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桥头寻找龙志毅

苍鹭捕鱼

　　周六来到都匀，原打算前往螺丝壳景区游玩，由于天气原因，景区道路封闭，只好作罢。

几天前，都匀遭遇入汛以来特大暴雨，剑江洪峰过境，倾泻的河水淹没大量低洼地带。从网上视频看，洪水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让人揪心。

我们晚餐定在滨河路一家餐厅，这一带餐饮店铺集中，又紧邻剑江，但却是前几天水淹最严重的区域。剑江流到这里，突然来了一个90度的左拐弯，河水陡然变急，当时许多小轿车被完全淹没，甚至冲翻卷入河中，一片狼藉。

由于离上菜还有些时间，我借机到剑江边走走，想近距离看看洪水过后的景象。

走在河边步道上，除少许河沙尚未完全冲洗干净外，其余几乎看不出这里刚被暴雨洪水肆虐过的痕迹。后来得知，洪峰过后，地市领导迅速部署，组织清淤工作，要求24小时内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用实际行动跑出“都匀速度”。今日亲眼见证，实在要为都匀人民点赞。

　　都匀历史悠久，早在五代后晋时期便已开府设县，现在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整座城市傍河而生，狭长的市区依剑江两岸而建，沿河修了不少桥梁，据说有大大小小不同风格的桥170余座，因此有“高原桥城”的美称。

在众多桥梁中，百子桥被视为百桥之首。这座七孔青石拱桥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桥的两岸——广惠路南端与剑江西路一带商贸繁荣，被称为“大桥头”。这里不仅是都匀老城的核心商圈，更是交通咽喉。

早在抗日战争的1944年，贵州唯一的铁路——黔桂铁路的终点就在都匀，也就是说，都匀是贵州最早通铁路的城市。当时的火车站就建在百子桥南岸今文化广场一带，加上全省各地来都匀的汽车需在桥头装卸货物后掉头回转，便有了那首流传很广的顺口溜：“都匀大桥头，火车打转转，汽车打圈圈……”

正因这样的历史渊源，都匀“大桥头”名声在外，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地标。当晚我们入住大桥头旁的星悦湾酒店，华丽气派，只是火车站早已搬离，这里不再是当年“打转转”“打圈圈”的旱码头。

　　住下简单洗理一下后，我趁着月色下楼到剑江边漫步，一是散散酒气，二是想看看大桥头的百子桥。

酒店楼下便是被称为“斜桥”的都匀大桥，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过了桥南的剑江中路，沿江往上游步行一百米就能到百子桥。或许是不熟悉都匀地形，或许是晚餐酒喝多的缘故，我竟朝相反方向走去。沿剑江北岸朝下游步行，来到一座桥上修有长廊与观景亭的大桥，只见整座桥灯火通明，宛如水上宫殿，桥头牌坊式角楼上赫然写着“西山大桥”。我不禁有些发懵，百子桥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回酒店后用手机查询，这西山大桥竟是网红打卡点，有部电影叫《无名之辈》，不少取景点就在西山大桥。我是无名之辈，自然不知道这些。

　　第二天上午，在酒店顶楼的餐厅早餐，由于没到旅游旺季，住店客人不多，诺大的餐厅有些冷清。我坐在靠窗一角，看着楼下的剑江和大桥头，突然想起龙志毅伯伯的散文《特殊年月》来。

时间回溯到六十四年前，1962年的春天，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年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作为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的龙伯伯，按照省委指示，押运两车救灾物资去独山基场。在发放物资过程中接到通知，要他到都匀参加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由于人多，他和独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法院院长等人，被安排住在都匀大桥头旅社。

这“大桥头旅社”当时是都匀比较高档的旅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桥头一带旅社、客栈扎堆。后来由于火车站搬离，城市功能布局调整，这些旅社被逐步拆除，建成商业区和新型酒店。我住宿的星悦湾酒店，估计是在这些拆除后的老旧旅社地址上建起来的。

　　龙伯伯没有在文章里写旅社如何如何，也没写大桥头一带怎样怎样。他写得很平实，说省委书记周林这时来到都匀，住在州委龙潭口招待所。省委副秘书长，也是团省委书记的汪行远叫他去龙潭口，然后交待任务：周林书记要去独山基场调研，让他先陪省委几位处长马上回基场准备，“会就不要参加了，七千人大会精神回贵阳看文件。”这是命令式的口气，不是商量更不是征求意见。

文章里有一段对话，我一直忘不掉：这时，周林书记送客人出来路过门口，看见龙伯伯，问了一句：“基场有饭吃没有？”龙伯伯说：“饭是有吃的，只是顿顿牛皮菜就是了。”大家便一笑置之。

接下来龙伯伯和几位处长一起，登上了他们带来的一部“华沙”轿车，回大桥头旅社取上手提包，直奔独山基场而去。

这就是1962年春天的都匀，省委书记关心的是基场有没有饭吃，而团省委派来独山赈灾的龙伯伯，在基场则顿顿是牛皮菜。

我扒完餐盘里的培根和煎蛋，又抿了一口热牛奶，心潮起伏。六十多年前，国家连续三年遇到“自然灾害”，别说省委书记和龙伯伯这样的团省委干部，就是中央的毛主席，也是半年没吃肉，这是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但愿国家的这种苦难，就像楼下的剑江河水一样，向东一去不返。

　　飘忽的思绪本该就此打住，但它不受控制，拉扯我继续跟着龙伯伯的文章驰骋。

几天后周林书记来到基场调研，听了省委调查组的汇报，基场区委书记坐在旁边补充。周林听完，笑着对龙伯伯问了一句：“放粮官还有什么补充？”龙伯伯说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趁机洋洋洒洒补充一番，显示自己；另一个则是闭嘴。他迅速地选择后者，只回答了一句：“没有要补充的了。”

他没说为什么，但文章里写得很清楚：在座的人已经听了一个多钟头的汇报，正等着书记表态。这时候再多说，就是不知趣了。

那天中午吃饭，为了招待省委书记，整个基场竟买不到一斤肉。总不能让省委领导和大家一起吃牛皮菜呀，最后他们弄来几只兔子，才算有了荤腥。龙伯伯写道：“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打了一次‘牙祭’。”

文章到此结束，龙伯伯把那个春天发生在都匀和基场的故事，如实的记录下来，描写入木三分。而兔子宴与牛皮菜的残酷对比，读来让人唏嘘。基层物资的匮乏，已经到了连招待省委书记一顿肉都拿不出来的地步。文章写得极淡，甚至有点玩笑的口吻，但却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写照，这本身就是对“大跃进”后果无声也是有力的控诉。

　　吃完早餐我赶紧下楼，步行来到大桥头，这次方向不会再错了。站在桥头那对石狮子前，看剑江河水慢慢的流淌，当年的“大桥头旅社”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星悦湾这样的高楼大厦。龙伯伯当年从这里“取上手提包”，登上那辆华沙轿车，直奔基场去完成他的“特殊使命”。他那时大约不会想到，六十多年后，会有一个后辈，住在他曾住过的大桥头，读着他的文字，体味他当年的心境。如今这满城的繁华，或许就是对那个在牛皮菜味道里沉默的“放粮官”最好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