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省府第一衙——保定直隶总督署（上）

拈花一笑

　　我来保定的主要目的是参观直隶总督署。不巧的是当日逢周一，网上及酒店前台均告知关闭。前台小伙建议可以先去古莲花池转转，我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午餐后从菊胡同出来，正对直隶总督署大门，见有人出入。遂前往，真的开放。我们运气太好了，居然受到如此友好的善待。

　　很远就见到了总督署门前广场上的高大旗杆。据说大旗杆‌是保定市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素有“保定府三宝”之一（大旗杆、莲花池、大慈阁）的美誉。

旗杆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或永乐年间，最初为木质旗杆，随朽坏随时更换，无固定高度定制 。

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衙署时，旗杆也相应整修，通刷红漆，高约18米，顶端悬挂写有“直隶总督部院”的旗帜 。

1920年代，直鲁豫巡阅使曹锟驻防保定，将木质旗杆拆除，改用进口钢筋水泥重建，高度增至33.6米，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的旗杆，象征其野心与权势 。

1971年9月，因被认为妨碍交通及“破四旧”等原因被拆毁。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原址复建。现存旗杆高约 ‌33.6米‌（十丈零五尺），曾被称为“全国古建旗杆之最”，比北京前门楼还高出六尺。

‌ 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常称直隶总督府）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裕华西路 301 号 。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

　　保定直隶总督府是中国保存完整的一所清代省级衙署。原建筑始建于元，明初为保定府衙，明永乐年间改做大宁都司署，清初又改作参将署。清雍正八年（1730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后正式建立总督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帝，可谓是清王朝历史的缩影。

　　站在大门口回望，又见到蓝天映衬下的大旗杆。

据说在清代，只有三品以上官员驻地衙署门前方可立旗杆，且直隶总督品级最高，故其旗杆最为高大，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

老保定民谣称“深不过列瓜石，高不过大旗杆”，它是保定古城的重要坐标和精神图腾 。

　　直隶总督署坐北朝南，为小式硬山建筑，具有典型的北方衙署建筑风格。其格局是严格按照清朝关于省级衙署的规制修建的，为前朝后寝的格局。

　　整座建筑群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组成部分，各路均为多进四合院格局，类似北京的故宫。中、东、西三路主次分明。

　　中路建筑为衙署主体部分，由五进四合院组成，各院正房均建筑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两侧配以左右耳房、厢房等。整体布局自南向北依次是大门、仪门院、公生明牌坊、大堂院、二堂院、官邸院、上房院，这些建筑均保存完好。

　　直隶总督署平面布局严谨，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建筑空间体量广阔，庭院规整迭进，等级界限明显。

　　直隶总督署共有直隶总督共74人99任次，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方观承等。清宣统三年（1911年），直隶总督废除。直隶总督署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

　　1988年1月13日，直隶总督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堂，又称“正堂” ，面阔五间,前有抱厦三间。该堂始建于明朝初年，于雍正八年(1730年)改为直隶总督署大堂。堂内装备肃穆，仪卫森严，是封建社会官衙权威的象征。这里是总督拜牌迎旨、举行隆重贺典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 该堂是按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为背景复原的。

堂前有抱厦三间，堂外有砖砌的13米见方的露台。

‌ 明柱悬抱柱联‌，含光绪与慈禧赐李鸿章70寿辰联。

　　以黑色油饰为基调的大堂布置的森严肃穆。大堂正中有屏风一座，屏风中间绘有丹顶鹤、海潮和初升的太阳，象征一品文职大员。屏风上悬挂的“烙恭首牧”匾，为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是雍正帝御赐直隶总督唐执玉的。

　　室内陈列的公案桌、浩封架、职衔牌、万民伞和车轿等物品，是总督的办公用品和出巡仪仗。

　　大堂不设座椅供访客落座，亦无内宅陈设，其布置严格遵循清代“拜牌迎旨、庆典大礼”用途，与二堂（接见、议事）、三堂（签押批文）功能明确区分。

前言

总督系一省或数省于一身，总揽辖区一切政务。直隶总督官职于清雍正年（1724）成为定制，历经八帝187年，共有74人，99任次，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到清代中晚期，直隶总督位列八大总督之首，对巩固清王朝统治、推进国家近代化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展览以直隶总督任职直隶期间的史实为主线，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四个方面展示直隶总督的重要功绩，展现这些封疆大吏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的精彩华章。

