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血染的仕途”与“李斯碑”

郑州张世科

　　所谓“李斯碑”，即是对秦代丞相李斯所书刻石的俗称。最著名且现存实物的是泰山岱庙的《泰山刻石》，仅残存 9 个半字‌。此外《会稽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刻石》据传也为李斯所书，合称“秦四山刻石”。《泰山刻石》现藏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内，是岱庙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原石共 222 字，历经 2200 多年风雨，目前仅存秦二世诏书中的‌9 个半字‌（“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会稽刻石》‌原刻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原石已佚，现有清代刘征复刻碑（钱泳本）存于绍兴大禹陵碑廊 。《峄山刻石》‌原立于山东邹县峄山，北魏时被推倒焚毁，现存宋代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的“长安本”，藏于西安碑林 。《琅琊刻石》‌为秦始皇东巡期间刻勒，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是秦朝刻石原石仅存的两块之一 。‌‌

　　《泰山刻石》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它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唯一保存实物，也是中国古代第一块石刻诏书，对研究秦代历史、法制史具有重大价值 。加之又有李斯书法的加持，从而意义非同凡响。李斯小篆笔画简易而形体整齐秀美，是秦统一文字的标准和历史见证，鲁迅誉之为“汉晋碑铭所从出”。据史料记载，泰山刻石曾经历多次迁移、火灾、被盗，明代嘉靖年间被毁，清乾隆五年碧霞祠火灾后失踪，嘉庆年间在玉女池中寻得残石，1928 年移入岱庙展藏 。‌‌

　　在漫长的2000余年的岁月里，《泰山刻石》的经历一如他的书丹者，开局不错，随后就是凄凄惨惨，惨惨戚戚。据史料记载，《泰山刻石》的首次刻勒，是公元前219年。彼时，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李斯刻下144字铭文，“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如今，这144个字，早已荡然无存。二次刻勒发生在10年之后。公元前209年，二世胡亥效仿始皇，亦东巡封禅泰山。李斯在此碑之余面，再度刻勒78字铭文。至于两次刻勒，为什么集于同一块碑？二世诏文说：“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大意就是，此石刻乃是皇帝所为，刻辞中颂扬的都是始皇帝的功德。如今我二世胡亥承袭了帝位，而刻石中并没有说明是始皇帝，恐怕久远的将来，会被误认为是后代皇帝的作为，以致与始皇帝的功德不符。遂在丞相李斯等人的谏言下刻诏书在石上，以正视听。而今仅存的9个半字，正是二世诏书遗存。

　　即便如此，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仍然显赫。史料显示，《泰山刻石》在世间的影响，早已传承千年。北宋刘跂（公元1080年进士，生卒不详）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第一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对此，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都有著录。置身于历史的风雨沧桑之中，《泰山刻石》一生命运多舛。北宋摹拓时的146字，到了元代摹拓时，仅存50余字。至明朝嘉靖年间，刻石被毁，仅存二世诏书29字，此后被移置到泰山碧霞祠内。然，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此石遂失。后经多方征集寻找，终于失而复得，让后人得见其容。1928年，刻石被移入岱庙展藏。新中国成立后，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名录。

　　那么，该怎样看待秦朝大宰相李斯呢？其实，今天的人们评价李斯，很难用简单的“好人”或“坏人”来概括之。可以这样讲，他是一个集远见卓识与极端自私、巨大贡献与严重过失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他的功就不要说了。堪称“千古一相”的顶层设计师。李斯对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几乎无人能及。他辅佐秦始皇，亲手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帝制中国的政治底色。力主郡县制，反对分封：这是最关键的贡献。他顶住压力，终结了周朝分封导致天下分裂的乱局，确立了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体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大一统。推行标准化，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是他在文明层面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书同文”，让幅员辽阔的帝国有了统一的文化灵魂，促进了民族认同，其意义远超政治统一本身。这里不能不提他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雄文不仅保住了他个人的前程，更扭转了秦国盲目排外的国策，让天下人才持续流向秦国，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然而，李斯的过，又是难以饶恕的。可以说，他自身的悲剧和恶名，主要源于对权力的极度贪恋。秦始皇病逝后，他在赵高威逼利诱下，因担心相位不保而与之合谋，篡改遗诏，赐死扶苏、蒙恬，拥立傀儡胡亥。这是直接导致秦帝国覆灭的导火索。面对秦二世变本加厉的暴政，他非但不劝谏，反而为求自保上书献计，主张用更严苛的刑罚来治国，进一步将国家推向深渊。为加强思想控制，他建议焚烧民间私藏的百家著作，虽未“坑儒”，但“焚书”之举开了一个极坏的文化专制先例。李斯悲剧的根源，早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显露了。史载他见厕所里的老鼠食粪且惧，而粮仓里的老鼠饱食无忧，于是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凭借能力获取权势和地位。这种彻底的机会主义者心态，既是他奋斗的动力，也注定了他在重大抉择面前，永远把个人利益置于道义和国家之上。

