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民国恩爱夫妻周有光

宋祥瑞

壹：周有光简介

周有光（1906年－2017年），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学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并聘请周有光先生为终身名誉院长。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贰：跨越四个时代的读书人

周有光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期。两个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可是他却活到了112岁。他游历了70多个国家，曾经与爱因斯坦一起喝咖啡；和溥仪皇帝一起看戏，还去听过周杰伦的演唱会。

少年时期的周有光，家里书香味浓郁。当时时局动荡，他却始终绕不开两件事：读书和工作。有人后来调侃说，他有点像历史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年轻时，他注重“实业救国”，在银行、金融机构里奔波，从事经济和金融研究。会议不断，报表不断，日子像根紧绷的弦。

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让他在中年之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重度失眠陪着他度过好几年，夜里躺在床上，一点困意都没有。他自己说，那段时间最痛苦的不是工作，而是“看着天亮”。

机缘巧合之下，五十多岁那年，他被调去参与文字改革，从金融圈跨到语言文字学领域。按他的说法，对语言学他是“门外汉”，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补课。

短短三年间，他主持参与拟定了后来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份工作改变了几代人的识字和发音习惯，也让他的名字被牢牢地钉在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里。

但周有光很不喜欢“现代汉语拼音之父”这个称呼。他幽默地说过，自己在经济上是“半途而废”，在文字改革上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零”。这番自嘲，在旁人听来有点谦虚，对他来说却是心里话。

一次，他孙女上小学，打趣地跟他说：“爷爷，你哪一行都没做到底呀。”他哈哈大笑，并不辩解。这样的性格，多少能看出他不愿背负过多名声，也不喜欢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

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回忆，舅舅常说，汉语拼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他之前，就有不少人做过探索，“不能把功劳都算到一个人头上”。在这种态度之下，名利也不可能成为他的牵绊。

叁：周有光的爱情

周有光19岁时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张允和。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三姐张兆和嫁给了文学家沈从文，小妹张充和嫁给了傅汉斯（德裔美籍汉语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

张允和不光长得美，而且还很有才华，她的书法特别好，写的一首非常漂亮的小楷。在张允和十六岁那年，遇见了比她大三岁的周有光，两人一见钟情，很快走到了一起。然而两人谈了八年恋爱，没有结婚。张允和经常胡思乱想，这到底怎么回事？

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周有光的信，信上说，二姐，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此时，张允和才终于明白，原来周有光是因为穷而自卑。担心自己不能给张允和幸福。可张允和却坚定的告诉周有光，幸福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于是在1933年，27岁的周有光与24岁的张允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就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人过着柴米油盐平淡且幸福的生活。然而，幸福的时光没维持多久，周有光就前往美国深造。临走时，张允和把父亲给她的两千银元嫁妆全部用作丈夫的留学费用，自己在家省吃俭用过日子。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顶着经济学专家的头衔回到了上海，结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七岁的女儿不幸染病夭折。儿子也被流弹击中，奄奄一息。

张允和（1909年—2002年），安徽合肥人，近代教育家张武龄次女，母亲为昆曲研究家陆英，与姐妹张元和、张兆和、张充和并称“合肥四姊妹”。

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曾担任历史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

晚年复刊家庭刊物《水》杂志并任主编，出版《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著作，2002年逝世后骨灰撒于北京永定河畔。

因为战乱，周有光和妻子被迫分离。张允和以孱弱女子的身躯，独自一人扛起整个家庭的全部重担。在照顾儿子和双方父母期间，光是搬家就多达30余次。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夫妻两地分居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周有光终于回到了张允和身边。

后来，张允和被检查出了心脏病，医生说她活不过50岁。听到这些，周有光伤心欲绝，可张允和却不打算认命，她决定自己救自己。张允和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第一，不拿别人的过失惩罚自己；第二，不拿自己的情绪影响家人；第三，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幸福快乐的活下去。

而正是她的这种对生活的淡然，不怨、不怒、不哀、不悲的态度，让她一直活到了93岁。

张允和80岁时，依然坚持梳妆打扮。86岁的时候，张允和还在自学电脑，每天坚持用电脑打字写作。到了89岁时，牙齿都掉光了。他依然自信的对着相机镜头开怀大笑。

夫妻俩不管日子多难，总是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每天都会拿着一杯茶或是一杯咖啡共饮，而且他们还会把各自的杯子高高的举到眉毛间，慢慢向前。啪的一碰。然后再喝，这表示着互敬互爱的情调。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张允和去世。

