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博馆藏 奇珍异彩

山人

‌有个想法很久了，到云南省博物馆欣赏一下那里极具民族特色的展品，今日终于有机会成行，一早就赶了过去。

云博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位于昆明广福路。眼前的新馆外观是红铜色的“一颗印”，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是2015年开放的。 馆藏文物 23 万余件（套），珍贵文物 1.4 万多件，是了解云南历史文化的首选之地 。‌‌

整个展区分六大基本陈列《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南中称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云南》、《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在这里无数奇珍异宝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流连忘返。

《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古滇国青铜器的特殊韵味非常难得一见。

古滇国青铜器以‌写实风格‌和‌独特器型‌闻名，生动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被誉为“铜照片”。‌‌主要特点包括：造型生动，多采用动物形象；工艺精湛，运用铸塑、焊接、鎏金等技术；功能多样，既有实用器也有祭祀用器；文化内涵丰富，反映'万物有灵'信仰；社会意义重大，是权贵地位的象征。

战国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设计堪称古滇国的“黑科技”，集力学、美学与哲学于一身。

器身以一头壮硕的大牛为主体，背部自然下凹形成案面，四足作为器足，是案几的核心支撑。大牛尾部铸有一只猛虎，它前爪抓住牛臀、后爪蹬地，张口咬着牛尾。这一设计不仅让器物在力学上实现了完美平衡，也充满了张力。大牛腹下还立着一头小牛犊，象征着新生与传承。猛虎代表死亡与力量，大牛代表牺牲，小牛代表延续，三者共同构成了古滇人对生命循环的理解。

它与中国旅游标志的甘肃“马踏飞燕”齐名，被誉为“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是中国古代南北文明的象征之一。

西汉·五牛青铜枕，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原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枕身两端上翘，各铸有一头立牛，牛在古滇文化中是财富与农耕的象征。

枕侧背面浮雕三组“虎噬牛”图像，生动展现了猛虎扑咬犍牛的瞬间，体现了古滇人对自然力量与征服的表达。枕面装饰双旋纹等几何纹样，是滇国青铜器的典型装饰风格。

西汉三支俑铜灯，是汉代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铜灯主体为跪坐裸身男俑，头顶与双手各托一灯盘，整体呈“十”字形，上部如“山”字。俑身采用线刻工艺刻画头箍、腰带、毛发等细节，线条简洁有力，展现了滇系青铜錾刻技术的精湛。灯盘正中设烛钎用于插置灯芯。铜灯采用模块化铸造：由头部、躯干、两臂四部分分铸组装而成，手臂和头部可拆卸，拼缝整齐，是汉代模块化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体现。

战国·四牛铜线盒，是古滇国的代表性青铜器。器身模仿竹编或草编容器的造型，子母口扣合，底部有三足支撑；器盖为圆台形，表面装饰有蛇纹、竹节纹等古滇国特色纹样。器盖上铸有四头立牛，中央的牛体型最大、昂首挺立，周围的三头小牛环绕而立，姿态各异，造型写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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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立牛铜伞盖，是古滇国车马仪仗用的青铜器。伞盖呈覆锅状，伞面布满细密的平行线纹，边缘装饰网格纹，既模仿了织物伞面的质感，又体现了青铜铸造的精细工艺。伞顶中央铸有一头写实风格的立牛，牛角弯曲，肌肉线条清晰，是典型的古滇国牛纹设计，也延续了你之前了解的“牛为财富与力量象征”的文化主题。

西汉·石寨山型四蛙饰铜鼓，是古滇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鼓面中心饰有太阳纹，周围环绕多层几何纹，鼓面边缘铸有四只立体蹲蛙，呈顺时针排列，造型写实生动。 鼓胸、鼓腰、鼓足三段分明，两侧铸有对称的扁耳，鼓身布满云雷纹、羽人纹等装饰，工艺精湛。是古滇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代表，也是当时贵族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西汉·滇王铜编钟，是国家一级文物，属于珍贵文物中等级最高的类别。钟体呈椭圆形，上宽下窄，顶部设半环形绳纹钮，便于悬挂演奏；钟口平齐，整体造型规整。钟体两面各铸有4条蜿蜒对称的龙形纹饰，线条流畅，龙身细节清晰，是古滇国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 钟唇处还饰有蛇纹、方格纹与云纹，纹饰华丽繁复，兼具装饰性与文化寓意。

战国·祥云大波那铜钟，是古滇西地区（洱海区域）青铜时代的代表性器物， 整体呈扁圆的钟形，顶部有绳纹钮，钟身布满六边形框内的螺旋云纹，底部饰一周卷云纹，纹饰规整对称。 钟身的螺旋云纹“雷纹”是古滇西地区常见的装饰母题，象征着对天地、自然的崇拜，也带有祈福、辟邪的寓意。

东汉·孔雀盖提梁铜壶，是古滇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青铜器。器身为典型的汉式铜壶造型，直口、束颈、鼓腹、圈足，肩部和腹部装饰有宽带纹，是中原青铜礼器的常见形制。 盖顶立有一只开屏的孔雀，造型生动写实，是古滇文化的标志性元素（孔雀在滇文化中象征吉祥、丰饶）。肩部两侧对称设环，连接由链条和龙形构件组成的提梁，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孔雀作为滇文化的象征，龙形提梁则带有中原文化的印记，体现了“汉风滇韵”的独特美学。

战国·立牛盖铜尊（也叫立牛豆形盖铜尊），盖钮为一头写实风格的立牛，造型简练，四肢稳稳立于盖顶，是典型的古滇国牛纹设计。盖身呈豆形（类似高脚盘），器身装饰有古滇国特色的几何纹、云纹，与牛纹形成呼应。是古代滇国贵族的盛酒礼器的盖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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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古滇国青铜牧牛器盖，采用写实的立体群雕工艺，将牧人与牛的神态、动作刻画得质朴生动，是古滇国青铜器“以场景叙事”的典型体现。器盖呈圆锥形，顶部端坐一位牧人，一手扶杖，一手抱膝，姿态闲适。周围环绕三头牛，两头站立、一头卧着，生动还原了古滇国牧牛的日常场景。牛在古滇国文化中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这类牧牛题材也反映了当时滇国发达的畜牧经济。