　　直隶作为京畿重地，其总督的职责与权力较之其他地方督抚更为重要，因此直隶督抚的人选多由皇帝亲选。

直隶总督署作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清代省级街署，伴随历任总督，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威丰、同治、光绪、宣统八帝，被视为清代历史的缩影。

直隶和直隶地区

直隶，本意为直接隶属，是中央对地方实行统辖的一种行政制度。在明清时期，通常以“官称”代替地名，“直隶”一词多指京师周边府、州、县等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实行双京制度，称顺天府(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北直隶，应天府(今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南直隶。清初北直隶改为直隶省，辖境依旧。

直隶沿革

直隶地处京，北连蒙古，西依太行，东接关外，南毗鲁豫。自顺治元年（1644)北直隶改称直隶省。辖境依旧。雍正、乾隆以后，逐渐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以南、辽宁省大凌河上、中游，西河上游以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奈受、库伦二旗等原旗部分设置州、县，划归直求省，辖境逐渐扩大。至光堵末年(1908)，直隶已成为拥有十二个府、七个直隶州、三个直隶厅、十七个散州、107个县的大省。

直隶总督的设立及其职责

据《清史稿·职官三》记载。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街，从一品，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咸丰三年(1853)兼管长芦盐政,同治九年(1870)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为集总督、巡抚，河道总督，盐政，通商大臣等职衔于一身的封疆大吏，是为疆臣领袖，八督之首。

总督关防

关防，取“关防严密”之意，是官印的一种。总督官品虽高，但并非清初额定的职官，故不用正规官员的方形印信，只用长方形的关防。

　　据《钦定大清会典实例》记载，直隶总督的关防为鎏银所制，长3.2寸，宽2寸，厚0.8寸；关防铃印分左右两栏（左边用满文，右边用汉文)，用大篆字体刻写“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 。此外，与普通官印不同，关防用紫红色水，俗称“紫花大印”。

总督职责

清代总督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还被赋予如屏卫京师、守护陵寝、皇帝出京沿途事务等多方面职责；同治九年(1870）后，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所办职事大大超出其辖区。

厘治军民

清代直隶地区大量庄屯人丁定居于此，为皇室、贵族、普通兵丁提供服务，畿辅地区不可避免地形成旗民杂居之势。八旗与州县、旗人与民人，两种制度、两个群体并存产生了两种生存模式，二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交织和渗透， 既有矛盾冲突又各自相安，使旗民杂居的直隶基层社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对于辖区内的旗民间的治安管理为直隶总督的要务之一。

综制文武

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作为最高行政官员，除行政管理上的文官外，辖区内绿营军、提督以及督标皆受其管辖节制。此外，直隶总督还需要担任文举及武举乡试的监临官。

察举官吏

清代规定，总督对辖区内道府以下之文官，副将以下之武官有监督权，除具有监察和单独参劾权外，每三年逢文官考绩（清代称大计）、每五年逢武官考绩（清代称军政）之时，总督应将各文武官员的政绩功过详细评定转达吏部或兵部核办。总督对上述文武官员，经启奏后即可任命，调转和降黜。

修饬封疆

北京城及近郊由八旗劲旅和巡捕营守卫，近京地区设畿辅八旗驻防。而畿辅其余地区，则设直隶总督节制的绿营官兵。全省最高绿营武官提督设于长城的古北口，直隶总督不仅节制该提督，而且统辖京师附近的绿营，总督军务是总督最重要的职责， 总督因此也有“督宪、制军、制台”等别称。

