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安徽博物院—璀璨江淮（一）

猫师傅2021

安徽省博物馆于1956.11.14建成并对外开放，2010.12.28更名为安徽博物院；是安徽省唯一一家集自然、历史、社教为一体的省级综合类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也是伟大领袖视察过的唯一一个省级博物馆。1958.9.17，老人家在此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讲话，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安徽博物院庐阳馆（老馆）位于合肥市安庆路268号。蜀山馆（新馆）位于合肥市怀宁路87号，于2011.9.29建成并对外开放，建筑造型体现了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风格；基本陈列展厅面积8500平方米，临展厅面积2040平方米；常设展览有“安徽文明史陈列”以及“徽州古建筑”、“安徽文房四宝”、 “江淮撷珍”等专题。 安徽博物院现藏文物31万余件，特色藏品包括商周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古代陶瓷器、宋元金银器、文房四宝、明清书画、徽州雕刻、古籍善本、契约文书、近现代文物及潘玉良美术作品等。 安徽，踞中国东南部，承东启西，联南接北。得天独厚的地理格局，造就区域内兼容并蓄、异彩纷呈的文化气象。
这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重要舞台。远古人类遗迹，呈现人类演化的清晰足迹；星罗棋布的新石器遗存，见证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大势。夏商之际，夷夏交融；两周时期，中原、群舒、吴越、荆楚文化在此汇流绽放，孕育出管仲经邦济世思想和老庄道家哲学，奠定江淮文化的深厚根基。秦汉魏晋南北朝，经济勃兴、文教昌明，三曹风骨开一代诗风，江南开发与民族融合阔步向前。隋唐宋元，大运河贯通南北，商贸兴盛、市井繁华，制瓷等技艺精益求精，一代名臣包拯清正廉明、千古流芳，民族交融日趋深化。明代开国，凤阳中都规制宏阔，影响明清都城格局近六百年；徽商贾而好儒，商行天下，成就“无徽不成镇”的传奇，推动徽州文化蔚然昌盛；有清一代，桐城派文以载道，激荡文坛二百余载，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之美誉。
　　江淮毓秀，文脉绵长。安徽以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书写了璀璨夺目的精彩篇章。
礼乐华章，璀璨江淮——夏商周时期的安徽
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新阶段,青铜文化高度发达是其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安徽地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禹会诸侯于涂山后,夏朝建立,开启了中国王朝时代。安徽江淮地区既是夏王朝的兴国之地,也极可能是夏王族的谢幕之区。商朝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成为商王朝东南锁钥,经济文化影响力延伸到了长江以南。西周时期,安徽地域社会发展加速,淮夷族群崛起,夷夏为控制铜矿资源而开展的博弈,极大地促进了地域文明一体化进程。
春秋时期,安徽地域方国林立,淮夷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激荡碰撞,呈现出多彩瑰丽的文化面貌,至战国时期逐渐融汇于楚文化。战国末期,楚国迁都寿春,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为中华文明的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寻踪夏迹。
伴随着早期文明的演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安徽地跨淮河与长江,中原二里头文化、东夷岳石文化、江南点将台文化等多种区域文化在此汇聚,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夏代考古学文化。
　　江淮大地见证了夏商王朝更迭的重要历史变迁。肥西大墩孜遗址、肥西三官庙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踪迹提供了新的线索,展现出安徽江淮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

单扉铜铃，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肥西大墩孜遗址出土。
　　铜铃的使用者。目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见于考古报告的6件铜铃,均发现于高等级墓葬,多位于墓主人的腰部附近,配以玉管状铃舌,并以织物进行包裹。墓主人可能为高等级贵族,具有极高的社会身份。