战国·立牛曲管铜葫芦笙，是古滇国极具代表性的青铜乐器。器物整体模仿葫芦的形态，曲管部分为吹口，近顶端立铸一头圆雕小牛；球形的笙斗上开有多个孔洞，用于插入竹制笙管（笙管已朽坏，仅残留痕迹）。用于古滇国贵族祭祀、宴乐的吹奏乐器，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古滇国铜葫芦笙（也叫曲管铜葫芦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吹奏乐器，也是古滇国青铜乐器的代表之一。铜笙模仿葫芦的形态，曲管部分为吹口，球形的笙斗上开有多个孔洞，用于插入竹制笙管（笙管已朽坏）。这种设计既还原了天然葫芦笙的形态，又通过青铜材质实现了更好的保存性。

西汉四人乐舞铜俑，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之一。四俑一字排开，呈现边奏边舞的生动场景。其中一人怀抱葫芦笙吹奏，另外三人翩翩起舞，动作舒展轻盈，仿佛能感受到两千年前的乐舞韵律。俑人均头梳银锭式发髻，耳佩圆形耳环，双腕戴镯；右肩斜挎佩剑宽带，侧腰系短剑，腹部佩圆形扣饰，身披兽皮服饰，衣摆长及地，跣足（赤足），是典型的古滇国贵族乐舞形象。

西汉古滇国青铜牛，是古滇国青铜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动物造型器物。这头青铜牛以写实手法塑造，肌肉线条饱满，牛角向上弯曲呈弧形，整体姿态沉稳有力，是古滇国典型的“瘤牛”形象。

西汉·持伞男铜俑，是古滇国青铜人像的代表性器物。铜俑呈跪坐姿态，双手合抱中空的伞柄（伞盖已佚），是为贵族持伞的男性侍从形象。他梳椎髻，身着交领长袍，腰带上饰有圆形太阳纹图案，面部刻画写实，眉眼、口鼻清晰，表情恭敬。

西汉·持伞女铜俑，是古滇国青铜人像的代表性器物，铜俑呈跪坐姿态，双手合抱中空的伞柄（伞盖已佚），是为贵族持伞的侍女形象。她梳中分发型，佩戴圆形大耳环，身着交领宽袖长袍，手腕戴有臂钏，衣着细节与配饰都体现了古滇国的服饰文化。

在古滇国青铜器展示中，最震撼的是青铜贮贝器，它是古滇国滇青铜文化的独有青铜重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代表了该地区青铜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贮贝器盖面的雕塑群像堪称 “青铜史书”，既包含滇人社会生活场景，也融入外来元素。

战国-西汉·立牛双虎耳铜贮贝器，是古滇国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器身为束腰圆筒形，两侧铸有向上攀爬的猛虎作为器耳，底部设三足支撑，是典型的滇式贮贝器造型。 器盖顶端立有一头昂首的公牛，是整件器物的视觉焦点。

战国·五牛铜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器盖呈圆盘状，上面铸有五头立牛，姿态各异，或昂首、或低头，生动写实，是整件器物的视觉焦点。器身为束腰圆筒形，两侧铸有向上攀爬的猛虎作为器耳，底部设三足支撑，是典型的滇式贮贝器造型。

战国（一说西汉）七牛铜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器身为锥形腹、三短足的容器，器盖呈锥形，顶端有开孔。器盖边缘铸有七头立牛，姿态各异、肌肉饱满，是古滇国青铜雕塑的经典之作。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器盖立体群雕：还原一场活人祭祀器盖直径约30厘米的圆面上，用失蜡法铸造了52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完整还原了古滇国的“杀人祭柱”仪式场景：中心立一铜柱，柱上盘绕两条蛇，顶端立一虎，底座横卧鳄鱼，是古滇国的神权象征。一侧是乘肩舆（轿子）的主祭贵族女性，周围有侍从、巫师、乐手等各司其职。另一侧是被捆绑的奴隶，即将被作为祭品献祭，人物的姿态和表情都刻画得极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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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战争场面铜贮贝器盖，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巅峰作品之一。这件器盖以立体群雕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一场滇国与昆明族的战争场景，是目前发现的古滇国青铜器中最具叙事性的战争题材作品。中央的骑士通体鎏金，戴盔贯甲，手持兵器，战马颈下挂着斩获的敌人首级，是战场上的核心人物，代表滇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盖面铸有13个形态各异的人物，有的挥矛砍杀，有的持盾防御，有的倒地挣扎，甚至还有被砍下的头颅和丢弃的兵器，把古滇国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刻画得淋漓尽致。

西汉·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代表作之一，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器盖用失蜡法铸造了22个人物、5匹马，完整还原了一场滇国与异族的战争场景：中央的骑士为主将，披甲执矛，处于战斗的核心位置。周围步兵或挥矛、或执盾、或拉弓，还有倒地的尸体、被擒的俘虏，战斗细节刻画得极为生动。这是目前发现的古滇国青铜器中，最完整的战争题材场景，是研究滇国军事装备、战术和社会冲突的“活化石”。

西汉·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器盖中央是通体鎏金的骑士，头梳椎髻、身着华服、腰佩长剑，跨坐于昂首翘尾的战马上，尽显贵族威仪；外围是四头膘肥体壮的公牛，呈逆时针绕中心奔跑，牛角弯曲、肌肉饱满，象征着财富与丰饶。骑士与牛的组合，寓意墓主同时掌握着权力与财富。

器身为束腰圆筒形，腰部两侧对称铸造攀爬猛虎，细节逼真；底部带三虎爪形足，造型威严庄重。它采用了分铸、焊接、鎏金等多种复杂工艺，是古滇国青铜铸造技术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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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虎牛搏斗场面铜贮贝器（也常称动物搏斗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

