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的历史地位由什么决定？

郑州张世科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即一通碑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因为现实生活中，尽管古碑遗存很多，但其待遇和影响力，乃至在史书上的地位却有着绝大的不同。有的碑刻默默无闻，被弃置荒郊野外，无人问津。有的碑刻却声名远播，被请进高楼广厦中。其实，决定这一切的，并不是石材是否贵重？而是谁写的文章？谁写的字？今天就让我们聊聊人社会地位的差异，如何决定一块碑价值的不同？

　　我们说，撰文与书丹者的身份，往往比石材本身更能决定一方碑刻的历史地位、艺术价值乃至社会影响力，是因为撰文者决定了碑刻的思想高度与叙事权威。若碑文由皇帝亲撰（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或出自名臣之手，那就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地位的象征。这类“御碑”或“敕建碑”的地位远超普通的石碑。还有就是书丹者的艺术声望，直接决定了碑刻的艺术层级和后世命运。名家手书的碑刻，往往是顶级艺术品和后世临摹的法帖。比如唐代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的《颜勤礼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就是其典型，它们因书法家的声名而被历代顶礼膜拜中。

　　也许令你意想不到的是，有时一篇传世碑文，也能实现撰文者、碑主和碑石的三大不朽。比如韩愈的《平淮西碑》，其史笔与文采在当时就曾引起广泛的赞誉，并被后世所传颂。其实《平淮西碑》的最大看点还不仅仅是韩愈的文章和书法。它在历史上有一个极为著名的公案，那就是“一碑两文”。现存汝南境内的《平淮西碑》，其碑文是由韩愈版和段文昌版共同构成的。细心的读者也许要问：为何《平淮西碑》会是“一碑两文”？故事还要从该碑产生的时代背景说起。

　　唐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在裴度的统一指挥下，李愬雪夜入蔡州（今河南汝南），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擒获，至此，不听朝廷号令达五十余年的淮西，终于回到了中央政府手里。各地的割据藩镇，听到消息后，震慑不已，纷纷表示效忠朝廷。朝廷上下更是沉浸在盛大的喜悦之中，文臣武将纷纷请求刻石记功，立碑蔡州，以纪念这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唐宪宗遂命亲历此次战役的大文学家、行军司马韩愈撰写碑文。韩愈接到圣旨后，感到事关重大，非常慎重。虽说自己是一代文豪，也不敢贸然下笔。历时两个多月，经过几番构思和修改后，才于公元818年三月，将碑文写好进呈皇帝阅览。韩愈的碑文，首先概述了藩镇割据、祸国殃民的严重性，突出了皇帝调兵遣将、布置平叛的英明，叙述了任命裴度为统帅，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战争经过，最后写皇帝论功封赏，皆大欢喜，万民欢庆的场景。整篇碑文词采斐然，大气磅礴，浑然天成。

　　唐宪宗看后大喜，命人将碑文抄写数遍，凡是立功将帅每人赐给一篇，并诏令在蔡州刻石立碑。蔡州原来有一通为节度使吴少诚所立的政德碑，韩愈文的《平淮西碑》，就是在磨平该政德碑旧石的基础上改刻而成。然而，让韩愈和喜爱韩愈碑文的人料想不到的是，这通碑在立好后不久便被李愬的部将石孝忠用长绳拽倒了。这还不算，石碑被拽倒之后，仍不解气的石孝忠竟亲自挥锤将其砸碎。更令人惊愕的是，当人们以为石孝忠闯下塌天大祸，即将大难临头时，皇上竟不予以追究。原来李愬的妻子告了御状，而她本人又是皇亲国戚。皇帝听了她的谗言，认为本文少记了李愬的大功。故而令人重写了碑文。于是便有了该碑的“一碑两文”。

　　当然，决定一通石碑历史地位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碑刻的内容、碑刻的书艺、碑刻所记事件的重要性。碑刻作为“石质史书”，内容可补史书缺漏、校正记载错误。尤其是史书不载的民间契约、乡规民约等，是研究社会史的珍贵一手资料。碑刻是书法最重要的载体。它既保留了历代名家（如欧阳询、颜真卿）的真迹法度，也包含大量民间书手的质朴书风。有的碑刻虽然造型简单，撰文者或书丹者籍籍无名，然由于其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历史地位同样不可小觑。但就“人”的因素而言，决定一通碑历史定位的，往往是撰文者、书丹者、镌刻者，甚或立碑者社会地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