上左，炉渣，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上右，铜斧；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下，炉壁，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铜陵师姑墩遗址出土。
　　铜陵师姑墩遗址。师姑墩遗址位于铜陵市钟鸣镇合义村,面积约7500平方米,2010年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出土冶、铸相关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三块炼渣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晚期。西周中期是师姑墩遗址冶铸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出土有铜工具、炉渣、炉壁、铜块、陶范等冶铸遗物。
上，铜锭，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下左一，铜锭，西周—春秋，南陵绿岭出土。皖南出土的铜锭经检测成分以铜、铁为主，夹杂硫、砷等多种微量元素。先秦时期炼铜主要采用竖炉。铜矿石的冶炼是先将矿石粉碎，放入炉中，用木炭加热到一定温度，产出含铁量较高的粗铜锭，再反复精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
下左二，铜锭，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1978年贵池出土。
下左三，铅锭，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南陵戴镇出土。
　　下左四，石范，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合肥枣树棵城墩遗址出土。
炼渣，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南陵江木冲遗址出土。
　　皖南地区发现的早期炼渣外形多呈倒蘑菇状。根据检测结果显示,南陵和铜陵矿冶遗址的炼渣成分中氧化硅、氧化钙、氧化铁占主体,铜含量普遍低,说明矿石中的铜被成功提取。由此可见商周时期皖南的冶铜技术水平较高。
上左，平衡石，西周—春秋，南陵塌里牧出土。
上右，炼渣，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南陵江木冲遗址出土。
　　下，炉壁，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
左， 孔雀石。中， 铜斧，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南陵塌里牧出土。右， 石球，西周—春秋，南陵塌里牧出土。 金道锡行。
安徽具有丰富的铜矿资源，目前已发现了百余处古矿冶遗址。从铜矿规模、冶炼遗物来看，安徽沿江地区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铜原料供应地，至迟在西周时期已形成采、冶、铸完整的青铜生产环节。
　　长江中下游铜矿带与中原之间一直存在铜原料北上入贡或交易的通道，金文称之为“金道锡行”。周王朝曾多次征伐淮夷，很可能是为了保证铜原料运输通道的畅通。
安徽商周时期主要矿冶遗址分布示意图。
　　安徽商周时期矿冶遗址共发现百余处，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的皖南、庐枞（庐江—枞阳）两大古矿区，总分布面积达2000多平方千米，矿石品位较高，距地表浅近，适于开采。其中以皖南古矿区铜矿资源最丰富、规模最大。
左，龙流扁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定远坝南出土。铜盉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酒器或水器。扁盉的特征是腹部呈扁圆形，西周晚期出现，春秋晚期逐渐消失。扁盉集中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多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
　　右，龙纹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定远坝南出土。
龙纹戈，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颍上王岗出土。 兽耳提梁卣 (yǒu)，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颍上王岗出土。 左，铜鼎；右，父丁爵，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年颍上王岗出土。
　　颍上县王岗郑家湾位于颍河南岸，南临淮河，1982年出土一组青铜器，其中铜爵、铜卣、铜尊有族徽或“父丁”铭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颍上县多次出土商周之际的青铜器，发现多种族徽，反映出族群在中原王朝影响下的迁徙情况。
上，陶器盖；下左一， 陶钵，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下左二， 陶钵，西周—春秋，合肥大包墩遗址出土。
左，陶豆，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下中，陶罐，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下右，陶罐，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上中，陶簋 (guǐ)，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上右，陶豆，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左，陶曲柄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中，陶曲柄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右，陶曲柄盉(hé)，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丁家畈团墩遗址出土。
下左，陶鬲，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上左，陶鬲，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庐江三板桥遗址出土。
下中，陶折肩鬲，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上右，陶折肩鬲，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合肥枣树棵城墩遗址出土。：陶折肩鬲，又被称为“淮式鬲”，多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江淮地区，是淮夷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下右，陶鬲，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霍邱堰台遗址出土。
夷立淮土。
淮夷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淮河流域族群的泛称，不同历史阶段分布区域有所变化。西周时期，淮夷逐渐发展壮大，与周王朝及周边方国时有交往，对西周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推动了淮夷族群的文明进程。春秋中晚期，淮夷走向衰落。
长江中下游铜矿带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产铜区，安徽铜矿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金道锡行的畅通，南方铜矿资源的北输，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淮夷渐盛。
安徽江淮地区是西周时期淮夷的核心分布区域，该地区发现大量的西周遗址。淮夷族群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中原文化、东夷文化、吴越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以折肩鬲、曲柄盉等器物为代表的地域文化。
　　西周中晚期，淮夷作为地方势力崛起，成为周王朝经营东南的障碍。穆王、厉王、宣王时期，淮夷频繁与周王朝发生战争，曾一度攻入王朝中心区域。双方的交融客观上促进了淮夷社会的发展。