直隶总督署的变迁

清前期，由于直隶总督并非常设官衔，其办公驻地也随直隶督抚的设置而变迁。雍正二年（1724），直隶总督成为定制，驻保定府。雍正七年(1729）迁至今址。随着直隶总督职权扩大，为了便于处理洋务通商事宜。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修建行馆，冬令封河时还驻保定。

首设大名

自顺治五年（1648），设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府；顺治十八年（1661），设苗澄为首任直隶总督，首座直隶总督署也设于大名。

新址兴建

最初的直隶总督署因原建筑简陋，有失观瞻，雍正帝特命怡贤亲王允祥(1686-1730)传谕修建直隶督臣公署，并派钦天监监正明图和户部主事管志宁来保定仔细勘察，最后选定在参将署的基址上兴建总督署新址。雍正七年(1729)，协办直隶总督杨鲲上任不久，开始兴建督署；六月唐执玉(1669-1733)署理并继续修建工作，历时八月建成。雍正九年(1731)雍正为唐执玉赐“恪恭首牧”匾，唐撰文立碑以记此事。

　　清代历任直隶总督，多为栋梁之臣，他们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作为八督之首，直隶总督直言进谏，弹劾官吏；面对西方列强，直隶总督在抵抗侵略和自强运动等方面身先士卒，当仁不让；在清末，直隶总督也在改革浪潮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三习一弊”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帝登基，授孙嘉淦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乾隆帝初临国政，春秋方盛政务繁多。为防止即位之初的乾隆帝积习成弊，避免“君子退、小人进”，孙嘉淦遂上奏疏，专论君主“三习一弊”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和嘉纳。

孙嘉淦认为，风纪问题与当权者本人有着莫大关系，他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找出了深层次原因，这就是“三习”“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这些天性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喜小人厌君子” ，形成“一弊从而后患无穷。

首参和珅

嘉庆帝亲政后，便立即着手秘密调查和搜集和珅(1750-1799）的罪证。因和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大臣们早已不满。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皇帝诏谕各省督抚速将和珅罪行具奏，并要据实议罪时， 胡季堂早有准备，当即召集僚属将调查清楚的内容书写奏折，率先告发了和珅逾制等几大罪状。折上写道：和珅如在人类，何致丧尽天良罔知君父大义，乃煮国病民，贪渎放荡，真一无耻小人，种种悖逆不臣， 祸国病民，请凌迟处死。

护卫京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为抵御外敌，先后多位直隶总督皆积极投入大沽口防御修缮工作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讷尔经额(1784-1857)移驻天津筹防，在多个方面增加防御措施；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二犯天津，咸丰帝命瑞麟(1809-1874)驰赴杨村筹防；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为亟治海防，命瑞麟署直隶总督，随僧格林沁赴津修筑大沽炮台，同时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庆祺（1805-1860)接任后继续主持修建，甚至病故于任上。大沽口防御工事的逐步完善，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审理积案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在前往保定的途中，他一路留心考察直隶吏治，并上奏“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曾国藩格外重视官场风气，认为“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

对于直隶部分官员贪渎违纪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 “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并且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案件竟达12000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130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 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共结清旧案40195件。

洋务运动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掀起了殖民战争的狂潮。特别是英国在成功占领印度后，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和咸丰六年(1856)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侵略的步伐愈发加快，沙俄、法国、美国等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内外交困。虽然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但在清政府统治集团中，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诉等人在见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后，感受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 他们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制造了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此外，他们还开办了众多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也为北洋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配套工业必不可少。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洋务派也大力发起留学运动。

然而，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反对封建思想制度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清政府。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直隶谘政

二十世纪初，民族危机加深，国际形势激变，清政府对“立宪”的态度随之改变。受到中央决策影响，直隶总督袁世凯亦于直隶推行“新政”，在天津设“宪政研究所天津自治局” “自治研究所”为“立宪”做准备，由此直隶地区的政治改革走在了各省前列，直隶地区的立宪派也开始逐渐形成。