肆：周有光的淡定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经历了被抄家、被羞辱，中国所有的风浪与苦难，他都经历过。但是都没有被打倒。

他呼吁人们，千万不要因为言论就把人分成左派、右派。他说教育最大的目的在于唤醒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强调了自由的本质是拥有选择权和拒绝的权力 。

当初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人生的低谷，对他来说，却成了调整身体和心态的机会。他索性把“苦差事”当作治疗方案，主动去干重活、累活。

白天在工地上忙得精疲力尽，晚上回到住处，倒头便睡。日子一长，失眠这个老问题居然好转了。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不仅睡得着了，身体比以前结实许多。说起这段经历，他用了一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劳动之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读书和思考。身在干校，心里却仍有学问这块“自留地”。我认为反思很重要，只经历不反思，相当于拒绝成长。

对于被下放这件事，他有过一番别致的说法：上帝和他私交不错，“他老人家知道我失眠，就特地安排我去那个地方治病。”这种讲法，带着一点调侃，也带着一点真心。既不抱怨环境，又不回避现实，把不顺当作另一种安排。

很多年后，他常跟人说：“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遇到困难，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慌，而是先接住，再想办法。他说，人生里遇到的坎多了，自然就知道“不要慌”三个字的重要性。

他还有个习惯，是“吟诵”。他用自己琢磨出来的调子念古诗文，有点像唱山歌，念到兴起时，手脚还会跟着比划。那不是表演，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听，沉浸在诗文的情境里，心情就很快舒展开。

这些看起来“玩”的东西，在他这里，其实有着很明确的指向：既让身体动起来，又让脑子不闲着，还能把心里的郁气慢慢化开。真正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

伍：周有光的长寿秘诀

人们谈到“长寿之道”，周有光的心得：“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说“四朝元老”只是一句玩笑，人能活多久，一半是条件，一半是心态。说到底，他更看重的，是怎样把一天过好，而不是在乎别人给的称号。

谈到处世，他常说要“胸襟宽大”。在他的一生里，有过不少可以让人郁闷的事情。日本侵华时，他苏州老家的家底几乎被扫荡一空，许多价值不菲的古董、藏品，都在战火中不知所终。那些老东西，一件件都很珍贵，家中长辈心疼不已，他反而看得略淡一些。

在60年代他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被抄家、被羞辱，被送去扫厕所，家里钱财再次被洗劫一空。

他提起此事，只轻轻一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东西没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性情上，他提倡“不生气，不逞一时之快”。他认为，性格温和的人通常比较长寿。高兴的时候，不必把情绪推到顶点；悲伤的时候，也尽量留一点回旋余地。他曾跟晚辈说，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顺心，“十之八九不如意”才是常态，懂得这一点，就不必事事较真。

周有光还说，人越是在低谷时期，越是要把自己收拾的体体面面的。他们会每天把自己收拾的清爽妥当，哪怕已经很累，也要以最好的形象面对爱人。

2002年，张允和离开了人世，享年93岁。白发戴花君莫笑，岁月从不败美人。从青春到耄耋，张允和始终都那么美，周有光也始终如一的爱着她。周有光说，相爱78年。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两人会少一人。挚爱已离去，周有光继续整理妻子的遗物和日记。而到了晚上，他就蜷缩在书房的沙发上睡觉。太想念老伴的时候，他就给她写信，开头是天堂的允和，落款是人间周有光。

2017年，112岁的周有光老人逝世，他前往另一个世界，与他心爱的允和去相见了。

此时我又想起来杨绛的那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这句话精准道出许多人，在阅历沉淀后的心境转折：从向外索求认同，转向向内建立锚点。‌

‌年龄越大，越觉察到，外界的掌声或非议常短暂、片面、不带责任；而内心是否踏实、生活是否自主，只关乎自己是否忠于本心、守住边界。‌

‌不必否定“被认可”的温暖，但可练习把“别人怎么看”的提问，慢慢转成“我是否尊重了自己”——这并非冷漠，而是成熟后的温柔：既不讨好，也不疏离，只是不再拿自己的灵魂去换别人的点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