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哥支妹”上云南__作者:下关风

下关风

　　”支哥支妹“上云南

__知青话题

下关风

在中国现代社会，提起知青这个话题，你绝对避绕不开一个地方，也忽略不了两个运动。

一个地方是云南。

两个运动是红卫兵和上山下乡。

牵扯到具体的人，红卫兵和知青，两者的性质虽各不相同，但互为因果，前后关联，紧密衔接。

当然，一些社会学家把红卫兵和知青归为一类，认为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群体。但是更多的人并不这样认为。说这种划分不太准确，且不符合社会学的某些基本定义。

知青们也普遍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群体，而是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虽然它的产生，存在和经历都十分悲催，但处于各自立场，看法和感觉的不统一，有的为这种身份伤感悲怆，有的则为这种身份骄傲自豪。

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史无前例”，造就了很多群众性的组织，其中最声名遐迩的，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多为66年时的在校大中小学生，盛时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当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年轻人的勇猛拚闯，去打开所谓“万马齐喑‌”的局面。

于是破四旧，抄家，批斗。

于是炮轰，火烧，打倒(成都其时最凶猛的标语口号就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惊世骇俗)。

于是革命大串连，天安门接见，一次又一次，把运动推向高潮。

折腾了两三年后，伟人在68年的夏天接见了几个红卫兵代表，当面批评了他们的一些所做所为，这个信号表明，红卫兵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需要给他(她)们另谋岀路。

其时学校罢课，厂矿息工，社会停摆，巨量的红卫兵成为了社会闲散青年(据说当时已经积累了400多万)，他们有造反，串连的经验和实践，集中滞留城市，终是危险，说不定何日何事就”核“爆炸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被授意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一个叫王秀兰的城镇居民主动下乡务农的事。

报纸在编者按里传达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那一天起，上山下乡不再是号召，而是动员令。

于是红卫兵换了个名字，包括造过反的逍过遥的，城镇所有的适龄青年，都成为了知青，都被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据说仅1968年，就产生了近200万知青。

从那一年开始，此举成为常态，年年不断。

我们知青的时候(71年5月)，很多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且处于9.13前夕的一个特殊时期，“革命”闹得如火如荼，而社会生存条件，却是“一塌糊涂”。

年复一年，政府为“处置”越积越多的适龄青年们，耗尽了心机，搅尽了脑汁，虽搞了些什么“复课”闹革命之类的假打，终无济于事。

因此，我们也就不可避免的被知青了。

我们的名称，统一于知青但又有区别。

更准确的说，我们叫“支青”，全称支边青年，知青中的特类。

现在个人手中唯一的证明，就是当年岀发时的一枚布质胸牌，黄底红框红字，醒目楷书”四川省成都市支边青年“，背后标明学校，连排班(文革时学校里代替年级，班次的时尚)，姓名，学校印章。

据此，当年千里迢迢到云南的四川知青多自称支哥支妹，也有叫边哥边妹的，意思和所指都是一样。

说起知青这个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庞大阶层(或者一个群体)，很多人以为是1968年及之后的产物。

其实，共和国成立之始，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此举就初见端倪，并渐为“国策”。

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试探社会反应。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其时，邢燕子，董加耕等早期“知青”领头人物，带动了一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云南昆明亦有数百名青年，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到滇西潞江坝创建农场，种植小粒咖啡，成为今天声名鹊起的云南咖啡之滥觞。用他(她)们事迹创作的小说《边疆晓歌》，为早期知青文学的精典之一。

1962年，中央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组织起来的设想。

1964年，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之后，全国各地城市青年被动员到农村，农场，人数不多但络绎不绝。

至1966年十年动乱时期，更有巨量的知青上山下乡，达到高潮。

有统计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约有1200万至1800万。

不知虚实。

伴随知青一路，且作用非常的，除了行政要求，还有文学。

早期的知青文学，主要是政治宣传和理想主义书写。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支边青年群体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对象。作家邓普60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真实记述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塑造军垦第一代“刘海英”的故事，亦是早期知青文学的巨著，后被改编成电影《生命的火花》。

小说和电影，都名噪一时。

其它还有《沙滩上》，《结婚》，《朝阳沟》，《边疆晓歌》等等。

说到此话题，有两位诗人的两部诗作，值得一提。

毕竟，它们曾经沸腾了许多包括知青在内的年轻人的“热血”。

一是老诗人贺敬之，大名鼎鼎。他创作于63年的抒情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以60年代青年奔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为背景，用陕北“信天游”形式，融合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以诗歌形式构建革命精神传承的隐喻。诗中的红旗，"井冈山怒吼"，"南泥湾镢头"等等意象群，串联历史与现实，将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交融的叙事缝合，成为动员知青奔赴边疆的精神图腾。