器盖直径23厘米的圆盘上，铸有一个充满张力的搏斗场景：一头猛虎被两头公牛前后夹击，其中一头牛的牛角已经刺穿了老虎的后腿，老虎张嘴嘶吼、奋力挣扎，肌肉紧绷的姿态极具动感。

器盖中央立着一棵树，树枝上的两只猴子因搏斗而惊恐不安，仿佛下一秒就要逃窜，为紧张的场景增添了戏剧氛围。器身为束腰圆筒形，两侧铸有攀爬的猛虎作为器耳，底部设三足支撑，是典型的滇式贮贝器造型。

古滇国的装饰品——扣饰，也是其青铜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匠人们以虎、狼、豹、牛、猪、鹿等动物的兽斗为题材，创作出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扣饰。这些扣饰四周没有边框的限制，生动地刻画了多种动物兽斗的场面，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西汉牛头铜扣饰，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主体为一巨大的牛头，牛角向两侧弯曲延伸，角上各伏有一头小牛，牛耳两侧各盘绕着一条蛇，整体造型充满张力与神秘感。牛头铜扣饰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古滇国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

西汉三水鸟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工艺的经典之作。 整体采用镂空透雕工艺铸造，主体为三只姿态各异的水鸟，中间一只展翅昂首，两侧的水鸟曲颈回望，三足立于相互交缠的蛇身上。水鸟象征着对水泽资源的依赖与崇拜，而蛇则是滇人信仰中连接天地的神物，二者的结合也体现了滇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西汉鎏金铜鸳鸯（席镇），是古滇国贵族的实用与装饰结合的精品。造型整体为卧姿鸳鸯，体态圆润饱满，表面鎏金并镶嵌有绿松石装饰，羽毛纹理錾刻清晰。 双翅上盘绕着四条蛇，这是古滇国青铜器中常见的蛇元素，既体现了滇人对蛇的崇拜，也增加了器物的神秘与装饰性。

西汉鹈鹕衔鱼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工艺的精品。扣饰以写实手法塑造了一只鹈鹕衔住大鱼的瞬间，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艺术表现力。鹈鹕的眼睛用白色宝石镶嵌，翅膀上镶嵌有绿松石，羽毛纹理清晰可辨。它展现了古滇国工匠高超的铸造与镶嵌技艺，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

西汉圆形鎏金镶石猴边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器物为圆形青铜胎，边缘环绕十只首尾相接的鎏金小猴，姿态生动活泼，是古滇国器物中常见的动物题材。正面以绿松石片组成同心圆纹，中心红玛瑙与外围绿色松石形成鲜明色彩对比，视觉效果华丽。是古滇国“鎏金+镶嵌”复合工艺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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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房屋模型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整体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屋顶呈长脊短檐的“悬山式”，屋脊上装饰有尖刺状构件，反映了古滇国独特的建筑风格，也具有防御功能。建筑内铸有10余个人物，中心主位端坐主祭者，周围有乐工、侍从，还有被缚的牲畜、奴隶，完整还原了古滇国贵族的祭祀场景，是目前发现的最复杂的滇国建筑模型扣饰。

西汉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上层四人：为戴冠冕的歌舞巫师，他们或抬手、或作舞，姿态夸张，是祭祀仪式中的主祭者。下层四人：为乐工与侍者，分别吹葫芦笙、击錞于（打击乐器）、持勺酌酒、伴饮，还原了祭祀宴饮的完整流程。它是古滇国宗教祭祀文化的“活化石”，完整记录了滇国贵族祭祀仪式的乐舞与宴饮场景，弥补了古滇国无文字记载的历史空白。

西汉·长方形斗牛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扣饰中的精品。这件扣饰以三层看台的形式，生动还原了一场古滇国斗牛活动： 三层观众席，最上层坐着8位观众，中层和下层也坐满了围观者，姿态各异，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专注观看，把斗牛现场的热闹氛围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层中央，一名男子正用长棍打开栏门，一头公牛正从栏中冲出，尖角前顶，充满张力；周围的观众有的避让，有的镇定，还原了斗牛的紧张瞬间。，是古滇国社会生活的“微型立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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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鎏金骑士猎鹿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工艺的代表作之一。扣饰刻画了一名骑士骑马猎鹿的动态瞬间：骑士左手控缰，右手持矛作刺鹿状；骏马昂首扬蹄，前蹄已踩住鹿的后胯；前方的鹿张口嘶鸣，姿态挣扎，画面充满张力。在马与鹿的下方，还有一条蛇，口咬鹿足、尾绕马腿，这是古滇国青铜器中常见的“蛇元素”，象征着对狩猎场景的神权护佑，也体现了滇人对蛇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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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都是古滇国西汉时期的青铜扣饰，是贵族腰带的装饰件，也是滇国青铜器“叙事性”风格的典型代表。 顶部：猎鹿铜扣饰，刻画了一名猎人与鹿搏斗的瞬间：猎人一手控住鹿角，一手高举兵器，姿态充满张力。反映了古滇国贵族的狩猎生活，也体现了滇人崇尚力量与勇武的文化。；中间：猎野猪铜扣饰

，一名猎人正与一头巨型野猪搏斗，身旁还有猎犬协助围猎，野猪挣扎的姿态刻画得极为生动。采用镂空铸造，野猪的鬃毛、肌肉纹理和猎犬的动态都清晰可见，展现了滇国工匠高超的写实能力： 底部（.三人一牛铜扣饰，三名滇人簇拥着一头牛，牛的姿态沉稳，人物的服饰与动作细节丰富，推测为纳贡或牧牛场景。

这两件是西汉古滇国动物搏斗题材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艺术中最具张力的代表作品，均为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上方：二虎噬猪铜扣饰，两只猛虎同时攻击一头野猪，一只虎咬住猪的颈部，另一只虎扑咬猪的腹部，野猪的挣扎姿态与虎的凶猛形成强烈张力，画面充满野性力量。

