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罪己诏”和康熙立“神功圣德碑”

狮山

　　顺治“罪己诏”和康熙为其翻案立“神功圣德碑”，这件事绝非简单的父子情深或拨乱反正，而是从否定顺治的“汉化”探索，到康熙最终确立“满汉合一“的正确方针，其实质是清朝初期一场决定国家命运走向的政治路线之争。

一、顺治的“罪己诏”，临终前的自我反省

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24岁的顺治因天花病逝。临终前发出的遗诏却出人意料，以“渐习汉俗”为核心，给自己罗列了十四条罪狀。涉及面很广，主要包括：

＊政治路线罪～自认“渐习汉俗”，背离了满族淳朴旧制。

*用人政策罪～承认自己疏远满臣，重用“汉官”，甚至让汉官掌管部院印信。

*个人品行罪～对母亲孝庄太后未能尽孝，深居宫中，贪图安逸。

＊个人情感罪～为董鄂妃举办丧事过于铺张，“过于优厚”，超越了礼制。

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袞病逝，顺治帝开始亲政，通过整顿吏治，剝夺大臣权势，重用汉官，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同时实施武举殿试，制订军事条例，确立“以汉治汉”的统治模式，重用汉官洪承畴、陈名夏等一大批汉官。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引发了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的不满。为此，顺治遗诏的真实性历来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确实是顺治帝本人的忏悔，但也有不少史学家（如孟森先生）推测，遗诏很可能被孝庒太后和辅臣修改过，目的是借顺治之口，纠正他生前的“汉化”政策，回归“满洲旧制”。

顺治“罪己诏”一出，清朝进入“四辅臣”时期（康熙登位时虚岁8岁，由四大臣辅政），政策导向急转直下，满洲保守势力全面抬头，在短短三个月内，连续发生矛头指向汉官士绅的“奏销案”“哭庙案”“明史案”等一系列惨案，沉重打击汉官士绅，以达到他们恢复满洲归制，巩固清廷政权的目的。

附：惨案梗概

＊奏销案～江南奏销案是“四辅臣”时期一起大规模政治打击事件。清廷以追缴拖欠赋税为名，对苏州、松江等地的官绅进行严厉清算，共有1.3万多人被革除功名或降职。江南是“鱼米之乡”和税赋重地，明末以来，当地官绅豪强憑借权势，长期拖欠赋税，积欠数额巨大。顺治十六年（1659）江南巡抚朱国治，为迎合朝廷，撇清自己催粮不力的责任，采取详细造册上报欠粮者名单。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下旨，对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溧阳县的欠粮官绅进行无差别打击，不问欠粮多少、官位高低，总计13517人被革去功名，254名衙役治罪。其中探花叶方霭，仅欠一厘银子（约合铜钱一文）就被革职，“探花不值一文钱”成为当时士林的一大惨剧。著名诗人吴伟业、权臣徐乾学等一大批江南精英均被牽连，除了革除功名，清廷还下令“十年并征”，导致许多家庭破产，此举极大震慑了江南官绅阶层。

＊哭庙案～是“奏销案”的序幕，此案发生在苏州地区，哭庙原是苏州士子以集体哭诉、递交请愿书、监督地方官场的传统习俗。但这次哭庙碰上清廷严酷打压汉族官绅的不利时机，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驾崩的哀诏刚抵苏州，以金圣叹、倪用宾为首的百余士子，借哭灵之机，手持金圣叹所写《哭庙文》 去孔庙向江苏巡抚朱国治，哭诉吴县县令任维初自盗漕粮三千余石的贪污罪行，吴国治不但不处理任维初，反而把请愿定性为“动摇人心倡乱，惊动先帝之灵”的谋逆大罪，不论首从立即处斩，最后金圣叹等百余士子全部处死于南京三山街。据《辛丑纪闻》載：行刑时“砲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斃死法场之土，惟血醒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场面极为惨烈。