再一个是署名为北大中文系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个人署名高红十执笔，8万多字的长诗《理想之歌》。

该诗74年创作，人民日报76年1月25日加编者按用两个整版刊登，轰动一时。

诗作反映了广大知青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朝气蓬勃，激情洋溢，读之令人心潮澎湃。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欢迎你们呵！

突击队的新战友，

欢迎你们呵！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喝一碗

热腾腾的米酒吧！

——延安人民的情意

酿在里边；

吃一把

红彤彤的大枣吧！

——陕北的枣儿呵

蜜一般甘甜！

白羊肚手巾

红袖章，

——高原上

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今天读来，虽有与当年不同的感觉，但心中激起的热情，仍然不减。

任何国家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高红十们的诗作，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特征，亦产生了强烈的鼓舞效益。

女诗人高红十，湖北宜昌人，69年到陕西延长县里家堡公社插队，72年工农兵推荐到北大中文系，75年毕业后再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79年后，长期在陕西，北京文化部门任职。

68年始，知青巨量涌现之时，国家还在革“文化”的命，因此当时不可能有反映知青的任何文学作品问世，只有一些在知青中流行的青涩歌曲，隐隐秘秘。

作为一个时代特有的阶层，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知青们自编自创了许多歌曲，这些歌曲或辛酸苦涩，或荒诞迷茫，多是利用一些中外民歌的曲调填词而成。

其中一首名叫《望故乡》的南京知青歌曲，在70年代初，掀起轩然大波。

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任毅编词的《望故乡》，流传极广，据说莫斯科广播电台都在播放。

于是，22岁的任毅被认定散布反革命言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至79年才无罪释放。

其实《望故乡》的歌词并不十分过份，只不过反映了知青们的一些悲观情绪。

“离别这里，不知多少年啊，怀念故乡。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寂寞和凄凉。

星光黯淡，惟有夜半起床，遥望故乡。望了又望，心里只是一片，辛酸和迷茫……。”

窃以为真正算得上“反动”的，是一首叫《望断蓉城》的四川知青之歌。

“更残漏尽，难耐五更寒……。梦魂何所欲，空留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我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啊，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可怜你的女儿呀，正在遭受那无尽的摧残……。”

各地的知青歌曲，几乎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忌讳。况且，众多的知识青年，年少并缺乏知识，更不懂什么政治。编唱的歌曲，不过是发泄一种消极的情绪。

知青歌曲中最搞笑而且嬉皮的，也是一首四川知青流行的崴歌，釆用了当时最流行的一首西藏民歌的曲调。

“不拣烟锅巴呀不喝加班茶呀，也不去打群架……。不留长头发呀不留长指甲呀也不跳蹦嚓嚓，扇上一个漂亮的盒盒儿(当年的流行saⅰ话，耍女朋友叫扇盒盒儿，耍男朋友则叫扇盖盖儿)，带到农村去安家……。”

2006年11月，四川音像出版社从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知青歌曲中，精心选择整理出了15首流传最广，最具地域代表性，以知青原创为主的歌曲，以“共和国不会忘记”之名，出版了首张知青歌曲专辑《知青之歌》，算是对那一段历史，留下了一个存照。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之后，有《今夜有暴风雪》，《孽债》之类的影视作品问世，归为了反思，伤痕文学之类。

中国的知青分两大类，一是插队落户，同农民一样挣工分，苦口粮。再就是到农场(生产建设兵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六，七十年代，曾经有13个生产建设兵团编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除最早的新疆兵团为正宗老牌外，其余内蒙云南黑龙江福建广东山东浙江甘肃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的建设兵团，多是旧有的国营农场，为“消化”安置知青而改制换名的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毕竟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冠冕堂皇，容易“招兵买马”。当年我等之类的很多“懵懂”青年，大多都是冲着这个招牌，十分“勇敢”的来了云南。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挤身其中，可谓典型。从某个角度讲，是专为招四川知青而设置的。

70年3月云南农场改制为兵团(北京上海知青69年，70年初到的是农场)，改制后71年招收了大量四川知青，至74年底又撤销，再改回了农场。

云南农场以建设兵团的名义，组建了4个师，32个团，分布于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思茅保山地区，因多在边地，所以知青又名支边青年。

云建兵团先后接收了支青10.4万人，计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成为了主体劳力。

兵团也罢，农场也罢，实质都是农工，扛锄头拿涮刀，垦荒挖地种橡胶。

云南很多地区的胶林，都是知青们在原始森林中垦荒种植的。他(她)们住草棚，喝泉水，用一双双稚嫩的手，一柄柄简易的锄头，砍树开荒，辟林带，挖胶坑，育苗，移植，培护，几万亩橡胶树，郁郁葱葱。