但由于清政府没有改变其专制体制，各地立宪派纷纷请愿，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下令各省设谘议局，又于次年(1908)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同年，直隶总督杨士骤(1860-1909)根据章程积极筹措开办经费在天津设立了直隶谘议局筹办处并展开工作，成为全国官方主动筹备咨议局的“模范”被其他一些省区所效法。宣统元年(1909），在直隶总督端方(1861-1911)的主持下直隶谘议局于天津正式成立。

　　谘议局虽然无法真正改变清政府的专制体制， 但为立宪派议论时政、指陈得失提供了合法场所。在后续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直隶谘议局、议员及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宣统二年（1910），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 (18701935)等人率领下 ， 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直隶谘议局和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使直隶成为当时全国立宪运动的中心之一， 在清末政治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司法改革

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与英、美、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中因有“中国法律完备、司法改良，允放弃治外法权之语”清政府着重对传统司法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司法独立为核心司法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明确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任命载泽(1868-1930)等14人为官制编纂大臣。

同年，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将司法、审判、监督分立。直隶成为清末改革浪潮中的急先锋，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大力推进了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各项新政。

　　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在保定设立直隶高等审判厅并开始动工建设，至宣统二年（1910）竣工，并于该年正式启用。审判厅南部设立检察厅，现已无存。直隶审判厅是中国从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开创了地方行政、司法权的分立，为近代法院鼻祖。直隶审判厅旧址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改革诉讼审判制度外，直隶总督袁世凯还向朝廷奏订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废除三法司制度，实行四级三审制，改变了过去司法与行政不分的状况，法部称之“调和新旧，最称允协遂向全国推广。

袁世凯还进一步上奏，积极进行司法法规的编订。当时草拟的法院组织法有《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等，诉讼法有《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刑事诉律草案》等但仅《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行，它也是清政府唯一公布的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

始办警政

管政的创办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重要政绩之一，他引进了西方的警察制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直隶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直隶的警政建设在当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广西、福建、上海、浙江等地的地方警政纷纷效仿。在清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谕令更求各省仿照直隶办警，到1912年清代灭亡，总共十年时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正规期1910-1912

宣统二年（1910） 直隶警务处正式裁撤，设立巡警道，巡警道的办公机构称直隶警务公所，为全省警务的执行机构，并兼管天津警务。巡警道设立后，直隶警政步正规化建设轨道。

二十世纪初，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推行巡管制度的同时，也率先提出在全国改革法律和司法制度。

　　从大堂右侧的小门可以到后院的二堂。

　　穿堂院北面影壁上有直隶总督方观承《御题棉花图》的石刻。非常精美。左下角有乾隆印章。

　　出小门是连廊

　　二堂面阔五间，均为布瓦顶小式硬山建筑，该堂是总督接见外地官员，与官员议事的地方，也是每逢“衙门期”（逢五排十)总督复审案件的地方。二堂内东侧室是议事厅，是总督上堂前与幕僚议事、更衣或休息的场所。二堂内西侧室是启事厅，是署内幕僚和书吏为总督办案时查找或整理案卷的场所，也是为总督处理公务代笔行文的地方。”

　　西厢房

　　东厢房

　　二堂又称“退思堂”“思补堂”。立堂呈四合院形制，布局严谨，四周庞廊贯通。托凛、廊檐、门嵋一手江南做法，雕刻精细。其木结构还留有宋、元风格。

二堂门前挂有一幅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题写的楹联：“‌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旨在规劝同僚下属救拔百姓于水火之中 。‌‌

　　二堂面阔五间，采用“一明两暗”的布局，四周廊庑贯通，具有典型的北方衙署建筑风格，同时托檩、廊檐等处保留了精细的江南雕刻工艺 。

　　堂内悬有“政肃风清”匾额，象征一品武职大员。

正中摆放一面木雕三扇座屏。中间雕有一只‌麒麟‌，两侧雕有‌团鹤‌各一只。麒麟象征武官一品，丹顶鹤象征文官一品，以此体现直隶总督作为全省最高军政长官，“文武兼辖”的身份地位。

　　二堂布置遵循“前衙后寝”中“前衙”部分的庄重与实用。

　　二堂官位两侧的墙壁上悬挂有两块重要的铭文牌。

‌ 左侧铭牌‌：内容为清代名臣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包括“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等句，强调官员的日常操守 。

