的教案，走上那真实的、飘着粉笔灰的讲台，面对着几十双清澈而又审度的眼睛。当你在讲解“落霞与孤鹜齐飞”时，或许，底下有孩子举手问：“老师，鹜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孤零零地飞？” 这时，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何为“传道授业解惑”，那不仅是学问的传递，更是生命的对接。你从那些年轻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那盏灯被点燃的微光。

后来，我们这些读师院中文系的人，果然大多星散于各地乡村的中学，做了一名语文老师。后来，有人成了小城里备受敬重的先生，也有人在大都市的喧嚣中守护着一方安静的课堂。我们批改着似乎永无止境的作文，在“总分总”的结构里，偶尔惊喜地发现一句灵光乍现的诗行。我们开着家长会，应对着升学的压力，在现实的逼仄中，努力为“诗意”争得一席之地。当年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痴气，被粉笔灰染得有些斑白，被岁月的磨石磨得有些圆润了。

可那底色，终究是师院为我们调就的，洗不去。那不仅是文字的底色，更是“师者”的底色。它在我们身上，化成了一种奇特的惯性：当你在课堂上，不自觉地将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讲得慷慨激昂，仿佛那位穿中山装的学长附体。当你在批评一个顽皮的学生后，忽然想起“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的古训，语气便软了下来。当多年后，你收到学生的短信，他说他如今也读了中文系，只因当年你带他们读《红楼》时，眼里有光。你便知道，师院中文系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那不只是满腹的辞章，更是一颗被文学滋养过、又注定要去滋养他人的心。我们当年读的那些书，最终没有变成锁在书房里的珍藏，而是化成了可以分给孩子们的花朵与种子。我们或许一生清贫，于粉笔灰中白了头，但想起当年师院教室和图书馆里的灯火，想起那当初的誓愿，心里便觉得，这一生，终究是富足的，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