从种植到割胶制胶，知青们辛勤的汗水，化成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知青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作用是互动的。

城市的青年人接受“再教育”，了解农民农村，了解社会。

农村则通过知青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接触了许多新鲜的东西。

社会就在这种相互的了解理解和认识中，共同进步。

知青年代的中国农村(包括农场)，师资缺乏，教育落后，于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知青们接受农民的教育。

而农民的子女们，则接受知青的教育。

因为当时的民办教师，大多都是知青。他们虽不是科班出身，但至少会识字，算术，教育启蒙孩子们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拙作系列小说《农场往事》中的“孔夫子”一篇，专写此事)。

有统计显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期，全国农村的识字率有极大的显著提高。

还有“赤脚医生”，也大多知青，弥补了农村医疗条件的差缺和不足。他们走村串户，看病打针送药，虽水平有限，但聊比没有。

还有诸如技术推广，优良种子，化肥使用，农具改进，科学种田等等。

知青们的汗水和青春，功不可没。

打个比喻，许不恰当。

窃以为，在云南堪比庄蹻入滇。

云建兵团快速撤销，主要原因有二。什么人浮于事，形式主义，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经济亏损等等理由都是其次。极其恶劣的问题是‌管理混乱，迫害知青。据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披露，云建兵团现役军人捆绑吊打，奸污女知青‌等罪行，粗计1034起，祸害女知青286人，严重破坏了部队形象和社会稳定。‌‌

1974年6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当时全国此类问题不少，因一封信，全面揭开了盖子。

1973年，福建莆田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因其子在当地插队1年后口粮不够吃，没有零花钱等等一些问题，写了一封诉苦信，想法送进了中南海。

领袖体谅下情，在信上批示，“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其实，政策规定插队知青第一年国家补贴，第二年挣工分苦口粮，全国如此。

但这封信和批示被公开后，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结合73年全国知青会议上的披露，中央派出调查组，发现了国家拨付的知青款项被贪污挪用、强迫劳动、毒打和迫害知青等等问题。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数据显示，从1969年到1973年，全国发生了约2.3万起迫害知青的案件，其中侵害女知青的案件占到70%以上。云南，黑龙江，广东，上海等地为“重灾区”，尤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联手侵犯女知青达五十余人，令人发指。

据说毛泽东逐字阅读这些材料，面色凝重，控制不住泪水长流。

周恩来得知这些兽行，怒斥为“法西斯行为”，必须严惩。

叶剑英则更是拍案而起，怒言要“杀一儆千”。

李庆霖的一封信，最终促成了1974年中央“26号文件”的出台，一场旨在保护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权益的整肃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央追加了9亿元专款，用于改善知青生活，一批罪大恶极的干部被绳之以法。

知青的身份和名头，在当时的社会可谓一种负面，不要说有丝毫的含金量，连一点含铜量含铁量都没有。

但是知青们破帚自珍。

为捍卫这个身份，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发挥了充分的历史智慧和大无畏勇敢精神。

为捍卫这个身份，云南农场的知青们爆发了返城的诉求和风潮，最终导致上山下乡运动轰然终结，改写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结局。

所以文前提到，说知青这个话题，避绕不开一个地方，云南。

说起1979年的知青返城风潮，世人大都以为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引发的，其实那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导火索和点燃导火索的那一根火柴的原因和背景，是一次知青会议和决策。

会议决策，和农场知青们的身份密切相关。

78年秋，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招开。会上汇集了各方面与知青有关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历时40多天，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

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今后仍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决议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正是这一条，剥夺了百万农场知青的身份和回城的权利，他(她)们的希望，彻底破灭。

1977年恢复高考，各领域拨乱反正，希望的曙光，逐渐光亮社会。

但是知青们，反而失去希望。

彻底绝望导致极端，风潮渐起。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从来不畏惧任何风潮和闹事，知青回城风潮，只是小KS。

最终决定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问题及风潮只是表面，另有更重大的背景和原因，有意无意的被世人忽略。

上海知青徐玲先因难产母子双亡，纯系医疗事故。有人员渎职的因素，亦有赤脚医生的水平问题。但知青们借此发泄不满，抬尸游行，到景洪上访。

此举及后来的串联，商议，密谋，逐渐明确了一个主题，要求回城。

1978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风潮，终于爆发版纳，波及全省。

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串联，罢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行动宣言，选出领头人物。

省，州有关部门匆匆灭火，就事论事的做知青的工作，但无济于事。

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递交了北上请愿的申请，却无任何回应。

知青组织了近百人的北上请愿团，冲破层层阻力，到达昆明。

请愿团在昆明亦受阻，且矛盾激化。知青于是行动极端，于28日下午，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致当日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货运及军列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

