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游客问：从瓦窑堡到延安，党中央的三次迁徙藏着怎样的战略博弈？

红色篆刻

　　前两天有游客问我：毛主席从1935年10月经过保安县（今志丹县），到了延安市，为什么又在1936年定都保安县，他是返回去的吗？为什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就这个问题我最近一直萦绕脑际，查了很多网络信息，发现很少有这方面记录，即使有也是语焉不详，我又查寻了保安党史档案、延安党史档案等资料，现还原如下（或者您还有不一样的观点请写在评论区共同探讨）：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蒋介石打着他那盘“一石二鸟”的全局算盘：一方面严令中央军步步紧逼，另一方面驱赶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充当“剿共”急先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消灭红军，又想借机削弱甚至吞并这些“杂牌军”，从而将西北的军政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毛主席展现出了极具远见卓识的指挥思想。他敏锐地洞察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红军绝不能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因此，他果断制定了“避实击虚、统战优先”的战略方针：在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进行西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政治上，全力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基于这种高超的战略博弈，才有了后来党中央从瓦窑堡到保安，再到延安的这三次关键迁徙：

一、主动的退让与惊险的突围（从瓦窑堡到保安）

1936年夏天，党中央驻扎的瓦窑堡成了蒋介石“算盘”下的风暴眼。蒋介石严令张学良进攻瓦窑堡，这让本就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默契的张学良陷入了两难：不打是违抗军令，真打又会伤了与红军的统战和气。

毛主席和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友军的尴尬处境。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也为了给张学良一个向蒋介石交差的台阶（让他“收复”一座空城），党中央做出了极具政治智慧的决策——主动让出瓦窑堡。

然而，撤退的过程却异常惊险。1936年6月21日，就在中央机关准备有序撤离时，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高双成部骑兵营）突然偷袭了瓦窑堡。在炮火与夜色中，中央机关紧急突围西撤。

早在6月中旬，张学良通过秘密渠道给红军透了底后，党中央就派杨尚昆带先遣队提前来到了保安县（为了纪念刚牺牲的刘志丹将军，保安县于当月刚改名）。杨尚昆对县长刘景范交底：“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来这里驻扎，把这里定为首都。为了安全，先别向群众宣传。”

中央决定定都保安的消息传开后，虽然没大张旗鼓宣传，但全县老百姓却自发地行动起来，上演了一幕感人至深的“民心筑城”。

为了迎接中央机关，仅仅两天之内，这个贫瘠的小县城倾其所有：筹集了50多万斤粮食、200多头肥猪、1000多只羊、5000多斤鸡蛋和5万多斤羊毛！当时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更是直接把自己的办公窑洞腾了出来，搬到了偏远的夕阳沟。炮楼山下的30多孔石窑洞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全部留给中央领导居住和办公。

1936年7月3日，博古、王稼祥率领中央各机关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保安县城。原本空寂荒凉的小城，瞬间被骡马驮队、红军战士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填满，龙王庙、财神庙里都住满了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7月9日，时机成熟，党中央在《红色中华》报上正式发文，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定都志丹（保安）县城。党中央之所以选择这个偏僻小县城，是因为它位置适中，方便指挥陕北游击战争；同时更接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防区，便利于争取他们成为抗日友军；更是为了向外界表明，红军退出瓦窑堡，是为了依靠这个苏区中心，造成西北抗日的大局面。这次“搬家”，完美践行了毛主席“团结友军、保存实力”的战略思想。

二、窑洞里的惊天逆转（在保安的半年）

1936年7月到1937年1月，保安这个偏僻小县城，意外成为了中国命运的“指挥中枢”。这期间最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莫过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蒋介石被扣押，南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武力讨伐，内战一触即发。在保安简陋的窑洞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彻夜不眠，他们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是杀蒋报仇，还是放蒋抗日？最终，党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飞赴西安调停。

正是保安窑洞里的那几盏油灯，照亮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道路。与此同时，为了向世界揭开“红色中国”的面纱，毛主席在保安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专访，讲述了长征的艰辛和抗日的主张，轰动全球的《西行漫记》正是诞生于此。

三、走出深山，迎接大时代（从保安到延安）

1937年1月，随着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党中央决定从保安迁往延安。这次搬迁背后，有一个非常现实且紧迫的故事——交通。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原本计划从保安乘飞机去西安谈判。但当飞机飞临保安上空时，飞行员傻眼了：保安只是一个小县城，连个像样的机场都没有，飞机根本无法降落！周恩来只能先骑马赶到延安，再从延安机场飞赴西安。

这件事让毛主席和党中央深刻意识到：随着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需要一个交通更便利、物资更丰富、信息更通畅的大城市来指挥全国的抗战。

延安地处陕北腹地，扼守交通咽喉，是当之无愧的“陕北咽喉”。于是，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浩浩荡荡进驻延安。

从瓦窑堡的主动退让，到保安的运筹帷幄，再到延安的走向全国，这一路迁徙的脉络，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从艰难求生走向全国抗战舞台中央的生动写照。

进驻保安后的具体工作：

中央机关进驻保安后，原本空寂荒凉的小县城立刻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红色心脏”。为了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站稳脚跟，并指挥全国的抗日大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具体而务实的工作：

安家落户，自力更生

中央机关进驻后，全体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以及红军大学的师生们没有搞特殊化，而是全体总动员。

大家一齐动手打扫整修各自的住处，清除路上的杂草和砾石。炮楼山下、小石山下、寨子山下，只要有窑洞、有窨子的地方，甚至城里的龙王庙、文闯庙、老爷庙、财神庙，都住进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让这个荒废的县城瞬间充满了生机。

设立银行，保障供给

为了保障机关和群众的生活需求，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进驻当天（7月3日）就以博古（秦邦宪）的名义发出布告，责成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

7月5日，营业部在一家木石结构的商铺里正式开张，专门批发食盐、布匹等紧缺货物，供给各个合作社，稳定了当地的物资供应。

兴办教育，培养精英

党中央将教育视为革命的重中之重。在保安期间，不仅开办了大名鼎鼎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毛泽东亲自兼任政委，还在大杨树下为学员授课；

同时，中央党校也在6月份迁入保安办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仿吾等教育家带领学员们在露天空地席地而坐，甚至用树枝在地上划写教学，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军政指挥人才。

完善机构，局部执政

进驻保安后，党中央迅速恢复和完善了各项行政职能。中央军委、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及宣传部、财政部、卫生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内务部、司法部、国家银行、政治保卫局、工农检查司、印钞所、中央医院、抗日剧社等一大批党政军机构全部在此办公。

此外，还设立了鲁迅图书馆，并召开了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展现了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下治理国家、发展文化的初步能力。

严密保卫，构筑防线

面对复杂的敌情，保卫红色政权的安全成为中心任务。中央不仅在驻地周围布置了严密的五重警戒（包括群众步哨、流动侦察、隐藏检查等），还成立了西北政治保卫局，统筹保卫党和苏维埃领导的安全，确保在统战区域和苏区都能有效防范敌探破坏，为中央机关的指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屏障。

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日常工作，让保安这个陕北小县城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真正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指挥若定的“赤色首都”。

定都保安后的历史大事记：

1936年：

7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式进驻保安县城，开始在此办公与指挥。

7月9日：党中央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定都志丹（保安）。

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使苏维埃的土地政策更具广泛的人民性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对西北革命力量的领导。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明确提出国共进行谈判，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党的对蒋策略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和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萌芽。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3日-24日：中共中央在保安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代表赴西安调停。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向延安转移。

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城，开启了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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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婉玉 婉玉 寻真手札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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