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圣教序》背后的角逐

郑州张世科

　　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里，现存一通刻于唐显庆二年（657），别名《招提寺圣教序碑》的《大唐二帝圣教序并记碑》。碑高2.44米、宽1.04米。碑额正中刻坐佛，佛像左右分刻“大唐二帝圣教序碑”8个篆字。碑文由唐太宗李世民所撰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所撰之《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两部分组成。两文均刻于碑之正面，由著名书法家王行满书丹。令人痛心的是，该碑在“文革”中被砸，仅余碑首及碑身的三分之一。如此以来，现在能看到的《圣教序》碑共有四种，都是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刻立的。分别是由初唐褚遂良书写，现存于西安大慈恩寺中大雁塔南门的《雁塔圣教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字而成，原在西安弘福寺，后移至西安碑林。因碑首横刻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的《集王圣教序》；由初唐褚遂良书写，原立于陕西同州金塔寺，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同州圣教序》。其四就是这通《大唐二帝圣教序并记碑》，又称《招提寺圣教序》了。

　　依据碑文所载时间，四通《圣教序碑》的刻立先后顺序，分别为：建于永徽四年（653）十月十五日及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的《雁塔圣教序》、建于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十五日的《招提寺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六月廿三日的《同州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的《集王圣教序》。有心的读者自然会问: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为何会出现四通《圣教序碑》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离不开四通《圣教序碑》产生的背景原因。

　　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结束了18年的西行取经之旅，风尘仆仆回到了长安。玄奘起初西行时，并没有获得唐太宗的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但在他归来之时，太宗不计其过，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玄奘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便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太宗接见。唐太宗对玄奘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随后，玄奘法师开始在长安弘福寺翻译佛经。贞观二十二年，《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翻译工作结束，太宗皇帝在玉华宫召见时，玄奘不失时机地奏请皇帝为这部佛经赐序，太宗欣然同意。这篇序言就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从而肯定了玄奘的特殊地位。皇太子李治又作了《述三藏圣教记》。同年，“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太子李治为了追念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出资创建了大慈恩寺。玄奘在这里主持寺务时，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从而使大慈恩寺成为唯识宗的祖庭。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造塔以安置经、像及舍利，兼防火焚，这就是著名的大雁塔。当时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高手都已去世，最富盛名的书法家就是褚遂良了。于是由褚遂良书写的太宗《圣教序》、高宗《述圣记》两块碑，刻成后安置在新落成的大慈恩寺塔的南门两侧。为强调二碑的对称性，东侧的序文从右向左排列，西侧的记文则从左向右排列。被誉为“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阳翟人，善书。传世墨迹计有《倪宽赞》《阴符经》等，碑刻则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传世。褚遂良是个典型的“官二代”。其父褚亮仕隋时为东宫学士，后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均为好友。待到薛举在兰州称帝后，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时，褚遂良作为薛举的通事舍人，便承担起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的重任。后来薛举的儿子薛仁杲降唐，作为薛仁杲部下的褚遂良亦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自此时，褚遂良作为唐廷职业政治家的生涯便开始了。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由此争相进献，以求封赏。由于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曾下过功夫，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其书法的真伪，于是褚遂良便担负起鉴别的重任。唐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唐太宗临死前，将其列为“托孤大臣”之一。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李治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其为河南郡公。也正是因为此，褚遂良又有“褚河南”之称。但实际上，李治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不久便借故贬其为同州刺史。直到三年后，李治才把褚遂良召回身边，拜为吏部尚书，加光禄大夫，兼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公元653年，褚遂良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便是褚遂良政治生涯中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当褚遂良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去面对强悍、机敏，而又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即后来的则天皇帝）时，他们最终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便进入了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暮年太宗的喜爱，似乎更赢得了年轻太子李治的心。公元654年，唐太宗死后，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第二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武昭仪与李治为一方，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为一方，针锋相对，一时相持不下。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唐高宗曾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宫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发的一通“王皇后无过，而武曌品行有亏，不宜废立”的言论，不仅给皇帝泼了冷水，而且彻底得罪了后者。据说，当时坐在皇帝身后簾中的武氏，就恶狠狠地说：何不将其处死！在关键时刻，善于迎合圣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的话。这样一来，唐王朝的命运由此而改变的同时，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万丈深渊。

　　公元655年十月，随着武则天的被册封，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了朝廷，来到潭州任都督。殊不知，褚遂良的厄运才刚刚开始。褚遂良先是于第三年春被贬到离京师极遥远的广西某地去任都督。继而，武则天指使许敬宗、李义府，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远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于是，晚年的褚遂良不得不又一次被贬——这一次则被贬到更加遥远的越南河内（当时隶属唐安南都护府）。褚遂良在绝望中，也曾给唐高宗李治写过信，向皇上诉说自己曾长期为其父子效劳，曾最坚决地支持其继位。但这一切对其厄运来说，都是于事无补的。公元659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孤寂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褚遂良已死，武则天对他的惩罚也没有终止。不仅将其官爵削掉，而且将其子孙也流放到了蛮荒之地。由此可见，褚遂良已把武则天得罪到何种地步！