‌ 右侧铭牌‌：内容为明代山东巡抚年富的‌《官箴》‌，即“‌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强调公正与廉洁的重要性 。‌‌

　　直隶作为拱卫京畿的军事防御重地，自清代以来，便有重兵驻守，由直隶总督负责全省军务，保卫京师的安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八旗和绿营军队屡战屡败，直隶原有的军事建制亟需革新。历任直隶总督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晚清军事近代化进程，甚至对民国及其后的军事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隶军事概况

清代直隶地区驻兵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两种，其中八旗军作为清政府的“亲卫军”，兵额较为固定，其职责主要为保障皇室安危，驻守京师、直隶地区重镇及主要隘口；绿营军作为地方武装力量分散全省各地，兵额随战事时有增减，受直隶总督节制。

八旗驻防

八旗在清政府建立政权、巩固统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直隶地区乃京师所在之地，因此，清初在对全国驻防兵力进行部署之时，直隶地区的驻防最先建立并且设置最为密集。曾国藩曾言：“八旗劲旅，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

绿营驻防

清代绿营在统辖体制上的基本理念是以总兵以上绿营统辖官为中心，形成独立的专辖防守区。

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据《清史稿》载，直隶一省的绿营兵额是：康熙年间30700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39420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41335人，同治、光绪年间为42810人。

总督治军

直隶总督除直接统辖的绿营军队“督标”外虽无调兵权，但对军队的治理与训练责无旁贷。清前期，直隶总督在绿营治军方面以传统技击为主；中后期，在直隶地区着手建立练军；甲午战后，直隶又出现了新建陆军，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绿营裁改

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李卫奏请设督标前后二营；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根据实际需要，他对易州、张家口、龙门等直隶十一处官兵按裁、改、添、移四种办法实施共十四条裁改措施，这也是李卫督直期间对绿营兵的最大一次裁改。

乾隆四年(1739)三月，皇帝训谕直隶营伍事宜时说：“向来李卫为总督时，留心武备直隶地方，营汛塘铺，颇皆整饬”。

绘图练兵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讷尔经(1784-1857)出任直隶总督，在任期间，他非常重视军技训练，总结在湖广的练兵经验并结合直隶实际，绘制了《兵技指掌图说》，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完成，使得直隶绿营军整体作战水平得以提升。《清实录道光朝实录》中记载：“癸卯，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校阅省标营伍情形，得旨答‘当精益求精，不可因有长进，稍形疏懈‘”。

直隶练军 创建 练军

晚清八旗、绿营军腐败无能，弊病丛生，不能有效保卫京畿安全。同治二年（1863)春，清政府调原两广总督刘长佑为直隶总督。不久，刘长佑奉命拟订了《畿辅练兵营规》十五章，创立练军，奠定了各省练军发展的基础。

整顿 练军

同治七年(1868)九月曾国藩(1811-1872)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次年三月到保定履任后， 总结了刘长佑练兵的经验教训，着手整顿练军。

改进 练军

同治九年(1870)八月，清政府命李鸿章(1823-1901）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督直后在陆军军事上的重要建树之一就是接办扩充练军并拓展防区，将天津洋枪队编入练军。至光绪十一年(1885)，练军人数总计2 万余人，居各省之冠。同时，他极力购买及制造洋枪洋炮，令各军操练西式阵法，并改编天津练军，专设炮兵营，使练军增添了炮兵兵种。自此，直隶练军成为全国练军的楷模。

1894年8月2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报道称，“除直隶省之外，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只有在李鸿章管辖的省份，才有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经过现代化训练和武装的军队。

新建 陆军

新建陆军又称北洋新军或新军，为中国清末至民初之国防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在直隶练军的基础上训练新军。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加以操练，并定名“新建陆军”。新军的建成，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也为袁世凯奠定了作为北洋军阀领袖的基础。