下方：虎蛇搏斗铜扣饰，猛虎与大蛇缠斗在一起，蛇身紧紧缠绕虎身，蛇口张开咬住虎的肢体，二者姿态扭曲，展现了两种顶级掠食者的生死较量。

​工艺采用镂空透雕工艺，动物的肌肉线条、毛发纹理都刻画得极为逼真，细节生动，是古滇国高超铸造技艺的体现。

西汉三狼噬羊铜扣饰，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扣饰生动刻画了三只狼围攻一只盘羊的激烈场面：盘羊身体被狼咬住，姿态挣扎，羊角却仍保持着向上的张力，展现出强烈的野性力量与生死搏斗的张力。采用镂空透雕工艺铸造，动物的肌肉线条、毛发纹理和动态细节都刻画得极为逼真，是古滇国高超铸造技艺的体现。

西汉·两虎噬鹿铜扣饰（也常被称为虎豹噬鹿扣饰），是古滇国青铜扣饰的经典代表。扣饰采用镂空透雕工艺，刻画了惊心动魄的捕猎场景：两只猛虎（或虎豹）从前后夹击一头雄鹿，一只咬住鹿的脖颈，另一只扑向鹿的腹部，雄鹿四肢抽搐、张口哀嚎，肌肉紧绷，充满了野性的张力。这类“猛兽噬食”题材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标志性主题。

东汉武士出征铜摆件，是古滇国青铜工艺的代表性小件作品之一。这件青铜摆件刻画了一名骑马武士的出征场景：武士头戴高冠，手持缰绳与兵器（环首刀），身跨战马，姿态威严。马前下方配有猎犬、小型牲畜和跪姿人物，还原了出征时的随行队伍，细节丰富生动。

古滇国，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文明，以其独特的祭祀礼器和诡异的兵器而闻名。古滇青铜器兵器种类主要包括剑、戈、矛等。其特点在于写实性，通过生动形象的塑像反映滇人的生活场景和军事活动。古滇青铜兵器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銎”设计。与中原戈矛的直柄不同，滇人在刃柄交接处巧妙地铸造了一个空腔。当木柲插入后挥动兵器时，气流会穿过这个空腔发出凄厉的呼啸声，宛如亡灵的哀嚎。

西汉铜鱼杖头（也叫铜鱼杖头饰），是古滇国贵族使用的仪仗杖头饰件，整体为鲤鱼造型，鱼身錾刻鳞片纹理，鱼鳍、鱼尾细节清晰；鱼腹下有銎（管），用于插入木杖杆，是杖首的装饰构件。

西汉四人一牛铜啄，是古滇国特有的兵器，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一级馆藏文物。 啄装柄的横管上铸有四人一牛的立体场景，还原了古滇国的纳贡场面：四人穿着短衣披毡，佩戴耳环，其中一人背包裹、一人扛棍，一人作赶牛状，中间的犍牛正是贡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滇国青铜器中，少有的直接记录“纳贡”场景的器物，反映了滇国与周边部落的关系。

战国·虎噬牛铜啄。古滇国的一种刺击兵器，也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物。兵器采用虎噬牛圆雕，猛虎从后方突袭犍牛，避开牛角，用利齿咬向牛臀，前肢紧抱牛身；犍牛弓身蓄力，呈现出紧张的对抗张力。造型写实生动，精准捕捉了“虎噬牛”的动态瞬间，是古滇青铜器中常见的主题。

西汉滇国豹衔鼠穿銎铜戈，是古滇国特有的兵器。銎背上铸有一只圆雕猎豹，身形矫健，口中衔着一只挣扎的老鼠，姿态充满张力。这一设计以“猛豹噬鼠”的力量对比，象征着器物主人的威猛与战无不胜。

西汉时期古滇国的吊人青铜矛，是滇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高等级仪仗兵器，也是你之前看到的古滇国青铜兵器系列里，风格最独特、也最“神秘”的一件。整体为青铜铸造，矛身呈柳叶形，两侧各有一条细链，链上悬挂着裸体男性雕像。 被吊的人物呈双手反绑、头颈下垂的姿态，是古滇国战俘或受刑者的形象。这种设计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滇国权力与武力的直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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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古滇国的蛇形柄铜剑，是滇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兵器。剑柄整体铸造成一条盘曲的蛇形，蛇身呈波浪状起伏，鳞纹清晰，蛇首朝下，造型生动写实。这种蛇形柄设计，既体现了滇人对蛇的崇拜，也赋予了兵器“威慑与守护”的双重寓意，是权力与信仰的结合体。

西汉时期古滇国的雉饰铜斧，是滇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仪仗兵器，也是你之前看过的古滇国动物主题青铜兵器之一。斧身的銎部饰有绳纹、兽首纹、云纹和太阳纹，是古滇国青铜器的典型装饰风格。最突出的特征是銎背上铸有一只昂首站立的雉（野鸡），它神态生动，长尾舒展，与斧身的装饰融为一体。

一组西汉时期古滇国的青铜斧，是古滇国特有的兵器与礼器，斧刃多为扇形或阔叶形，銎部（装柄的套筒）刻有回旋纹、绳纹、云纹等滇文化典型纹样。最具特色的是銎背上的立体圆雕动物，分别为立豹、无纹饰素面斧、立鼠/立熊类动物，是古滇国青铜器“动物造型装饰”的经典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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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猴蛇铜钺（也叫猴饰铜钺），是古滇国极具代表性的仪仗兵器。 器身呈新月形刃口，扁圆形銎（装柄的套筒），銎部刻有回旋纹、菱格网纹等滇文化典型纹样。銎上铸有一只攀爬的猴子，它昂首垂尾，四肢弯曲，前爪踩住一条蛇，张嘴咬住蛇头，动作充满张力，生动表现了猴与蛇的对抗场景。

