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让路.保护国家文化种子的奇迹

捕捉风的影wang

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第300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枪声骤起，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

　　7月29日：日寇占领清华大学横行校园。

7月29日：日军飞机向天津南开大学投下了炸弹。

8月25日日军侵入并接管北大。

　　危急存亡之际，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然下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组建 “长沙临时大学”。

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临危受命，以书生之肩扛起存续文脉的千钧重担。

　　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风骨如松，静水流深。战火纷飞中，他以沉默的坚守，为青年学子撑起一方不灭的讲台。

　　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儒雅而坚毅，于乱世中执教育之炬，不息不坠。

　　张伯苓，津门巨擘，南开之父。当校园化为瓦砾，他转身率师生西行，他掷地有声：中国不亡，有我！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今隐于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路湖南省政府机关二院深处。

然而，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也成为日军狂轰滥炸之地。

教育部痛定思痛：此地已非适久留，决定再次西迁，目的地选择了昆明。

　　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远离前线相对安全。那时昆明有滇越铁路和规划中的滇缅公路，可连接海外，便于物资运输和人员国际往来。

　　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办学的这七个月当中，有295名学生投笔从戎，在国家危难之际参军报国。

其余在校师生西迁之路分作三途：

第一路，以大部分教师、家眷、女生及体弱男生组成，取道广州、柳州、南宁转越南后经滇越铁路到昆明。

第二路，由陈岱孙教授带队，乘汽车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友谊关入越南再抵昆明。



　　第三路，最为悲壮，亦最见风骨——“湘黔滇徒步旅行团”。

284名男生加11位教授，负书囊、穿草鞋，以双足丈量山河，历时68天，跋涉3500里路，于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

　　这队伍中还中包括：闻一多、曾昭抡、李继同、袁复礼等人。

这支队伍以“旅行”为名，实为文化长征。

他们一路行走，一路讲授、采风、调研、宣传，将课堂搬进村寨田野，把抗日的火种播撒一路。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为西迁作出了关键贡献。

派出了中将黄师岳担任团长，毛鸿少将为参谋长，安排校医随队，强化组织与安全保障。

为每位徒步的学生配发军服、绑腿、棉大衣、干粮袋、水壶、雨伞、草鞋等行军装备并协调炊事员，确保长途行军基本条件。

　　张治中（1890年一1969年），安徽省巢湖人，爱国将领、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

抗战八年，他坐镇湖南，护学如护命，守土亦守文。

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彼时的湘西匪患严重，山山有寨，寨寨有匪，十万人盘距于崇山峻岭之间。他们多为地方武装、溃兵、会党及惯匪混合组成。

　　湘西与黔东南接壤，是出了名的三不管地带，盗匪纵横，哨卡林立，商旅断绝的险途，甚至有“无山不匪”的说法。

　　为保学子安然穿越湘西，张治中提笔挥毫，亲致一封《致湘西各寨杆首书》。

不以官威压人，而以大义动心；不靠枪炮开道，而凭肝胆铺路。

　　湘西沿途各杆首，诸位好汉钧鉴：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华北已陷，京沪相继失守，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保存文脉，培养青年，方为复兴中华之根本。

今有长沙临时大学青年学子数百人，皆国家读书之种子，民族未来之栋梁。为避战火，续学业，将取道湘西、贵州、徒步前往云南继续求学。此辈青年，手无寸铁，身无长物，所携唯书籍纸笔，所图唯读书救国，既非军旅，亦非商贾，于诸位无分毫利害之冲突。

诸君身处绿林，多为乱世所迫，情有可原。然华夏大义，人皆有之；民族气节，不可不存。残害手无寸铁之青年学子，于理不合，于义有亏；若能高抬贵手，妥为护持，使其安然过境，则是保全国家元气，功在社稷，利在千秋，天下后世，必感念诸君之德。

本主任坐镇湘省，素以保境安民，团结御侮为务。今特专函奉达，尚望顾全大局，以民族为重，放行无阻，勿加滋扰。国家幸甚，青年幸甚。

湘黔滇边区绥靖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启。

　　此信非恫吓，亦非乞怜，而是一场直抵人心的 “大义谈判”。

张治中深谙绿林之道：硬打则激反，利诱则失信，唯以民族续存为锚，以文脉不绝为约，方能撬动山野豪情。

他公开致信，广而告之，又密遣心腹登门恳托。字字如钟，句句如炬，照见乱世中未泯的良知。

　　信至湘西，群山寂然。

沅陵至新晃一线，哨卡悄然撤尽，山坳路口，忽现粗陶碗盛滿热粥；柴推旁多了几捆干草，几把新削的竹杖。

无人挂旗，却处处是护，不见官兵，却步步皆安。

湘西匪首给张治中主席的回信

湘省张主席治中麾下：

展信要！

湘西草莽，久闻将军大名。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我等虽落草为寇，亦是炎黄子孙，岂有不知大义之理！

长沙临时大学数百学子，乃中华文脉所系，读书救国之种。将军一纸书信，字字泣血，句句铿锵，我等绿林兄弟，无不感佩。

即日起，湘黔滇沿线各寨，凡我部所辖，必为学子们保驾护航：沿途哨卡一律放行，干粮按需补给，更遣精锐喑随，护其周全，绝不让日寇、匪类伤学子分毫。

我等生于乱世，落草为寇，本为活命。今日，愿为中华文脉，为国家未来，守这一路平安。待山河光复，国泰民安，我等自当解甲归田，再谢将军今日之托！

湘西各寨杆首 共拜！

　　有了“湘西王”这号人物的默许，剩下的路就好走多了。

传说 “湘西王”收到张治中的信后，登高临江隔岸燃起通宵火把，为路过的学生们壮胆，也是警告周围的小毛贼：这队伍我罩了，谁都不许踫！

　　那个领头的匪首，早年读过几天私塾，知道读书人的分量。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抢商旅是谋生，抢学生那就是“缺德”。

　　悍匪们因张治中的信与师生而退让，甚至留下 “莫忘山野之人尚有家国” 的字条，这场3500里的生死跋涉，见证了乱世中守护教育火种的惊人默契。

　　黄师岳，安徽省桐城人，国民党中将，1950年任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1955年逝世。

护送学生中历经68天，行程3500里，1938年4月28月到达昆明。

他拿出花名册点完名，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后来西南联大为表示谢意，赠予黄师岳金表一块，大洋500元，但黄将军原封不动退还了西南联大。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

联大学生在艰苦的生活中，结茅立舍，弦歌不辍，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23位科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 8 位出自西南联大：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杨嘉墀、屠守锷。

　　西南联大在近9年的办学中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出现了杨政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院士群体：华罗庚、陈省身、黄昆、叶铭汉等170余位两院院士的校友。

　　在战争风云之下，民族存亡之际，西南联大临时拼凑而成。条件恶劣。衣食不充，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学校西迁前已有295名学生参军报国，后续西南联大时期又有两次参军高潮，累计参军人数达834人。抗战期间从军总人数约1129人，占全部学生总数的14% 。

　　我为在国难危机时的两封信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