军官培养 北洋 武备学堂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在天津奏设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首开了近代陆军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冯国璋、曹银、阎相文、蒋雁行等众多军事将领。力求用最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培养新型陆军军官。该学堂的学规章程，奠定了晚清陆军学堂内部制度的基础。

北洋 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随着直隶地区军队的近代化，旧有的军事教育难以适应人才需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总督袁世凯引进日本和德国先进军事科技和教育体制，在保定创办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后称陆军速成学堂、 陆军军官学堂、 陆军预备大学堂等，其教学规范与学堂规模堪称北洋军事学堂之最，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正规化教育的先河。 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先后培养了孙岳、商震、周思诚、蔡玉标、李如章、李凤楼、孙传芳等叱咤一时的军事将领。

　　清前中期，直隶总督主要负责率领绿营军守卫京师；清末，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们率领练军及北洋军奋勇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线上涌现出一一个又一个民族英雄，无数军民英勇牺牲，表现出决不投降的大无畏精神。

保障京畿

清代直隶总督全衔中的““提督军务”拥有节制、监督、考核等多重意义。作为京畿重地的第一要员，直隶总督统兵除了维护地方安危外，还担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故清代历朝皇帝对此十分重视。嘉庆十六年(1811），皇帝巡视保定，曾在赐直隶总督温承惠诗中写道“三辅资为政，屏藩卫帝京”。

隆宗门之变

嘉庆十八年(1813)，适逢嘉庆帝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之际，以林清为首的直隶天理教徒手持武器，与宫内信奉天理教的太监张太、刘德才等人里应外合，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到达隆宗门前，直奔养心殿。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绵宁（即道光帝)抄起鸟枪带着自己的五弟（即惇亲王）爬上房顶，击杀了两名教徒， 随后官军抓住剩余教徒，一场震惊朝野的事变得以平息。

嘉庆帝回京后，得知天理教在直隶传教竟达八年之久，而身为直隶总督的温承惠(1755-1832)未能事先缉捕，此后在带兵赴河南期间又以兵力未厚不便进兵”为辞，贻误战机，嘉庆帝遂下旨革去总督之职。

绘像紫光阁

隆宗门之变后，河南滑县天理教徒声势仍大，且蔓延到山东、直隶等处。清政府派造身为陕甘总督的那彦成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各路清军 镇压起义。那彦成到任后审时度势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调遣兵力、整饬军纪、分化起事者等等。仅历时十个月，便全力镇压了此次起义，被朝廷赏加太子太保衔，封三等子爵，并赐双眼花翎、紫禁城骑马等荣誉那彦成也因此当上了直隶总督。道光八年(1828）八月，光下谕为平定新疆张格尔回民起义的功臣在紫光阁画像，特意指出那彦成也在其列，但居这次画像功臣的最后一位。道光十年(1830) 那彦成将紫光阁像赞刻制成碑。

兵败临洺关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挥师北上，进军河南、 山西等地。五月，清政府接报后，速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1784-1857)率军布防大名府，节制黄河南北驻军，以阻止太平军北上。

讷尔经额看到起义军进入山西，谎称击败太平军，得赐双眼花翎，赏黄马褂。为兼顾直隶防务，皇帝调讷尔经额率军万余从河南回防直隶，驻临洺关。就在讷尔经额回防途中，太平军从山西潞城经太行山东小道由武安直插直隶境内，突袭只有少量兵勇驻扎的临洺关。讷尔经额闻报后急调千人前往堵截，在距临洺关不远处与太平军遭遇。清军仓皇应战，大败，讷尔经额也狼狈地逃回直隶永年县，连总督关防都被太平军缴获。