　　兽面纹大饶，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庐江泥河出土。

安徽出土的大饶。
大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乐器，主要出土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与北方地区成组出土的小铙不同，大饶单独埋藏在山顶、山坡或水边，没有其他器物伴出，应该是祭祀自然神所用的礼器，祭祀结束后被就地掩埋。
安徽出土的大饶共5件，分布于长江南北，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兽面纹大饶，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潜山出土。 南融北汇。
商代疆域辽阔，商文化辐射范围更为广泛。商代早中期，安徽长江流域已经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出土了一些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商代晚期，南方青铜文化逐渐繁荣，与中原青铜文化在江淮腹地碰撞，共同促进本地文化的发展进步。

铜陵童墩出土青铜器。
1983年铜陵县西湖乡童墩村（今铜陵市义安区）出土的商代早期圆斝和鬲等，表现出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是迄今为止长江以南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青铜礼器，显示出商代早中期青铜文化已经辐射到安徽长江以南。
中原青铜文化的南渐，长江中下游丰富的铜矿资源，共同催生了地域青铜器的创造和发展。
肥西馆驿出土青铜器。
　　1965年肥西馆驿糖坊（今肥西县上派镇糖坊村）出土2件爵、2件斝、1件觚，体量较大，纹饰华丽而不繁缛，具有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典型特点。单柱的造型和高耸的帽柱展现出明显的地域风格。