　　可自唐永徽四年始，伴随着皇后废立之争的日益剧烈，佛道之间孰先孰后的争论也日渐激烈。因唐高祖李渊认为道教是其先祖老子（李耳）所创，三教的排位顺序自然为“道先儒次而后释”。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虽敬重玄奘，但事涉佛教的社会地位，仍遵从乃父的既定方针。这一国策，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仍继续遵循。可李治身边拥有实权的武则天，对佛教则格外热心，并大力推崇。精明的玄奘意识到“弘扬佛法”，必须得到帝王和朝廷的支持，因而更加积极地向皇室靠近。

　　自武则天居皇后位始，玄奘是朝中有呼必应，有召必至。在配合武则天中宫掌权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回报，唐显庆元年（656），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为抬高玄奘在宗教界的地位，于该年四月十四日登上安福门，观赏玄奘迎接御制慈恩寺碑文。而此时的褚遂良，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已被贬为潭州都督，被逐出京城。由其亲笔书写的慈恩寺《雁塔圣教序》，自然也就遭到了冷落。这一年，武则天生下第三个孩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时，玄奘不仅日夜为之祈祷，而且为其剃度，将其收为徒弟。唐高宗李治竟把这个皇子封为“佛光王”。加上玄奘在译经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和超人智慧，皇帝及皇后对玄奘自然倍加推崇。到了唐显庆二年（657）正月三十一日，高宗偕武则天行幸洛阳时，特诏玄奘陪从。途中，玄奘再次提出可否“废止先道后佛”的诏令。

　　唐高宗虽依然不敢明确改变初唐的宗教政策，却通过两件事，强化了玄奘的社会地位。其一是利用行幸洛阳之便，让玄奘回故乡缑氏与亲人相聚。玄奘兄妹四人，长兄名字不详，二兄为长捷法师，姐姐排行为三，玄奘为四。玄奘与家人会晤后，上表唐高宗李治，请求迁葬父母坟垄于西原墓地。李治不仅准奏，而且指令营送威仪由公家资给。据说，当时洛州僧俗前往参加奠仪者，多达万人之众。可以说，玄奘的此次光宗耀祖之行的热度，已达极致。其二是重制《大唐二帝圣教序碑》。该碑由王行满书丹，沈道元刻制，立在经过重修的招提寺内。招提寺作为魏晋以来著名的佛教寺院，位于滑国故城，是少林寺的下院。唐太宗作为秦王征战洛阳、嵩山一带时，曾在招提寺里留过宿，也曾得到过当地佛教徒的帮助；玄奘法师少年时代也曾来此地拜佛读经。王行满书丹的《圣教序碑》，不仅使这座千年古刹焕然生辉，而且使其一跃与长安慈恩寺具有同等的地位。玄奘随后又修表上书，请求留在招提寺译经。虽没有获得唐高宗批准，但玄奘已经深深体会到，皇上，尤其是皇后对自己的器重与倾心。他知道，改变佛道地位的顺序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与皇家的配合更加默契。遗憾的是，玄奘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过早地飞向了极乐世界。待到李治死后，武则天掌权时，鉴于佛教在其称帝过程中所提供的巨大支持和帮助，遂以法令形式诏告天下：佛先道后。当然，这已是后话。由此可见，唐显庆二年刻立的《招提寺圣教序碑》，不仅牵涉到当时的权力斗争，比如关陇集团中心的政治格局的动摇，比如武则天政治势力的上升。而且还涉及唐帝国的宗教政策，即道佛两家的排名顺序问题。可以不夸张的说，《圣教序碑》既是玄奘取经回到长安受到皇家表彰的结果，也是统治者肯定佛教地位的一种表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佛教的地位和玄奘的历史贡献得以确认的同时，也为书法史留下了几件精美且显赫的书法作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招提寺圣教序》的书丹者王行满，作为中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曾官至下录事，生卒年月不详。名家评议其书法是“端庄秀润，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之外，风格自立”。王行满的传世作品不少，但使其千古留名的，则非《大唐二帝圣教序并记碑》莫属。此碑阳文篆额，碑文正书，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篇。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该碑曾被移置到偃师县学（今偃师老城学校）。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保单位。

　　随着武后权柄日重，唐高宗渐渐也感受到了“失势”的滋味。公元663年，在褚遂良曾任职的同州，又立起了翻刻的褚遂良写的《圣教序》碑。这里面是不是得到了唐高宗的暗示或者支持，今天的我们已说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碑虽笔力遒劲，然于刻工而言则稍显粗糙，不及《雁塔圣教序》空灵。我们知道，历朝历代领导身边都不缺拍马屁的人，更不缺拍马屁的机会。看到皇后这么不待见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而她又喜欢王羲之的字，有人就请王羲之的后人、弘福寺沙门（和尚）怀仁以集字的方法，从官府收集的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挑字拼成《圣教序》全文，于672年刻成另一块书法史上著名的《圣教序》碑，全称《怀仁集字圣教序》。又因碑首刻了七个佛像，别称《七佛圣教序》。由此可见，四通《圣教序碑》的先后出现，所映射到的分明就是当时朝局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