当晚，省市委工作组赶赴现场说服劝阻，大批军警奉命到达羊方凹，待命行动。

围观市民亦数千。

僵持数日，知青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以内。

1979年1月2日，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但无任何人接洽。

30位皮肤黝黑，风尘仆仆的男女知青，无奈去了天安门，竖起一面皱巴巴的旗帜，上书“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云南农场的北京知青不少，家长们极为关注，纷纷声援。

市民垂怜，亦送食品，饮水和御寒衣物。

更有外国记者采访拍照，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此次北京上访，最终得到国务院一级的领导接见，功不可没，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据一位当时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说，接见的领导在延安时就搞垦荒，和农垦有着特殊的感情，见知青闹脱离，勃然大怒，手杖杵地，大声呵斥。一重庆知青不买账，直呼其名愤然反驳，闹得极不愉快。

此事需正确理解。

其人为中国农垦的祖师爷，对农垦的一切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情感，知青们拆他的台，岂能不勃然大怒。

再者，78年虽广泛拨乱反正，但知青问题不属于乱，未列上日程。

况且当时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仍有束缚，无“上方宝剑”，谁敢碰撞“红线”。

请愿无果，知青们的行动更为偏激，且全面鹊起，四处开花。

后面发生在三地的三件事情，推波助澜，导致事态转化，最终问题解决，知青们达到了目的。

尤第三件事情，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

一是德宏瑞丽农场的知青们沿路长跪。

北京来的工作组要听取知青意见的消息风传。

知青们得知后，迅速串联，勐卯贺赛雷允弄岛几个分场的各地知青牵儿携女，拦车于瑞弄公路沿线，长跪不起，恸哭述求，弄得工作组的人员震惊，共垂热泪，感伤不已。

二是临沧耿马孟定农场知青的规模罢工和集体绝食。

1979年元旦后，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国务院工作组抵达孟定。

数百名农场知青喊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进入工作组下榻的招待所大院，静坐绝食，门外数千人声援，场面极其悲壮。面对跪地哭诉，奄奄一息的知青，赵凡深受震撼，流泪承诺向中央如实秉报。

三是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的极端行为。

该农场是知青回城风潮的初始之地，赵凡率领的工作组亦到此。

工作组召开知青大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此事鲜见披露，但相信不是空穴来风，这样的事情，绝望中的知青是绝对做得出来的)。

会间，情绪激动的吴姓北京知青上台，面对工作组成员，掏出匕首割腕自残。

鲜血喷涌。

群情激愤。

此事对赵凡及工作组成员的震撼，想必是达到了顶点，亦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

工作组电话急报北京，并当场极力安抚，缓解事态。

随后有以国务院知青办名义拟文的请示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

报告有“六条”内容，大致如下；

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

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回城大门洞开，知青们无不欢喜雀跃

2月上旬，云南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研究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农场知青们亦闻风而动，陆续返城。

此风很快从云南蔓延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各类知青悉尽返城，中国历时二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事后，社会上对此多有猜测，议论和自述，各说不一。

众所周知，在中国，此类事关大局的重要决定，没有最高决策者的点头，不起任何作用。坊间流传邓公曾有看法，说我们花了上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其态度及可能的决定，由此可揣。

当然，还有一个被很多人所忽视的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邓小平已经反复运筹帷幄已久的对越自卫反击，迫在眉睫，云南是拟定战区之一。大战在即，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绝不能阻塞，据说知青请愿团昆明羊方凹卧轨，就滞塞了执行任务的军列。

况且整个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社会更不能因此混乱。

知青虽多，但毕竟事小，岂容干挠了大局。

利弊权衡，抓大放小，知青问题于是一了百了，终得彻底解决。

历史就是如此，存在着许多的偶然和不确定，所谓世事无常，凶吉难料。宏大的棋局和个人的命运，往往交织缠绕，无法预测。有些时候，纭纭众生视之为穷途末路的艰难险阻，因某事某人某个契机，也许在不经意间，就畅通了平坦大道。

今年是成都重庆知青赴云南55周年，返城的支哥支妹们“倾巢”相聚，蜂拥而至，说今论昔，追忆往事。

他(她)们没有忘记。

他(她)们不会忘记。

曾经的青春，岁月。

曾经的连队，故人。

还有漫山遍野的胶林……。

时光流逝，知青们渐渐老矣。

支哥大都成了老登甚至是上古神登，支妹则被人喊成了老娘儿或者太婆，这是自然的规律，无法抗拒。

知青不会忘记。

共和国也不会忘记，正如那张知青歌曲专辑《知青之歌》所点注的鲜明标题。

“共和国不会忘记”。

共和国，

不会忘记。