＊明史案～是清初牽连甚广、手段残酷的一桩文字狱。它不仅是一场对私人修史的残酷清算，更是四辅臣时期震慑江南文人、确立清廷权威、巩固清廷政权，刻意制造的惨案。

明史案缘起盲儿著书，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因双目失明，为实现盲儿著书梦，花重金购得了明朝内阁首辅朱国祯未完成的《皇明史概》稿本，聘请吴炎、潘柽章等多名江南名士，对原稿进行增删，最终定稿名为《明史辑略》。因书中多处触犯清廷忌讳，如书中始终尊奉明朝年号、直乎努尔哈赤为“奴酋”、称清军为“建夷”、將降清明將孔有德等称为“叛將”等等。此书由其父庄允城刊印出版，出版后引发了一系列敲诈勒索，其中吴之荣敲诈被拒，状告清廷，酿成大禍。清廷对此案定性为“指斥昭代”（即诽谤本朝）并采取再严厉镇压手段，结果庄廷鑨父子被开棺戳尸，所有为该书作序、校阅、印刷、购买甚至藏有该书的人 ，几乎无一幸免。其中70余人被处斩，18人被施以最残酷的凌迟之刑，庄、朱两家亲属及涉案人员妻儿等数万人流放黑龙江为奴，地方巡抚、知府至学宫，众多初审时受賄包庇庄家官员，被处死或革职流放。

这一真实事件后来被著名小说作家金庸改编写进了武侠小说《鹿鼎记》的开篇。

二、康熙的翻案，將“罪状”转为功勋

顺治去世七年后，即康熙七年（1668）康熙皇帝为父亲陵寝立了一块《神功圣德碑》，在这篇碑文中，康熙几乎逐条“纠正”了顺治当年的自责罪 并把罪状辩护为“功勋”。主要内容如下：渐习汉俗、更改旧制，是学习先进文化，治理天下必要之举，这正是英明所在；疏远满臣，重用汉官，这是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只有这样方能安邦定国；未能尽孝，侍奉母后不周，这纯属过谦，事实是至孝，对母后尊教有加，是天下孝道典范；厚待董鄂妃，丧葬逾度，这恰恰说明皇帝至情至性，是重情重义的表现；等等。总之，康熙的碑文將顺治遗诏中自我否定的话都转化成对其方向路线、文治武功、个人品德的最高赞美。这等于从官方层面，为顺治的形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平反”，全面扭转了公众对顺治的品德和施政理念的评价。

三、康熙为顺治立“神功圣德碑”传递什么政治信号？

康熙皇帝为顺治帝树立“神功圣德碑”，是传递经过精心设计、意涵丰富、巧妙地服务于清初巩固政权，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政治信号。

首先，宣告“子承父志”和“继承大统”～这是最直接的信号。立碑者通常是继承皇帝，此举公开表明康熙帝是顺治帝合法、正统的继承人。康熙帝亲自撰写长达1700多字的碑文，历数顺治帝入主中原、安定天下的功绩，宣告自己將遵循父亲制定的治国方略和基本国策，稳定天下，实现政权平稳过渡。

其次，定义“开国之功”，稳定统治根基～顺治帝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六岁登基，实际决策多出自摄政王多尔衮。康熙仍为其定调“神功圣德”，实际上是將顺治帝塑造为清朝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开国之君”，并强调其定鼎燕京、扫平群雄、统一华夏的不世之功。这为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原提供了最核心的合法依据。

第三、调和满汉，塑造“仁君”形象～康熙帝在碑文中突出顺治帝奉行“仁政”，如爱民如子，免除明未“三响”等奇捐杂税；顺治帝勤于读书，精通历史，尊孔崇儒，亲自祭祀孔子；特别还提及下令保护明朝皇陵，并对殉国的明朝官员予以褒奖等等。这些内容是为了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的好感，证明清朝统治并非“夷狄”入侵者，而是上承天命的“仁君”，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和继承人。

第四、承袭并革新礼制，奠定王朝规则～为帝王陵寝立“神功圣德碑”的做法，直接模仿明朝，特别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显示清朝是接续明朝的合法政权，而非外来破坏者。康熙帝在模仿的同时还有所创新，“神功圣德碑”用以强调顺治开创之功外，还保留了“神功圣德”之名，后世清朝皇帝的陵寝（从康熙自己的景陵开始）立碑，都称“神功圣德碑”，也恰恰反衬出他赋于其父的历史定位。

总而言之，顺治帝的“神功圣德碑”是年幼的康熙皇帝为稳定初建的满清帝国而投下的一枚重要棋子。它以庄严的礼制建筑和官方敘事，一举完成宣告正统、定义基业、争取民心、规范制度等多重政治任务，为清初政权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