兽面纹单柱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肥西馆驿糖坊出土。

商代青铜酒器组合。
　　商人嗜酒，《史记》中记载商纣王建有酒池肉林，《尚书•酒诰》中也曾记载商代统治者因酒亡国。爵、觚与斝是商代最为重要的酒器组合，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兽面纹斝，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肥西馆驿糖坊出土。高55.4厘米 口径25.7厘米；兽面纹铜斝（jiǎ），圆口厚唇，伞形双柱，伞周和顶端饰涡纹。身分两段，均饰相同的兽面纹三组。底微鼓，尖足外侈。扁平錾。如此巨大的铜斝，颇为少见。 兽面纹觚，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肥西馆驿糖坊出土。 阜南月牙河出土青铜器。
淮河支流润河流经台家寺遗址，由于河道蜿蜒曲折，也被称为月牙河。1957年龙虎纹尊、兽面纹尊、兽面纹爵、兽面纹斝、兽面纹觚等8件青铜器出土于月牙河，出土地点在台家寺台墩西150米处，与商代墓葬区相邻。推测可能由于河道变迁，冲垮墓葬区北部，造成随葬青铜器落至河道中。
　　1944年曾在其附近发现12件铜鬲及1件铜方鼎，其中4件铜鬲现藏于安徽博物院。
兽面纹尊，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月牙河出土。高47厘米 口径39.3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肩置三兽首，兽首间用扉棱分隔。肩饰云纹，腹饰三组浮雕兽面纹，器内壁随表面浮雕而凹凸不平，圈足有三个“十”字形镂孔。此尊气势雄浑，富丽端庄，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 青铜尊是商代中晚期逐渐盛行的重要酒器。阜南月牙河出土的兽面纹尊特殊的是，铜尊器壁厚薄均匀，腹内壁随器表浮雕纹饰走向而凸凹不平。凸凹式铸造方法可以保证青铜器不同部位的壁厚接近，避免因为器壁厚度不同，而导致铜液冷却时产生裂痕。
　　这种特别的铸造方法，常见于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铜尊、罍等，展现出南北方青铜器铸造方式的差异，体现了当时南方的青铜器铸造水平。
兽面纹鬲，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月牙河出土。高23.2厘米 口径15.3厘米；兽面纹铜鬲（lì），圆口外卷，直颈窄肩，分裆，锥形空足。口沿置对称的弓形耳，一耳与一足对应，应是沿袭商代早期的作法。颈饰变形夔纹。腹饰扉棱三道，与足对应。并以扉棱为中轴，构成三组兽面纹。 兽面纹单柱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月牙河出土。 兽面纹斝，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月牙河出土。 兽面纹鬲，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传阜南月牙河出土。
　　鬲是炊煮器，有三个中空的袋足，用于增大受热面积，流行于商周时期。这件铜鬲腹部饰兽面纹，兽目突出，线条繁缛，具有典型商代中期的特点。三足两耳采用四点配置法，即一耳与一足在同一垂直线上。这种配置方法后被五点配置法取代，器物在视觉上显得更加平衡稳重。
銎(qióng)内(nà)戈，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銎内戈的内部有銎孔，使用时将柲(bì)上端穿入銎孔安装和固定，主要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兽面纹铙，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兽面纹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铜铙是商周时期的乐器，按照形体可以分为大、小两型。小铙流行于中原地区，多为大小相次、三件一组的编铙。
兽面纹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兽面纹觚，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兽面纹鼎，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铜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是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用以烹煮或者盛放肉食，流行于整个青铜时代。
凤阳花园湖出土青铜器。
2001年在凤阳县枣巷镇花园湖村，发现爵、觚、觯、戈、矛等6件青铜器，铜器器物风格与组合属于商代晚期。
　　古堆桥、花园湖出土的商代卜甲、陶范和青铜器揭示该区域存在较高等级的聚落，表明凤阳一带是商代沟通中原与江淮及长江下游的重要节点。
左，兽面纹觚（gū），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2001年凤阳花园湖出土。铜觚为酒器，最早见于商代早期，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逐渐消失。
中，兽面纹觯（zhì），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凤阳花园湖出土。
铜觯是饮酒器，出现于商代中期，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在安徽出土极少。这件铜觯内底有“父己”铭文。
　　右，兽面纹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凤阳花园湖出土。
凤阳古堆桥遗址。
　　古堆桥遗址位于凤阳县府城镇卫前村，2012年至2013年经考古调查和发掘，遗址面积约18000平方米，出土较为丰富的商周时期遗存，包括房址、灰坑等遗迹，陶器、卜甲和陶范等遗物。商代文化遗存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器物表现出很强的中原文化特征，也具有自身特点。
左，陶浅腹盆；右，陶鬲；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凤阳古堆桥遗址出土。 阜南台家寺遗址。
　　台家寺遗址位于阜南县朱寨镇白庄村，2014年至2016年经考古发掘，发现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遗存、奠基坑、祭祀坑、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遗物。遗址主体年代自商代早期延续至商代晚期，商代中期最为发达。
台家寺遗址是商代中期淮河流域区域中心聚落，也是商王朝的青铜铸造中心之一和经略东南地区的重要据点。
陶深腹罐，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

生业与饮食。
　　台家寺遗址地处皖北平原，临近淮河，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先民延续了淮河中游稻粟兼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稻在食物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饲养猪、黄牛、山羊、绵羊、狗等家畜，狩猎鹿、貉、鼬、兔子、雉、大雁、鹳、鹤等动物，同时大量捕捞各种淡水鱼类、螺蛳和河蚌，采集周边野生植物作为日常食物的重要补充。

