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画家林曦明

三生万物

忆林曦明

想起林曦明先生，往往是从某个极细微的细节里漫延开来的。比如今夜，不知是什么缘故，忽然就想起他了。最先浮上心头的，倒不是他的画，而是他这个人——或者说，是那种浑然天成的气度，简约、明快、大气，一如他的剪纸与水墨，没有一丝多余的枝蔓。

我认识林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经温州的油画家陈天龙先生引荐，得以拜见。温州这片水土，似乎特别能滋养出有灵气的画家。陈先生的油画厚重而富有张力，林先生的国画则空灵而简约，多描绘他家乡乌牛镇的田园与水乡——风格迥异，却都是温州走出的杰出人物。

其实早在青少年时期，我便知道林先生的剪纸了。那时年少，看东西全凭直觉，不懂什么阴刻阳刻的讲究，只觉得好看，好看得干净利落。后来年岁渐长，才慢慢看出些门道：他剪纸中的阴刻也好，阳刻也罢，都能做到简约大气，那些线条仿佛不是刻出来的，而是从纸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再后来，又看到他画的水乡风情，同样是明快简洁，水墨淋漓，一看便知是江南的水、江南的船、江南的桥——却又不是照搬实景，而是经过他心中一番过滤，滤去了琐碎，留下了神采。

认识之后，我便专程去拜访他的老家——温州乌牛镇。他在那里建了两间背靠山的别墅，与乡间的房舍相比多了几分洋气，更有几分清幽。林先生领我上到二楼画室，走到北窗前，推开窗——满眼的竹子，郁郁葱葱，漫山遍野，风一过，便沙沙作响。他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回头对我说：“还是乡村有生活气息，在城市里，哪里见得到这种情景？”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满足，是那种浸润在自然之中才有的安静与笃定。

那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每次收到林先生的信，信纸上的字迹舒展，一如他的为人，不急不躁，亲切自然。信里谈的多是画事，偶尔也说家常，读来如对面交谈，毫无隔阂。

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画院高研班研修。临行前，林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在上海延安东路办了一个名家画廊，也是他的工作室，每周一和周五他都会去。他在信末特意写道：“路过上海，一定来坐坐。”语气平常，却让人心里一暖。1995年三月底，他策展的《上海百景图》要来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他特意邀我去捧场。那次见面，他很高兴，一边看一边讲解每幅画的构思与创作过程。他说得不多，但每句话都在点子上。

真正与林先生见面多起来，是2004年以后的事了。那年我定居上海，此后每年参加上海国际艺博会，林先生都会到我的展位上来。他总是静静地看一会儿，然后说上几句鼓励的话。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看到我的作品时，很认真地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面目了。”这句评语，出自一位年长的前辈之口，分量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在客套，而是在肯定。他的平易近人，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艺术，也尊重每一个认真对待艺术的人。

林先生在雁荡山有个美术馆，我曾专程去看过。馆藏中有几幅他的大写意山水，我站在画前看了很久。那些画，既有石鲁山水之奇崛险峭，又有林风眠中西融合的灵动趣味。石鲁的山水是烈的，像西北的风沙；林风眠的画是诗的，像江南的月光。而林曦明把这二者融在了一起，既有风骨，又有韵味。一个人能画出这样的画，胸中是要有丘壑的——这丘壑，不只是对山水形貌的把握，更是一种吞吐自然的格局。

说起林先生送我的画，有一幅早期的牧牛图，我一直珍藏着。画上的牧童牵着牛的一家三口——牛妈、牛爸及一头小牛犊，寥寥数笔，神态毕现；那牛也是几笔写成，笔墨酣畅，却有一股温顺的憨态。南方的水，南方的牛，南方的牧童，都被他收进了这小小的宣纸里。后来我把这幅画小心地取下来，精心裱托后珍藏起来。不是不想挂，是怕时间久了，纸会泛黄——这样好的东西，是要好好保护着留给后人的。

如今，林老先生已是百岁高龄了。今夜翻看旧信，那些泛黄的信纸上，他的字迹依然清晰潇洒，一笔一画都是当年的温度。读着读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乌牛镇窗外的竹影，延安东路画廊里的谈笑，艺博会展位前的点头与微笑，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一个人的一生中，能遇到几位这样的师长呢？林曦明先生于我，既是前辈，又是知己——虽然我从未这样对他说过，但我想，他是知道的。艺术的路上，有人提携，有人同行，有人在你迷茫时说一句“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面目”，这种缘分，是值得用一生去珍惜的。

今夜灯下，我把那些旧信一封封叠好，放回信封里。窗外的上海早已不是林先生当年说“见不到竹林”的那个上海了，但我书桌的抽屉里，却藏着一整个江南的竹林，藏着一个画家最真诚的教诲与祝福。

沈三草于海上硕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