西汉·戴冠人物饰铜钺，是古滇国青铜兵器的代表性器物。器身分为椭圆形銎（安装木柄的部分）和弧形钺刃两部分。銎部装饰有旋纹、曲线纹等几何纹样，刃部呈弧形，两端上翘，线条流畅。銎侧铸有一个圆雕人形钮，人物头戴尖顶冠，垂手曲肢，呈攀附状，造型生动写实。这种带人物装饰的铜钺，在古滇国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是贵族专属的礼仪兵器。

西汉·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也常被称为“镂空首铜柄铁剑”，是云贵高原地区（古夜郎/古滇文化圈）极具代表性的青铜与铁器结合兵器。剑柄为中空的青铜铸造，上端是镂空牌形剑首，饰卷云纹/涡纹，线条流畅对称；中段布满云雷纹、三角纹等几何纹样，下端喇叭形接口直接套接铁剑身，兼具护手与固定功能。剑身为铁质，呈柳叶形，因年代久远锈蚀严重，表面可见铁的氧化痕迹。

战国·猎首纹铜剑，是古滇国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兵器，剑身呈柳叶形，一字形格，圆柄空心，是典型的滇式铜剑形制。剑柄和剑身上都铸有立体/浮雕人像：剑柄人物：头戴装饰，身着对襟长衫，右手持短剑，左手提人头，是“猎首”场景的直接刻画。剑身人物：双手高举，呈半蹲跳跃状，被认为是主持祭祀的巫师形象。既是实战兵器，也是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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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古滇国的蛇柄铜剑与牛头纹压花金剑鞘，是滇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高等级兵器之一。剑身呈柳叶形，青铜铸造，柄部铸造成一条盘曲的蛇形，蛇身鳞纹清晰，蛇首朝下，造型生动写实。牛头纹压花金剑鞘由多段薄金片拼接而成，采用压花、錾刻工艺，饰有牛头纹、回纹、卷草纹等滇国典型纹样，纹饰饱满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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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镂空蛇纹铜剑鞘，是古滇文化青铜兵器装饰的巅峰之作。剑鞘造型上端方折、下端渐收为弧形，主体纹饰为多条蛇纹，贯穿器身。蛇纹从左上方的卷曲造型，到中部的对称半圆弧蛇身，再到右侧的蛇首，呈现出从幼蛇到成蛇的完整形态变化，工艺精巧，线条流畅。 鞘身正中排列6个渐次缩小的圆形泡饰，推测原本镶嵌有珠玉宝石，更显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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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厅，还有一个珍贵的特殊展品“滇王之印”金印。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是证明古滇国与西汉中央政权关系的国宝级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被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原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是复制品。

印钮为盘曲的蛇形，蛇首昂起，身上刻有鳞纹，是汉代赐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印章的典型样式。是古滇国存在的直接物证，也是云南隶属中央政权最早的实物证据之一。

《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展厅分别展示了南诏的出现、历史重大事件和大理国的简要历史，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建筑服饰和习俗等。并突出以五方佛为中心的佛文化的特色，在这里可观赏到很多珍贵的佛造像。

南诏大理国自公元649年至1253年，与唐宋王朝相始终。疆域内文化充分融合，极大发展，形成了今日云南多民族和谐统一的格局。这个时期佛教在云南发展成为了国教，大理国段氏22代君王中,有9人禅位为僧，大理国也因此被誉为“妙香佛国”。

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也被称为“云南福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之一，也是已知宋代最大的纯金佛造像。

造像头戴高宝冠，冠内藏有化佛，双发辫垂肩，面容含微笑，上身袒露，佩戴璎珞臂钏，下着“湿衣出水式”长裙，衣纹以阴刻U形水纹表现，线条流畅自然。大理国特有的观音造像样式，被尊为南诏大理国的“护国之神”，形象最早见于《南诏图传》。

大理国·漆龛金阿嵯耶观音立像（也被称为“真身观音”），是大理国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一。造像纯金打造，高发髻，髻中藏化佛（阿弥陀佛），胸佩璎珞，肩宽腰细，衣纹呈波浪状，赤足立于莲座之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是典型的阿嵯耶观音范式。 背光与底座：舟形镂空火焰纹金质背光，纹饰繁复精美，与造像浑然一体，底座为莲台造型，工艺精巧。体现了大理国高超的金器加工水平。

大理国（宋代）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云南佛教艺术的标志性作品。立像体态纤细修长，被俗称为“细腰观音”。高发髻戴化佛冠，冠中嵌有阿弥陀佛；上身袒露，佩戴璎珞、臂钏；下着长裙紧贴双腿，衣纹清晰，赤脚立于莲座（已佚）。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象征慈悲与护持；眉如弯月，秀目微睁，面带恬静微笑。阿嵯耶观音是云南独有的观音信仰形象，这尊造像是同类造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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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宋代）铜阿嵯耶观音立像，是云南独有的佛教造像典范。立像头戴高耸的化佛冠（冠中嵌有阿弥陀佛），面相恬静，上身袒露，佩戴璎珞、臂钏，腰束华丽腰带，下着长裙紧贴双腿，衣纹刻画清晰流畅，体态纤细修长，是典型的“细腰观音”造型。立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施与愿印，象征观音的慈悲护持与普度众生。底座赤足立于仰覆莲座之上，莲瓣饱满规整，工艺精湛。

大理国金背光银杨枝观音立像，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造像的精品。这尊造像属于典型的杨枝观音：右手持杨柳枝，象征以杨枝沾取甘露，拂洒人间、普度众生；左手托净水钵，代表清净无染、消除烦恼。观音头戴宝冠，面容祥和，身着长裙与披帛，衣纹线条流畅，整体姿态舒展优美。银质造像，搭配纯金镂空火焰纹背光，强烈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力是大理国佛教艺术的典范之作。

大理国·金阿弥陀佛坐像，是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造像结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面相圆润恬静，螺髻规整，身着通肩袈裟，衣纹采用錾刻技法，线条细密流畅，呈现出如流水般的质感。坐像以纯金打造，采用失蜡法铸造，錾刻工艺精湛，衣纹的细节刻画清晰，体现了大理国高超的金器加工水平。