陶鬲 (lì)，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 炭化植物种子，稻、粟、黍，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 炭化植物种子，小麦、葡萄，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 卜甲、卜骨，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卜甲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盛行于商代。占卜者根据卜甲裂纹预测吉凶。有研究认为台家寺遗址出土的商代卜甲，原料主要来自中华花龟和中华草龟等。
卜甲和卜骨
　　台家寺先民盛行占卜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使用过的卜甲，也有卜骨。原料来自龟甲和黄牛肩胛骨等，其整治、钻凿、灼烧等制作方式均和中原同时期相同。台家寺遗址出土的卜甲、卜骨仅有钻凿和施灼的痕迹，目前暂未发现占卜刻辞。
重邑沿淮。
安徽淮河两岸发现诸多商代遗存，经过发掘的商代遗址包括阜南台家寺遗址、阜南迎水寺遗址、凤阳古堆桥遗址等，表明淮河中游存在多等级聚落群。台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贵族墓地以及数百件商代卜甲，是商代中期淮河流域的区域中心聚落，也是商王朝经略东南方向的重要据点，为探索商王朝的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煌煌商域。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王朝疆域较夏代明显扩大。
安徽淮河流域是商代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阜南台家寺遗址为中心的沿淮多等级聚落群，展现了商代聚落的层级与布局。作为中原文化向南传播的重要通道，安徽淮河流域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青铜铸造技术飞速发展，成为商代中期重要的青铜器铸造中心之一。
商代早期王朝疆域已经到达长江沿岸。商代中晚期，中原和南方青铜文化在江淮腹地汇聚，形成了多样的青铜文化面貌，推动了青铜文明的传播与发展。

夏桀奔南巢。
　　文献记载，夏的最后一任君主桀在鸣条之战被商汤击败后，向南逃奔，最后死于南巢。南巢的地望有安徽桐城、巢湖、六安东和河南固始等多种观点。肥西大墩孜遗址和三官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夏王朝灭亡后，夏王族的逃亡路线提供了考古学线索。

肥西三官庙遗址。
三官庙遗址位于肥西县桃花镇顺和社区（原三官庙村）。遗址呈台墩形，总面积4000余平方米。2018年至2019年经考古发掘，发现房址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等遗物和动植物遗存。遗址主体年代大约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562年—前1400年。
　　三官庙遗址是中原地区以外集中发现夏商之际青铜器最多的地点，为文献记载的“桀奔南巢”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线索。
陶鼎，夏代晚期—商代早期，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 左，陶爵 (jué)；右，陶甑 (zèng)；夏代晚期—商代早期，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 陶豆，夏代晚期—商代早期，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 三官庙遗址出土青铜器。
　　遗址共出土18件青铜器，均埋藏于红烧土堆积下，包括钺、戈、戚等，多为兵器，可能是仪仗礼器组合。器物年代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器物风格多元化，工艺水平较高，是安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这些高等级青铜器出现在江淮地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左，铜戚；右，铜戈；夏代晚期—商代早期，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铜戈是最为常见的格斗兵器，用于击刺和勾杀，通常配合防御性兵器“干”（即盾）一起使用。铜戈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产生以来，至春秋时期发展成熟，勾杀能力不断增强。 铜钺 (yuè)，夏代晚期—商代早期，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
　　铜钺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之一，作为权力的象征，代表使用者尊贵的身份。三官庙遗址共出土2件风字形青铜钺。钺内（nà）部扁狭，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
斗鸡台文化。
斗鸡台遗址位于寿县双桥镇邱家小郢村，历经1982年和201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的遗存。因该遗址夏时期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明显，以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斗鸡台文化，是安徽江淮地区夏代最具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斗鸡台文化分布于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一般认为由夷人族群创造，陶器组合为鼎、罐、甗、豆、盆、缸等。
左，陶罐；右，陶鼎；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寿县斗鸡台遗址出土。 肥西大墩孜遗址。
大墩孜遗址位于肥西县周坝社区汪郢村，面积约8000平方米，1972年试掘，出土了龙山文化至西周时期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单扉铜铃和2件铜斝。
安徽最早的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肥西大墩孜遗址出土的铜斝是目前安徽最早的青铜酒器，对研究夏商之际安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早期青铜铸造工艺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左，铜斝 (jiǎ)；右，联珠纹斝；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肥西大墩孜遗址出土。
联珠纹斝，通高21.4，口径13，底径9.6厘米。圆形侈口，口沿有一宽边，束腰，下腹略向外鼓，平底微凸。颈腹间置一弓形扁鏊，上有两个长条形镂孔装饰。口沿上立二个三棱锥形矮柱，上有半月形钉帽。三棱形空锥足。腹部饰两道弦纹，中间加连珠纹，下腹有三个凸起的圆饼形饰。
　　此斝造型简单原始，纹饰素朴，是江淮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对研究夏商时期江淮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诸侯方国。
西周至春秋中期，江淮地区方国林立，逐渐形成了新颖独特的文化风格。
安徽地域北通中原，东控淮泗，南连吴越。春秋时期，齐、楚、晋、吴、越等诸侯大国逐鹿江淮，其中吴楚争霸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江淮方国逐步被大国兼并。
频繁的战争加速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淮夷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在江淮大地激荡碰撞，极大推动了安徽地域文明的发展进程。
吉金淮北。