抵抗外侮

自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直隶地区在军事防御的对象由内向外，逐渐转为抵抗外侮。多位直隶总督及优秀将领为保护国土，在抗击列强的战役中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道光二十一年（1841)，讷尔经额实投直隶总督。此时，英国兵船紧逼素皇岛，清政府命讷尔经额移驻天津筹防，防范敌人登陆。经巡查，讷尔经额发现大半炮膛锈损，多不堪用。于是一面令专人负责铸造，一面从内地运赴大沽添设。讷尔经额还认为，北岸炮台距海口太远，尚不能有效地打击来犯之敌，于是奏请道光帝批准，在北岸临近海口处增建炮台一座，同时在南岸增建炮台两座。在讷尔经额的经营下，当时大沽口两岸共有大炮台5座，并有土炮台12座，炮台式要塞初步形成。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不满足既得利益，伙同法国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5.20),第一次大沽口战役打响。由于咸丰帝下达了“不得先行开炮”的命令，所以清军在英法联军开炮之后才进行反击，贻误了战机。仅仅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海军陆战队就强行登陆成功。谭廷襄等人仓皇逃走，守军士气低落，大沽口炮台随即失守。

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清政府派瑞麟（？1874)署直隶总督，协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1811-1865)对大沽口炮台进行全面整修，庆祺(1805-1860)接任后继续主持修建，至咸丰八年(1858)底完工。至此大沽口共有炮台6座，南岸设3座，北岸设2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另一处炮台建在北岸一个叫石头缝的地方，称“石头缝炮台” 。此外，增设大沽口拦江铁链三根，配置铁戗，连成巨筏，置于海面拦阻敌舰。

　　咸丰九年(1859)恒福(？-1862)擢升直隶总督协同僧格林沁办理防务。英、法、美三国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换约， 率舰队到大沽口外向清政府施压。五月二十五日（6.25）联军炮轰大沽口炮台。开战之时， 恒福正在新河， “闻炮声，即督带马步各队，于枪炮如雨之驰入营盘，与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奋击。 守台官兵奋力鏖战，恒福、僧格林沁亲临战中，终大获全胜。

此次战役共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俘房2艘， 捷伤英军426人， 俘虏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华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受重伤。清军仅32人伤亡，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壮烈殉国，大沽口炮台轻微损伤。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民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史称“第二次大沽口战役”。

廊坊大捷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美、德、日、意、奥、俄等国纷纷调兵至天津租界，以“救援北京使馆“为借口，在天津迅速组成了一支2066 人的联军，密谋沿京津铁路，途经廊坊进攻北京。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1844-1900)命聂士成率配备重机枪的武卫军前往守卫天津杨村一带。八国联军刚至天津杨村与廊坊落垡镇间的铁路桥，便被聂军和义和团包围。由于联军只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一经交战，联军便处于劣势，只能撤退，中途又遭义和团和清军董福祥部袭击，联军 1000多人被包围，激战两个多小时，联军死 62人，伤332人。只得在援军配合下，狼狈选回天津。

英勇将领

罗荣光(1833-1900)

天津总兵罗荣光，镇守京津门户之大沽口炮台长达24年，被誉为“天下第一海防”。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罗荣光以67岁高龄率领三千兵勇，身先士卒，誓死保卫大沽口炮台。后因兵力悬殊，弹尽援绝，壮烈殉国。

聂士成1836-1900

直隶提督聂士成作为直隶一省绿营最高军事长官，先后参与剿捻、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战功卓著。光绪二十六年（1900)1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抵抗八国联军侵略，他与侵略军浴血奋战，身中数弹、仍裹伤指挥杀敌， 七月初，聂士成在城西八里台中炮阵亡。

马玉昆

直隶提督马玉昆，曾在甲午战争中血战平壤、抵抗日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聂士成阵亡后由马玉昆接任直隶提督。八月，两万余侵略军沿运河北犯，马玉昆率武卫左军三千余人，在天津、北仓一带英勇抗击。光绪三十四年(1908) 在住所去世。

廷雍(1853-190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廷雍被委任为护理直隶总督。八月二十三日（10.16），英、法、德、意四国军队进占保定。在此期间，联军欲以四国国旗取代清政府龙旗，廷雍力争，坚持不摘清龙旗。此外，还试图约束联军在城内的行动，以减少保定遭受侵略带来的损失。九月初一(10.23)夜，廷雍等清朝官员被联军以纵容资助义和团的罪名抓捕，十五天后廷雍被杀害。

2026.5.18 拍摄于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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