宋代大理国金质释迦牟尼佛坐像，是大理国佛教造像中的精品，佛像结跏趺坐，右手下垂触地（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是释迦牟尼佛“降魔成道”的标准造像范式。 通体以纯金打造，表面錾刻出细密的衣纹线条，流畅自然，面部表情宁静慈悲，体现了大理国高超的金器铸造与錾刻工艺。

宋代大理国银鎏金大日如来像，也是“五方佛”中居于中央的核心主尊。结跏趺坐，双手结智拳印，这是大日如来最典型的标识之一，象征其“法界体性智”。面相丰润恬静，眉间有白毫，衣纹线条流畅，衣上还铸有阳文题记，是研究当时佛教信仰的重要文字佐证。在密宗金刚界体系中，大日如来是五方佛之首，代表宇宙本源的真理。

唐代铜鎏金不空成就佛坐像，是“五方佛”造像之一。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唐代佛教造像艺术传入云南并被大理国继承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造像结跏趺坐，右手结施无畏印（代表拔除众生恐惧），左手结禅定印，是不空成就佛的典型标识。细部螺髻规整，面相圆润恬静，身着通肩袈裟，衣纹简洁流畅，鎏金工艺虽有磨损，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华丽质感。

（宋代）木莲花龛一佛二侍金银坐像，佛龛高10.6厘米，佛像通高仅4.5-5.2厘米，为典型的微型供养造像。是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国宝级文物。木雕莲花形佛龛，可开合，造型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工艺精巧。金质释迦牟尼佛坐像，结跏趺坐于木质莲座上，结触地印与说法印，面容恬静。两侧为银质造像，分别是阿修罗（左侧，三头多臂）与金刚夜叉明王（右侧，忿怒相护法），这种“佛+阿修罗+明王”的组合在佛教造像中十分罕见。

大理国铜地藏菩萨坐像，是宋代大理国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地藏菩萨以“沙门形”呈现：光头、身着僧衣，结半跏趺坐，右手抬起施印，左手托宝珠（代表“如意珠”，寓意能满足众生所愿），这是地藏菩萨的经典造像范式之一。 衣纹刻画流畅自然，线条简练而富有层次感，体现了大理国造像“汉藏融合”的风格特点——既有中原造像的写实技法，也带有西南地区独特的审美气质。

宋代大理国铜地藏菩萨坐像，是大理国佛教造像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尊造像为菩萨装地藏，头戴宝冠，佩戴项饰与璎珞，身披袈裟，结半跏趺坐（游戏坐）。右手持法器（锡杖），左手托宝珠（如意珠），是地藏菩萨的经典持物组合：锡杖象征“震开地狱之门”，宝珠寓意“照彻幽冥黑暗”。身后带有火焰形背光，衣纹线条流畅自然，面部表情柔和宁静，体现了宋代大理国造像“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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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大圣西方明王坐像， 大圣西方明王（马头明王）是佛教密宗的重要护法神，也是大理国时期流行的信仰形象之一，这尊造像的六臂造型、忿怒相和鎏金工艺，是当时密宗造像的典型特征。

宋代大理国银阿嵯耶观音坐像，这是大理国特有的观音造像样式，被称为“大理观音”。造像头戴高宝冠，冠中有化佛，袒上身，佩戴璎珞与臂钏，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是典型的密宗观音造像范式。

这是宋代大理国水晶阿閦佛坐像，是大理国佛教艺术的珍贵遗存，也是“妙香佛国”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之一。造像为阿閦佛（不动如来），结跏趺坐，右手下垂触地，施“触地印”，象征佛陀降魔成道，左手结禅定印，是阿閦佛的典型仪轨造型。 面相具有大理国造像的鲜明特征：眉眼上扬，轮廓硬朗，神态肃穆，头戴螺髻宝冠，身披偏袒右肩的僧衣，采用圆雕工艺，造型简练概括，衣纹线条流畅自然，细节刻画质朴，体现了大理国时期高超的水晶雕刻水平。

大理国时期的刻佛金版，是“妙香佛国”大理国佛教文化的代表性文物。材质为纯金，直径8.1厘米，圆形金片经錾刻而成。主尊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一手托钵（象征药师佛“救度众生、消灾延寿”的核心意象），一手结印，头后有圆形头光。左右两侧侍立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构成“药师三尊”的经典组合，是药师信仰的直接体现。

在妙香佛国馆，除了佛造像外，有一极其珍贵的国宝：银鎏金镶珠金翅鸟（迦楼罗），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造像昂首挺立于莲座之上，双翅展开呈欲飞状，尾羽化为火焰形背光，镶嵌5颗水晶珠，姿态灵动威严。这只神鸟梵名“迦楼罗”，是佛教中的护法神鸟，在大理国的信仰中，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以龙为食 。它被尊为镇水神，专门克制洱海里的“毒龙”、平息水患，是护佑一方平安的象征。

挨着妙香佛国展区就是《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展厅。在这里，可以看到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过程中，留下的珍贵印记。这些文物，全面立体、生动形象的展现着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融合。

这里展品最具价值的是明代金镶红蓝宝石冠，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明代云南沐氏家族权势与财富的体现。冠顶饰有如意形嵌宝石簪，两侧各插有一对镶红、蓝宝石的笄，整体造型端庄富丽，是明代王侯命妇礼冠的典型样式。冠身以纯金为胎，采用捶揲、錾刻、镂空、镶嵌、焊接等多种复杂工艺制成，整体呈半球形，由形似莲花瓣的薄金片内外四层累叠而成。上镶嵌红、蓝、绿、白等各色宝石20余粒（原设计约50余粒，部分已遗失），宝石与黄金交相辉映，尽显华贵。

“明代木雕贴金帝释部众窗棱”，是明代丽江土司木嵚为木氏宗祠敬献的一对金漆木雕窗棂，每个刻画了27尊佛教人物，最高造像达75厘米，最小不足10厘米。为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级文物。