　　春秋中期以前，安徽淮河以北还存在诸多方国和诸侯国，见于史料记载的有焦、胡、州来、养、萧、宿、宋、沈等。出土的器物大多没有铭文，不易判断国别与族属，却真实地反映出南北文化互动交融的复杂面貌。

窃曲纹匜，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宿县平山（今属宿州市埇桥区）出土。
　　燕尾鋬三足匜主要流行于皖南地区，山东南部、江淮地区、宁镇地区有零星发现。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龙鋬四足匜有明显区别。
蹲人龙耳簋，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宿县平山（今属宿州市埇桥区）出土。此簋主体呈深腹豆形，双耳为卷尾龙形，龙背处有蹲人，造型灵动夸张，极具巧思。 窃曲纹鬲，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宿县平山（今属宿州市埇桥区）出土。 乔君钲（zhēng），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宿县许村芦城孜（今属宿州市埇桥区）出土。
　　钲是一种打击乐器，使用时可手持敲击，也可插入支架固定后敲击，此钲柄上设有悬孔，亦可悬挂敲击。
蟠虺（huǐ）纹盨（xǔ），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太和胡窑出土。高16.8厘米 口纵21厘米 口横33厘米，椭圆形，双兽耳。盖顶饰镂空盖冠，可仰置盛食物。曲尺形圈足。器、盖均满饰蟠虺纹，圈足饰夔纹。纹饰精细，色泽艳丽，是盨中精品。
　　盨的用途与簋相同，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
垂鳞纹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太和胡窑出土。 光耀群舒。
西周到春秋早期，江淮之间的淮夷部族建立了诸多群舒方国，并逐步发展壮大。春秋中期，群舒诸国是吴楚争夺控制的对象，先后被楚国所灭。
群舒诸国虽为小国，文献记载较少，但是却创造了以兽首鼎、曲柄盉等青铜器为代表、极具地域特色的群舒文化，对淮河上游、长江以南的青铜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根植江淮。
群舒，源于古老的皋陶部落，是西周到春秋时期诸多偃姓小国的统称，分布在安徽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达巢湖，西至大别山的区域内，以今舒城、庐江为中心，见于记载的有舒、舒蓼、舒庸、舒鸠等。
　　群舒文化根植于安徽江淮地区，以中原青铜文化为基础，受东夷文化影响较深，在长期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守正创新，最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地域青铜文化，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鼎、曲柄盉、折肩鬲、平盖鼎等。

兽首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庐江岳庙出土。高27厘米，口径20厘米；器作兽形，前端兽首突出，双角耸立，双目圆睁，附耳，垂腹，圜底，三蹄足。此式鼎为群舒代表性器物，地域特征明显。 重环纹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五里出土。 兽首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五里出土。

兽首鼎是群舒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主要融合了中原附耳鼎和觥的器物元素创新而成。
　　兽首鼎体态憨厚，华丽秀美，是祭祀时使用的青铜礼器。目前安徽仅出土8件，其使用者地位较高。