　　李斯的结局是极其凄惨的。最终，他自己设计的严酷刑法反噬自身，他被赵高诬陷谋反，处以极刑，并被夷三族。临刑前，他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直到此刻，他才醒悟平凡生活的可贵，但为时已晚。可以说，李斯既是一个有巨大历史功绩的能臣，也是一个因个人贪欲而动摇国本的罪人。他以法家之术成事，也死于法家之术构建的恐怖机器下。你可以欣赏他《谏逐客书》的远见，敬佩他制度设计的才华，但也必须警醒他极度利己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李斯极度割裂的的人生，是才华与品德割裂的极端写照。可谓伟哉！痛哉！恨哉！

　　纵使如此，李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有作品传世的书家，其官方功令之作，成了后世顶礼膜拜的艺术圭臬，实现了从国家意志到艺术审美的升华。李斯在书法史上的核心贡献，主要表现在统一文字，创制小篆。秦统一前各国文字各异，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罢黜与秦文不合者，删繁就简创造出小篆，铸就了汉字发展史上首次划时代的统一。奠基书史，开启先河。他将文字书写从单纯实用提升到有意识的“造型美”追求，是汉字走向书法艺术的有力证明。李斯小篆呈现出高度理性、秩序井然的“庙堂气象”，被后世视为篆书最高法则，其艺术特点是线条圆润流畅、骨力劲健（“铁为肢体”，“玉箸篆”的源头）。字形修长端庄、严谨工整，呈上紧下松之势。布局秩序井然、疏密停匀，字距行距统一，营造出威严静穆的整体感。整体而言，既有质朴雄浑力量感，又具宏大壮丽气魄（鲁迅赞其“质而能壮”）。

　　据考，李斯与泰山，至少有着四次因缘。最为重要的两次，便是陪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东巡郡县，封禅泰山，遗世《泰山刻石》。第一次正是《谏逐客疏》。《谏逐客疏》见证了其起势与发迹，《泰山刻石》记载了他的权重一时。最后一次念及泰山，则已穷途末路，顿足于狱。李斯末年，由于赵高的挑拨，倍受秦二世胡亥猜疑。适逢陈胜吴广起义势已燎原，秦朝帝国风雨飘摇，不管是二世胡亥还是丞相李斯，实际都已如同惊弓之鸟。让人颇为感慨的是，盛名一时如李斯者，在如此庙堂风波之中，为求自保，赫然建言胡亥倾力暴政，尽显人性的自私与凶狠。但他还是获狱了。为相三十余年的李斯，一如曾经闲庭信步于粮仓的老鼠，再次被扔进了茅厕之中。此时的李斯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上书进谏，以求赦免。自负其辩、自恃有功的李斯，在狱中慷慨陈词，自言身负“七大罪状”。而所谓“罪状”，不过是借此历数担任丞相以来辅佐秦王、匡定天下的功绩。其中一“罪”，便是在泰山刻石纪功，使秦皇父子扬名。奈何此时的李斯，再也不是权倾朝野的丞相。取而代之的赵高，只是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囚安得上书”，就彻底掐断了李斯人生中的最后一丝生机。

　　李斯一生功过，后人屡有评说。恰如其毕生信奉的“老鼠哲学”，他的一生都在审时度势中不断寻找着有利于己的环境与平台。在胡亥的暴政期间，他非但不加以劝谏，反而建言可更重典。仕途上的李斯，终究是自私的。直到生死之际，他才终于露出慈父的一面。“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成语“黄犬狡兔”由此生发，而世间再无父子相亲的李斯故事。为臣、为夫、为父的李斯，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人世间了。他不知道的是，关于他的故事，还要在历史的浮沉中继续跌宕起伏，直至千年以后。如今的人们站在《泰山刻石》碑前，观其书法，如睹其人。感慨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