《净土梵王帝释部众》窗棱，画面中央为大梵天，仪态庄严雍容，头戴宝冠、身披璎珞，是佛教中的护法主神之一。周围环绕帝释天、天王、菩萨、伎乐天人等造像，分别持法器、乐器、仪仗，神态各异，细节刻画入微。左侧题“南無淨土梵王帝釋部衆”，点明主题；右侧为木嵚的落款，是研究丽江木氏土司与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据。

明木雕贴金帝释部众窗棂“南无忉利天主帝释部众”，通体采用高浮雕与透空雕技法。画面正中央主尊帝释天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衣袂飘逸，面容慈悲，双手结印，立于祥云之上，是整个构图的核心。周围环绕的人物分为几层排布。上层：飞天、乐伎，手持法器、华盖，衣袂飘举，营造出天宫的庄严氛围。中层：侍从、诸天眷属，手持器物，神态恭敬，层次分明。下层：金刚护法、龙王等形象，手持兵器护持，形象威猛刚健。整个画面层次丰富，立体感极强。贴金工艺让造像在光影下流光溢彩，体现了明代丽江地区汉藏文化交融的艺术特色。

明代铜鎏金佛头像。佛头螺髻排列整齐，肉髻高耸，额间有白毫相；双眼微合，神态宁静慈悲，是典型的明代汉传佛教造像风格。鎏金工艺虽因年代久远大部分脱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华丽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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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道教贴金造像（一组三尊）。这组造像为一主二从的配置：中间为主尊，两侧为侍从/仙官，是明代道教造像的典型组合形式。主尊头戴道冠，身着宽袖道袍，双手捧物（器物已佚），面容肃穆，应为道教神祇（如三清、玉皇大帝或地方道教尊神）；两侧侍从头戴幞头，双手持笏或捧物，衣饰规整，姿态恭谨。造像衣纹线条流畅，贴金工艺虽已斑驳，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华丽质感，体现了明代云南地区木雕与贴金工艺的水平。

明代犀角雕松鼠葡萄杯，也常被俗称为“松鼠蔓枝杯”，是云南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杯身采用透雕、镂雕、浮雕等技法，雕成苍劲的葡萄藤蔓，间有松鼠穿梭其间，层次丰富，工艺极为精湛。松鼠葡萄纹在明代非常流行，象征多子多福、五谷丰登，是当时贵族阶层喜爱的吉祥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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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犀角雕瓜叶杯，是明代犀角雕刻工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杯体整体呈瓜叶形，敞口、敛足，口沿作花瓣状，内壁刻有叶脉纹，外壁浮雕瓜叶、藤蔓和果实，枝叶缠绕，层次分明，充满自然意趣。杯底以镂空的瓜叶藤蔓为足，既稳定了器型，又与整体纹饰呼应，构思巧妙。

清代早期铜鎏金西藏本地神（骑狮护法）坐像，也被称为“骑狮护法”或“地方保护神”，是藏传佛教体系中极具地域特色的护法造像。护法头戴典型的“乃琼帽”（宽檐圆顶帽），面部呈忿怒相，三目圆睁，侧身坐于雄狮背上，右手高举法器（金刚杵或绳索），左手持宝囊，姿态威猛，充满动感。象征其能洞察一切邪恶，护持佛法与信众。法像以铜为胎，通体鎏金，工艺精湛，衣纹、法器、坐骑等细节刻画清晰，体现了清代藏地造像的高超水平。

清代铜鎏金双身金刚持坐像，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是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的重要造像，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代表性作品。- 主尊结跏趺坐，双手交叉于胸前，分别持金刚杵与金刚铃，象征“悲智双运”；怀中拥抱明妃，明妃双手持法器，与主尊相拥而坐，构成双身（欢喜）造像，代表“乐空不二”的密教最高境界。

清代铜密集金刚造像，是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的重要本尊造像，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主尊密集金刚（又称密集不动金刚）为双身（欢喜）造像，拥抱明妃，象征“悲智双运、乐空不二”的密教核心理念。造像为三头六臂（主尊为三头十二臂），每只手臂各持法器，其中最上方的双手高举金刚杵与金刚铃，象征智慧与慈悲的结合，其余手臂分别持弓箭、法轮等法器，代表不同的法力。密集金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极为重要的本尊，被认为是“父续之王”，其法门以殊胜的修法体系著称，在清代藏地与宫廷中都备受尊崇。

清代铜鎏金白度母坐像，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是藏传佛教中极具代表性的度母造像之一，- 采用失蜡法铸造，工艺精湛，璎珞、帔帛、莲瓣等细节刻画细腻，衣纹线条流畅，体现了清代藏传造像的高超水平。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精品。中“救度”与“护持”的核心理念。这件清代造像以精湛的工艺、庄重的造型，将白度母的威严与慈悲融为一体，是研究清代藏传佛教艺术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清代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是藏传佛教风格的造像，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菩萨头戴宝冠，发髻高耸，面相圆润，双目微合，神态宁静慈悲；上身袒露，佩戴璎珞、臂钏等饰品，下着长裙，帔帛绕身，衣褶自然流畅。 双臂各持一支莲花（乌巴拉花），象征清净无染；右手施与愿印，代表满足众生善愿，左手下垂，姿态舒展。赤足立于仰覆莲座上，莲瓣饱满圆润，排列整齐，是清代藏传造像莲座的典型代表。

藏传佛教风格的铜鎏金嵌宝绿度母坐像，是清代的佛教造像精品。造像采用游戏坐（莲华坐），左腿盘曲，右腿舒展，脚踩莲花，姿态灵动自然；右手施与愿印（垂膝），左手牵莲枝（持乌巴拉花），是绿度母的经典造像范式。