左，曲柄盉；右，竖线纹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五里出土。 原始青瓷盂，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五里出土。 左，龙纹曲柄盉，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六安毛坦厂出土。

曲柄盉是群舒最具地域特色的器物之一，其形制来源于商周时期本地陶质曲柄盉，传承有序。安徽以外地区出土的铜曲柄盉，应是群舒文化传播的结果。
　　右，龙柄盉，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庐江泥河出土。高17厘米 口径14.4厘米；此盉上部作盘口束颈式，下部为空足鬲状。腹部一侧置短流。鋬长而曲，端部为一独角兽首，作回首探视状，形象颇为生动。

重环纹盉，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 左，蟠虺纹曲柄盉，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六安毛坦厂出土。
　　右，铜盉，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庐江岳庙出土。
蝉纹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庐江泥河出土。 蝉纹平盖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六安思古潭出土。

　　立耳平盖鼎。群舒立耳平盖鼎数量较多，一般成对出土，其特征为腹部较浅、三蹄足内聚、立耳外撇，耳部饰点线纹，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附耳鼎有明显区别。同类型鼎常见于山东地区，但多以列鼎形式出现，表明群舒与山东东夷文化区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

龙纹平盖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 窃曲纹矩钮盖鼎，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王井出土。

　　矩钮盖鼎，矩钮盖鼎形制源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以后在山东地区流行，并逐渐传播至江淮地区。有些盖部有横贯两耳及盖钮的铜杆。

窃曲纹匜形斗，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1989年六安毛坦厂出土。

　　匜形斗。斗主要用于挹取酒、水等液体。条状柄匜形斗是群舒的典型器物，柄上扬的角度决定其难以在深腹的容器内直接挹取，而更适合用于浅腹侈口的器物。

窃曲纹盘，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 窃曲纹兽足匜，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高17，通长31.8，宽17厘米；口缘较直，流槽较窄长，深腹圜底，下有四个扁兽足，后有兽首銴。上腹饰三角卷云纹，下腹饰窃曲纹。
　　匜，是盥手注水之器。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时要有净手的仪式，即沃盥礼，行礼时一人在上用匜浇水，一人在下端盘承接，一人在侧拿手巾，行礼之人在盥洗完毕后用手巾将手擦干。此种礼节在先秦十分盛行，对后世影响深远。
铜盘，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六安毛坦厂出土。
　　盘匜。盘，盛水器。匜，盥手注水之器。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有净手的仪式，即沃盥礼。行礼时一人在上持匜或盉浇水，一人在下端盘接水，一人在侧拿手巾，行礼之人在盥洗完毕后用手巾将手擦干。肥西小八里出土盘、匜的形制和纹饰均与中原地区相似。
龙纹四环方盒，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

　　方盒是群舒极具地域特色的青铜器，造型可能源自竹筒、竹篓和竹篮等。

弦纹簋，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肥西小八里出土。 凤鸟纹尊，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六安毛坦厂出土。 折肩鬲，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凤凰嘴出土。
　　群舒铜折肩鬲起源于本地淮式鬲。春秋中期以后，折肩鬲逐渐消失。
楚灭群舒。
春秋中期，楚国开始经略江淮。春秋晚期，吴国逐渐崛起，与楚国在江淮地区展开近百年的激烈争夺。群舒诸国因国小势弱，不断改变邦交策略，周旋于吴楚之间，艰难求存，最终皆被楚灭。
舒城九里墩墓。
　　1980年，在舒城九里墩发现一座较大型墓葬，时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器物已不见群舒典型青铜器，大都表现出楚系青铜器的特点。九里墩墓是楚灭群舒后楚国贵族的墓葬，墓中还出土了钟离、蔡等国器物，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楚国逐步控制江淮地区的真实反映。
蟠虺纹簠 (fǔ)，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九里墩出土。 甬钟，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九里墩出土。 兽面纹车饰，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九里墩出土。 左，云纹车饰；中，铜衔；右，羽翅纹铜泡；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舒城九里墩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