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平的美篇

旦平

《心路抒怀》静静躺在案头，淡青色的山水在封面上缓缓铺展，像一缕未散的晨雾，又似一段未落笔的思绪。谌贻槐三个字沉稳地立在中央，不张扬，却自有分量。我伸手轻抚封面，纸面微糙，仿佛能触到那些年伏案灯下、字字推敲的体温。中华文化书局的标识在右下角静默守候，像一位老友，不声张，却始终在场。

父亲谌贻槐自费花一万元印了800本，在他2023年4月23日离世时，只剩8本。当我向出版社申请重印时，得知是香港出版社出版，价格32元，在内地是不可能做到的，有版权，已绝版，不可重印。

此书系父亲八十岁生日的礼物。赠送两本给我，一本是“长女旦平留存”，另一本是“爱女旦平留存”。可见父亲对我的爱不同一般。

此书有电子版，向全世界发行中文版。

原来这本书，本该是两册——《心路》与《咏怀》，一册写行过的人生，一册盛未尽的吟咏。可书号难求，如春水难挽，便索性合二为一，取名《心路抒怀》。不是妥协，倒像一种顿悟：心之所向，何须分卷？路之蜿蜒，本就与抒怀同频。编印说明里那句“为心留痕，为路存照”，我读了两遍，纸页未动，心却轻轻一颤。

彭靖武先生写的序言题为《大爱的心路》，开篇便说：“心若无路，四顾皆墙；心若有路，寸步亦光。”我翻到第2页，字字平实，却如清泉过石。他没写高论，只讲一位普通教育人如何把讲台站成灯塔，把家风酿成春雨。那不是宏大的叙事，是晚饭桌上一句叮嘱，是旧书页边一行批注，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处把“爱”字写得笔笔有骨。

“个个成才，成了传承优良家风的典范，也养育、成就了先生的无愧人生。”——这句话我读得慢。它不喊口号，却把“家风”二字落进了泥土里。另一段写着“大爱无私天地宽”，也没提牺牲与奉献，只说他常把最后一把伞留给学生，把第一碗热汤端给老人。大爱？原来就藏在伞沿低垂的弧度里，藏在汤碗升腾的热气中。

贻槐先生的名字在左侧页边浮现，说他办学校、建项目、退而不休，把半生光阴编进课表与教案。而右侧目录上，“心歌咏唱见真人”“敬贤篇”“曲艺习作”一字排开，像一条条小径，通向不同年岁的自己。我忽然明白：所谓“心路”，未必是笔直大道，有时是曲艺里的三棒鼓点，有时是敬贤时的一炷清香，有时只是陪父亲在院中修好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目录翻过去，像推开一扇扇小门：

“飞水洞”“书记蹲点”“拉练”“打靶”——那是时代的回响；

“元旦感怀”“我站在中国地图前”“公路从咱家门过”——是个人与山河的轻声对话；

“溆城记忆”“故地今昔”“人物春秋”——旧地名如老友重逢，圣庙山、马王庙，不单是页码旁的墨迹，是童年奔跑过的坡，是祖母讲古时灶膛里噼啪跳动的火光。

这些标题不华丽，却自带体温，像一本摊开的家谱，字里行间，有风声，有炊烟，有人走过的印。

附录里躺着几首曲艺习作：“让水泵（渔鼓词）”“科学管水保丰收（拨词）”“赞莲花（三棒鼓）”……我念出声，竟有韵脚在舌尖轻轻打转。这不是舞台上的表演，是田埂边即兴敲打的竹板，是农闲时围坐院中哼唱的调子。它们没进大雅之堂，却把政策讲成了故事，把道理唱成了乡音——最朴素的抒怀，原就长在泥土里。

“忠孝传家”“家父常谓孝楷模”“法礼治家”……这些话不刺眼，却沉甸甸地压在纸页上。我读着读着，想起自己抽屉深处那本被翻旧的《谌氏文史选集》，书页边角微卷，某页还夹着半片干枯的桂花。高厅兄把《我的一生》手稿交来时，只说：“信你，才给你。”——原来最重的托付，从不用印章，而是一句“信你”，和一本摊开的、还带着体温的书。

合上书，窗外正飘起细雨。

《心路抒怀》不是一本要读完的书，而是一本可以随时翻开、随时停驻的“心居”。它不教人如何抵达远方，只默默告诉你：你走过的每一步，皱过的每一页，念过的每一句，都算数。

心若在，路就在；路若在，抒怀便自有回响。

爷爷谌志善一生务农，凭借双手养育了一男三女，将父亲培养成为谌氏第一位大学生。奶奶操持家务，三寸金莲，依然将家打理得井井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