清代铜鎏金噶玛拔希坐像，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要祖师造像，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代表性文物之一。造像为跏趺坐姿，头戴噶玛噶举派标志性的黑帽（宝冠），这是噶玛巴传承的重要象征。身着僧袍，衣褶自然垂落，右手施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姿态端庄，神态宁静肃穆，体现了祖师的威严与慈悲。

清代·十一面观音立像。观音共有十一张面孔，分五层排列。下三层每层三面，为寂静像；其上一层为忿怒像；最上一面为如来像，象征功德圆满。八臂：主臂双手合十持摩尼宝，其余六臂分别持有法器，代表观音菩萨的不同愿力与加持。造像赤足立于莲花宝座之上，身后配有镂空火焰纹背光，衣饰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工艺精美。

郎窑红釉观音坐像，是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官窑烧制的名贵瓷器，也是郎窑红釉工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观音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手合十，头戴宝冠，面容慈祥宁静，衣纹线条流畅自然，通体施郎窑红釉，釉色浓艳如血，玻璃质感强，釉面莹润透亮，呈现出“牛血红”的典型效果，是郎窑红釉中最为名贵的品种，展现了清代官窑造像的严谨与规范。

清代青田石雕铁拐李像，中国传统“八仙”题材的雕刻作品，是民间石雕工艺的典型代表。采用圆雕工艺，细节刻画生动，衣纹线条流畅自然，面部表情、胡须、衣褶等细节处理细致，展现了石雕艺人的精湛技艺。整体姿态自然，面部表情略带诙谐，衣袂飘逸，兼具写实性与艺术性。

清代青滑石雕渔翁像，是一件充满生活气息与吉祥寓意的民间石雕作品，也是清代晚期青田石（青滑石）雕刻工艺的代表。采用圆雕工艺，细节刻画极为生动：渔翁的面部皱纹、胡须、衣物褶皱，以及鱼篓的编织纹理都被清晰地表现出来，展现了艺人高超的写实功力。

壮族银披肩（银云肩），是清代壮族银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主体采用传统云肩造型，八片放射状银片层叠组合，形成如意祥云纹样，寓意吉祥如意。 肩片上錾刻、镂空出繁复的花鸟、卷草图案，工艺极其精细，展现了壮族工匠高超的银饰制作水平。 四周垂挂着多组长穗银饰，饰有鱼、鸟、花草、铃铛等造型，行走时会随动作摇曳碰撞，发出清脆声响，兼具装饰性与趣味性。

这是清代银花丝松鹤纹盖罐，是云南传统银花丝（螺丝）工艺的代表性作品。罐身由细如发丝的银线层层盘绕、编织而成，形成细密的“鱼子纹”肌理，工艺极为繁复。云南银花丝工艺以“细、密、巧”著称，这件盖罐将花丝编织的细密肌理与鎏金浮雕的立体纹饰完美结合，既展现了银质器物的温润光泽，也通过松鹤题材传递了吉祥寓意，是清代云南银器工艺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金属工艺的精品。

清代牙雕行草书嵌挂屏，为12条屏中的6件，由12位清代云南本地文人分别书写诗文，采用“木框漆地、象牙嵌字”的技法，将象牙雕刻成与书法笔画一致的形状，镶嵌在黑漆木屏上，既保留了书法的笔意，又兼具牙雕的精致，是清代云南地方雕刻工艺与文人书法结合的代表性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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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镂雕龙纹云形翠玉带扣，是清代云南地区翡翠工艺的代表性文物之一。采用多层镂雕工艺，纹饰为龙纹与云纹，龙纹矫健灵动，云纹舒展流畅，镂空层次分明，线条干净利落，展现了清代晚期高超的玉雕水平。带扣中部的扣头雕刻为兽首（螭首）造型，是玉带扣的核心构件，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清代水晶三足蟾蜍形水盂（也叫水丞），是古代文房用具中用于贮水研墨的器具，也是一件兼具实用与吉祥寓意的文房雅玩。它用一整块天然水晶采用圆雕与浮雕结合的工艺雕琢而成，整体造型为三足蟾蜍（金蟾），背部中央开有圆形注水口，器身刻有卷云纹，线条流畅，工艺细腻质地清透莹润，光可透体，展现了水晶“冰清玉洁”的质感。这件水晶蟾蜍水盂，将天然水晶的通透质感与传统吉祥文化完美结合，是清代文房雅玩的典型代表。

清代木雕《兰亭雅集》山子，是清代木雕工艺的精品，也是传统文人题材雕刻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兰亭雅集”为题材，雕刻了一群文人雅士在松树林间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场景。雕工精湛，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松树的鳞皮、人物的衣纹、山石的肌理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展现了清代木雕工匠的高超技艺。人物形态各异，或坐或立，或交谈或吟咏，神态生动；松树苍劲挺拔，枝叶繁茂，营造出清幽雅致的氛围。整体构图疏密有致，充满诗情画意。

其它展厅展品不能一一道来，但必须要说的是在《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展厅中一件镇馆之宝必须要看，就聂耳使用过的小提琴。这把德国产二手小提琴，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使用的乐器，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极具分量的文物你。这是一把20世纪初生产的小提琴，由聂耳于1931年初在上海购买，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把小提琴。琴身呈暖棕色，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琴弓、腮托等配件保存完整，是聂耳音乐生涯的重要实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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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是《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展厅中的新石器时代鸡形陶壶，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之一，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采用夹砂陶烧制，质地粗糙坚实，表面布满绳纹，是当时典型的制陶工艺特征。整体造型模拟鸡的形态，壶口位于“鸡头”部位，两侧的泥钉象征鸡的眼睛，背部的乳钉纹和点线纹则模仿鸡的羽毛，工艺质朴而充满巧思。这件鸡形陶壶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云南史前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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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博物馆，高度紧张的注意力得以释怀。特赋诗一首以示赞叹：

咏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

七彩文脉自绵长，馆列文物绽奇光。

铜牛承载千古韵，金翅振起一刹香。

匠心独运凝风物，妙艺精工铸典章。

共汇中华文明粹，边疆亦有汉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